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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刚堂， 45岁，山东聊城农民，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原型。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幼子走失，从此他踏上漫漫寻子路。18年来，他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儿子至今仍未找到。
2013年2月初，郭刚堂家来了三个提着行李箱的陌生人。他知道其中一人是著名导演、编剧彭三源，因为之前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者给他介绍了彭三源的情况。
临近春节，由于需要深入了解郭刚堂的故事，再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彭三源和助手在郭家住了三天。
今年三月，电影《失孤》上映当天，45岁的郭刚堂跟百余名观众一起进了影院。
开场几分钟，主角出场，摩托车、寻子旗、黑挎包，这是郭刚堂寻子路上的标配。天王将聊城硬汉18年单骑寻子的故事搬上了银幕。
刘德华还没开口，郭刚堂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观众，他从座位上起身，绕到放映厅侧边，坐在台阶上。不敢出声，他就咬自己的手指，把头埋进膝盖。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除了口音不像，郭刚堂觉得，“天王”把他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1997年，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振被人贩子抱走。发动亲友拉网式搜索，无济于事，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天涯寻亲。
一辆摩托车，插着印有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那是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除去新疆、西藏，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其余所有省份，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他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儿子刚走失一两年时，有次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老板看着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眼泪上涌，他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后辈，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甚至有老板想挖他过去唱歌。
在那之后，郭刚堂，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茂盛的自尊，一起没了踪影。
两年前彭三源来到郭刚堂家里，冰冷。隆冬季节，炉子没生。临近春节，没有窗花，郭家没有一丝红色。
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这试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郭刚堂在寻子路上不停地看小郭振的照片。
为了儿子，郭刚堂放弃了前二十几年所有的骄傲。在路上，他乞讨、流浪，为了省钱找寺庙道观借宿。饭馆老板、街头混混，甚至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都曾对他挑衅、嘲笑、刁难，怕跟人起冲突误事儿，他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來，也要硬挤出张笑脸，求这一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唯一一次冲突是有年在河北，路边吃饭时碰到几个醉汉，原本挨了几下可以忍过去，但对方把旗子扯下，在孩子的照片上跺了几脚。
挨完揍推着摩托车走了一会儿，郭刚堂忍不了了，折回去和他们打了起来。
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付成至今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
妻子张文革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拦不住。最初几年，就是目送丈夫骑上摩托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郭刚堂报平安。
有年冬天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手指上裂开口子，不敢动。半夜实在骑不动了，躲在一个小土堆后背身休息，困意袭来，零下30几摄氏度，郭刚堂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
他就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郭刚堂说，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有没有想过放弃？
18年，遭受太多痛苦，儿子却杳无音信。想过放弃吗？郭刚堂说，只有一次。
那年，他骑到大别山碰到大雨。山里的邪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打在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响。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骂，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这风，就不能小点儿吗？
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道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卡在水泥桩中间望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
“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
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着啪啪的声响。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天南海北地找，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他觉得和郭振在一起。 缺席两个孩子的童年
如果可以，郭刚堂希望能把自己劈成两个。一个在路上继续寻找大儿子，另一个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儿。
1999年，二儿子郭伟出生。产房外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郭刚堂短暂地进入了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又陷入寻找失去的那条胳膊的执拗中。
张文革承担了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郭伟长大。
与十几年一直为郭振心如刀绞不同，第一次为二儿子感到心痛时，郭伟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有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去学校看儿子，学校是市重点，正是午饭时间，孩子们的午餐都很丰盛。
