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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路在旧法租界时称巨籁达路，是一个法国人姓名。它在上海成千条马路中属于并不繁华的一条，西段更显幽静。我青年时代在上海生活的岁月中，在巨鹿路上只住过半年多，却是生命中最难以忘却的一段时日。
1945年上半年，因为全家从上海迁往当时米价物价比较低廉的扬州，我和父亲向巨鹿路820弄景华新村27号一位同乡家借楼下一间房栖身。景华新村是比较高档的弄堂，我们父子却是低档住户。父亲濒临失业，我则一边在嘉善路一所小学教书，一边在大学就读，生活虽十分困苦，心情却也乐观开朗。当时正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国法西斯侵略军之后，大举反攻，已经从乌克兰攻入波兰，直指希特勒老巢柏林。太平洋战场日本强盗的凶焰日益减弱，节节败退。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上以“秋风扫落叶的时刻到了”为标题，形象地表明当时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鼓舞了处于日寇铁蹄下漫漫长夜中积极准备迎接黎明的人们。
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景华新村那间屋里，静静地写入党申请书。既兴奋，又忐忑不安。我早就向好友廖临提出参加共产党的愿望，他对我很了解，很熟悉，也一直鼓励我，前几天就明白地要我写申请书，还教我要用钢笔尖蘸淀粉冲化的水浆写，写到下一行，上一行就看不清了，以致想再看一遍作些修改都不可能。这是地下工作时通用的方法，为了安全，其实如果真的出事，只要在火上轻轻一烤，字迹立刻显现，无从保密的。
廖临取走我的申请书不久，就来通知：党组织已经批准我的入党申请。他微笑着紧紧同我握手，表示祝贺，说将由党组织另派人来同我联系，约定了时间和暗号。到那天来的是丁景唐同志。他第一次来接头的时候，显然对景华新村这样的高级弄堂有些警惕，进出时对左右前后仔细观察了一阵，也许怀疑是否会有什么敌特伪高官住在此处。这种可能性自然不能说没有，不过直到抗战胜利后两三个月我搬离此处以及以后多年，还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资料。倒是十几年前看到过陈修良老同志一篇文章，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这弄堂里的一座楼里，曾经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秘密机关达十年之久，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等同志经常出入。这么说，我竟有幸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在同一弄堂里参加党的组织，这倒是丁景唐同志和我都不曾料到的。
我更没有料到过了四年，上海解放以后，景华新村向东不远的巨鹿路675号那幢西式三层小洋房，成为我常来的地方。那时门口悬挂的牌子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我有幸成为“文协上海分会”首批会员之一，介绍人是解放前曾在地下领导过我的萧岱同志。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解放日报》编辑，由于上夜班，所以白天有时间以一个业余作者身份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后来也有一段时期由于报纸工作需要，正式列席文艺界上层的一些会议。在巨鹿路675号，我见到过原先认识的唐弢、柯灵、魏金枝、许杰、王辛笛等前辈，初次结识解放区来的菡子、陈山时，他们都还穿着黄绿色军装。原先我以为随军南下的文学作者都是山东、河北人，不料听他们一开口都是江浙口音，顿时就产生亲近感。
195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这里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市委书记、市长陈毅同志也来参加，并且讲了话。大意是希望上海文学工作者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才能用笔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他说到希望大家能接受时代的考验，引用了一句旧诗：“十年成败几多人。”陈总那天讲话我已记不清楚，这句话却一直记住，常常引为警策。忘了是在这次讲话以前还是以后的“文艺整风”时，我参加过二楼上举行的几次小型会议，听当时上海文艺界领导夏衍、于伶、贺绿汀等同志检讨发言。不过那时一般都是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绝无后来一些年那种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严峻气氛。
“文协上海分会”正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时，我已调到北京工作。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恢复副刊，上海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都给予热情支持。巴金同志带头用“余一”笔名写了一篇《鸣起来吧！》，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口头上称赞“百家争鸣”，要大胆地先来“鸣”一下。他讲的完全是真心话，却为他带来不少麻烦。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我去上海的机会不多，却不断听到这位作家挨整、那篇作品挨批的消息。遥想在张春桥之流煽起的“左”风横扫下，巨鹿路675号不会是一块清静的净土。1962年5月上海举行“文代会”时，我也没有机会聆听巴金同志轰动文艺界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那篇掷地作金石声的发言，实际上就是对“左”风的有力鞭挞。