在人群中找到郭伟时，他拿着两个干巴的烧饼，正在往上面挤一包类似辣条的东西。
别人的孩子吃排骨鸡蛋，自己儿子吃烧饼。那一瞬间，郭刚堂问自己，“我做得真的对吗？”
郭刚堂说去方便一下，其实又躲到角落里捶墙。往年一些场景浮现在眼前——郭刚堂甚至带着郭伟一起去寻找郭振，他觉得这天经地义。在天津塘沽，问了一家旅馆太贵，5岁的郭伟说：“爸爸，我们找便宜的地方去吧。”如今，二儿子也长大了：“爸，等你走不动了，我替你去找我哥。”这些曾让郭刚堂感动不已的记忆碎片，一瞬间都成了玻璃碴，扎在心上。“丢孩子的是我，不是郭伟，他不该跟我一起受罪。”
今年临近春节，16岁的郭伟跟老爸打了场篮球，郭刚堂投了几个三分，郭伟在场边感叹，“爸，你原来这么牛掰呢。”
这句话让郭刚堂觉得亏欠，他不仅会打篮球，游泳也不错，可这些，郭伟都不知道。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十几年，让他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走了18年的回家路
想说放下，可有什么消息传到耳朵里，一脚油门又出去了。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告知，这孩子左脚上也有一块像郭振一样的伤疤。
苦寻十几年，那是郭刚堂觉得离郭振最近的一次。
警方告知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下午4点，电话响起，全家屏住呼吸。
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
见到孩子的一刻，郭刚堂扑上去想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郭刚堂瞬间清醒，不是我儿子。
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买的人，让来路不明的孩子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
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
十几年的寻子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10多起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个，都死掉了。他决定，不出去了。
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儿子是永远的牵绊
18年来，这是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
回来之后，郭刚堂病了大半年。那也是张文革十几年中跟丈夫呆得最久的一年，他们会去散步，有更多时间陪孩子。大病之后，家人给了郭刚堂许多温暖。
但郭振仍在另一端扯着，这端安稳喜乐的时候，郭振就浮现出来，一直是两岁时的样子，走路都不稳，摇摇晃晃地找他抱。
他可以做到不骑摩托车离家，却放不下寻找郭振。
最近几年，郭刚堂看到了网络的力量。自从2009年底，郭刚堂接触到宝贝回家寻子网，结识了很多志愿者，他才意识到，原来丢失孩子的群体这么庞大。从那时起，郭刚堂的寻找不再漫无目的，他开始和志愿者结伴行动，帮助同样遭遇的家庭一起寻找。
2011年2月他注册了微博，2000多条微博，每一条都关于打拐寻亲。2014年底，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他成立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他是法人。
至今，郭刚堂已经帮7个家庭找到了孩子，儿子郭振仍然没有下落。
《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缘聚自会相见。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很多次借宿禅院的夜晚，他听过同样的话。
影院内灯光亮起，郭刚堂来不及收拾悲伤，就投入到拥过来的媒体采访中。他知道，那是他的机会，也是郭振的机会。
虽然接受过的采访不计其数，他仍请求记者再报道一次儿子的信息：
郭振，1997年9月21日生，2歲半时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本文摘自《新京报》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幼子走失，从此他踏上漫漫寻子路。18年来，他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儿子至今仍未找到。
2013年2月初，郭刚堂家来了三个提着行李箱的陌生人。他知道其中一人是著名导演、编剧彭三源，因为之前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者给他介绍了彭三源的情况。
临近春节，由于需要深入了解郭刚堂的故事，再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彭三源和助手在郭家住了三天。
今年三月，电影《失孤》上映当天，45岁的郭刚堂跟百余名观众一起进了影院。
开场几分钟，主角出场，摩托车、寻子旗、黑挎包，这是郭刚堂寻子路上的标配。天王将聊城硬汉18年单骑寻子的故事搬上了银幕。
刘德华还没开口，郭刚堂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观众，他从座位上起身，绕到放映厅侧边，坐在台阶上。不敢出声，他就咬自己的手指，把头埋进膝盖。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除了口音不像，郭刚堂觉得，“天王”把他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1997年，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振被人贩子抱走。发动亲友拉网式搜索，无济于事，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天涯寻亲。
一辆摩托车，插着印有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那是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除去新疆、西藏，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其余所有省份，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他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儿子刚走失一两年时，有次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老板看着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眼泪上涌，他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后辈，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甚至有老板想挖他过去唱歌。
在那之后，郭刚堂，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茂盛的自尊，一起没了踪影。
两年前彭三源来到郭刚堂家里，冰冷。隆冬季节，炉子没生。临近春节，没有窗花，郭家没有一丝红色。
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这试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为了儿子，郭刚堂放弃了前二十几年所有的骄傲。在路上，他乞讨、流浪，为了省钱找寺庙道观借宿。饭馆老板、街头混混，甚至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都曾对他挑衅、嘲笑、刁难，怕跟人起冲突误事儿，他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來，也要硬挤出张笑脸，求这一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唯一一次冲突是有年在河北，路边吃饭时碰到几个醉汉，原本挨了几下可以忍过去，但对方把旗子扯下，在孩子的照片上跺了几脚。
挨完揍推着摩托车走了一会儿，郭刚堂忍不了了，折回去和他们打了起来。
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付成至今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
妻子张文革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拦不住。最初几年，就是目送丈夫骑上摩托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郭刚堂报平安。
有年冬天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手指上裂开口子，不敢动。半夜实在骑不动了，躲在一个小土堆后背身休息，困意袭来，零下30几摄氏度，郭刚堂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
他就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郭刚堂说，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有没有想过放弃？
18年，遭受太多痛苦，儿子却杳无音信。想过放弃吗？郭刚堂说，只有一次。
那年，他骑到大别山碰到大雨。山里的邪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打在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响。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骂，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这风，就不能小点儿吗？
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道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卡在水泥桩中间望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
“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
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着啪啪的声响。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天南海北地找，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他觉得和郭振在一起。 缺席两个孩子的童年
如果可以，郭刚堂希望能把自己劈成两个。一个在路上继续寻找大儿子，另一个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儿。
1999年，二儿子郭伟出生。产房外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郭刚堂短暂地进入了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又陷入寻找失去的那条胳膊的执拗中。
张文革承担了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郭伟长大。
与十几年一直为郭振心如刀绞不同，第一次为二儿子感到心痛时，郭伟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有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去学校看儿子，学校是市重点，正是午饭时间，孩子们的午餐都很丰盛。
在人群中找到郭伟时，他拿着两个干巴的烧饼，正在往上面挤一包类似辣条的东西。
别人的孩子吃排骨鸡蛋，自己儿子吃烧饼。那一瞬间，郭刚堂问自己，“我做得真的对吗？”
郭刚堂说去方便一下，其实又躲到角落里捶墙。往年一些场景浮现在眼前——郭刚堂甚至带着郭伟一起去寻找郭振，他觉得这天经地义。在天津塘沽，问了一家旅馆太贵，5岁的郭伟说：“爸爸，我们找便宜的地方去吧。”如今，二儿子也长大了：“爸，等你走不动了，我替你去找我哥。”这些曾让郭刚堂感动不已的记忆碎片，一瞬间都成了玻璃碴，扎在心上。“丢孩子的是我，不是郭伟，他不该跟我一起受罪。”
今年临近春节，16岁的郭伟跟老爸打了场篮球，郭刚堂投了几个三分，郭伟在场边感叹，“爸，你原来这么牛掰呢。”
这句话让郭刚堂觉得亏欠，他不仅会打篮球，游泳也不错，可这些，郭伟都不知道。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十几年，让他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走了18年的回家路
想说放下，可有什么消息传到耳朵里，一脚油门又出去了。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告知，这孩子左脚上也有一块像郭振一样的伤疤。
苦寻十几年，那是郭刚堂觉得离郭振最近的一次。
警方告知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下午4点，电话响起，全家屏住呼吸。
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
见到孩子的一刻，郭刚堂扑上去想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郭刚堂瞬间清醒，不是我儿子。
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买的人，让来路不明的孩子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
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
十几年的寻子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10多起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个，都死掉了。他决定，不出去了。
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儿子是永远的牵绊
回来之后，郭刚堂病了大半年。那也是张文革十几年中跟丈夫呆得最久的一年，他们会去散步，有更多时间陪孩子。大病之后，家人给了郭刚堂许多温暖。
但郭振仍在另一端扯着，这端安稳喜乐的时候，郭振就浮现出来，一直是两岁时的样子，走路都不稳，摇摇晃晃地找他抱。
他可以做到不骑摩托车离家，却放不下寻找郭振。
最近几年，郭刚堂看到了网络的力量。自从2009年底，郭刚堂接触到宝贝回家寻子网，结识了很多志愿者，他才意识到，原来丢失孩子的群体这么庞大。从那时起，郭刚堂的寻找不再漫无目的，他开始和志愿者结伴行动，帮助同样遭遇的家庭一起寻找。
2011年2月他注册了微博，2000多条微博，每一条都关于打拐寻亲。2014年底，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他成立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他是法人。
至今，郭刚堂已经帮7个家庭找到了孩子，儿子郭振仍然没有下落。
《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缘聚自会相见。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很多次借宿禅院的夜晚，他听过同样的话。
影院内灯光亮起，郭刚堂来不及收拾悲伤，就投入到拥过来的媒体采访中。他知道，那是他的机会，也是郭振的机会。
虽然接受过的采访不计其数，他仍请求记者再报道一次儿子的信息：
郭振，1997年9月21日生，2歲半时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本文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