其后几年，直到“大革文化命”年代，来上海次数不多。只记得1969年被称宣布“解放”之后，奉命同另一位同志来上海组织“大批判”稿件。巨鹿路675号门前已不见上海作协牌子，却在二楼楼梯口看到一个现象：巴金和沈尹默两位文艺界名人的“认罪书”贴在墙上。这在“文革”中到处可见，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两份认罪书都张贴在过去贴布告的玻璃框内，还上了锁。对已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何如此善意保护？一问，才知道这二位的“认罪书”每一次贴出，第二天就不翼而飞，是有人揭回去认真研究以备深入批判，还是有意保存名家即使是“认罪书”的书法手迹？不得而知。我倒很希望被偷偷揭下来的真迹，现在尚珍贵地保存在有心人手中，将来还有面世机会。1971年初春又去上海，见到徐开垒兄，听他悄悄说起老友闻捷被迫害致死的噩耗，顿时悲愤填膺，欲哭无泪，那时路过巨鹿路，都不愿朝那座小楼望一望。
十年动乱结束后，有好几次去上海，同巴金、于伶、柯灵、吴强、杜宣、王西彦、钟望阳、黄裳、何为、茹志鹃、哈华、芦芒、李子云等前辈和老友劫后重逢，十分欣喜，感到都是幸存者。也有机会参加上海作协的一些活动，比如有一次去参观江阴华西村，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巨变。还有一次去巨鹿路，萧岱同志正在安排机关里同志参加李子云同志令尊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自然也挤上面包车，随大家一起去龙华向老人行礼致哀。当时主持上海作协日常工作的萧岱或丰村同志似乎仍算我是上海作协会员，我也似乎理所当然地参加活动，直到如今，仍然保持这种心情。虽然这些年每次去巨鹿路，都会听到一些故人远去的消息，不免浮起“访旧半为鬼”的感伤，但是有幸又熟识了一些新朋友，如王安忆、王小鹰、赵丽宏、叶辛、竹林……还有比他们更年轻的男女青年作家。我每天都收到上海的日报和晚报，每当读到旧友新知的小说、散文、诗歌新作，看到他们的消息，都分外亲切。看到巨鹿路675号那座熟悉的古老建筑历经风霜之后披上新装，也感到欣喜。有一次在楼下那座大厅旁一间屋内同友人茶叙，蓦然想起当年听陈毅市长讲话和初次遇到北京来的周扬、张光年同志的情景，恍如昨日，却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
前几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有一次大会散后，上海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前台阶上排列成行，准备合影留念，我恰好走过，见此场面，不禁凑上去说：“我也算一名上海作家吧？”站在后排台阶上的叶辛忙答：“当然当然，欢迎来一起照！”“咔嚓”一声微响，就将我这名“上海作协”的退伍老兵定格在上海作家群中了。
1945年上半年，因为全家从上海迁往当时米价物价比较低廉的扬州，我和父亲向巨鹿路820弄景华新村27号一位同乡家借楼下一间房栖身。景华新村是比较高档的弄堂，我们父子却是低档住户。父亲濒临失业，我则一边在嘉善路一所小学教书，一边在大学就读，生活虽十分困苦，心情却也乐观开朗。当时正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国法西斯侵略军之后，大举反攻，已经从乌克兰攻入波兰，直指希特勒老巢柏林。太平洋战场日本强盗的凶焰日益减弱，节节败退。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上以“秋风扫落叶的时刻到了”为标题，形象地表明当时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鼓舞了处于日寇铁蹄下漫漫长夜中积极准备迎接黎明的人们。
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景华新村那间屋里，静静地写入党申请书。既兴奋，又忐忑不安。我早就向好友廖临提出参加共产党的愿望，他对我很了解，很熟悉，也一直鼓励我，前几天就明白地要我写申请书，还教我要用钢笔尖蘸淀粉冲化的水浆写，写到下一行，上一行就看不清了，以致想再看一遍作些修改都不可能。这是地下工作时通用的方法，为了安全，其实如果真的出事，只要在火上轻轻一烤，字迹立刻显现，无从保密的。
廖临取走我的申请书不久，就来通知：党组织已经批准我的入党申请。他微笑着紧紧同我握手，表示祝贺，说将由党组织另派人来同我联系，约定了时间和暗号。到那天来的是丁景唐同志。他第一次来接头的时候，显然对景华新村这样的高级弄堂有些警惕，进出时对左右前后仔细观察了一阵，也许怀疑是否会有什么敌特伪高官住在此处。这种可能性自然不能说没有，不过直到抗战胜利后两三个月我搬离此处以及以后多年，还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资料。倒是十几年前看到过陈修良老同志一篇文章，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这弄堂里的一座楼里，曾经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秘密机关达十年之久，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等同志经常出入。这么说，我竟有幸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在同一弄堂里参加党的组织，这倒是丁景唐同志和我都不曾料到的。
我更没有料到过了四年，上海解放以后，景华新村向东不远的巨鹿路675号那幢西式三层小洋房，成为我常来的地方。那时门口悬挂的牌子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我有幸成为“文协上海分会”首批会员之一，介绍人是解放前曾在地下领导过我的萧岱同志。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解放日报》编辑，由于上夜班，所以白天有时间以一个业余作者身份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后来也有一段时期由于报纸工作需要，正式列席文艺界上层的一些会议。在巨鹿路675号，我见到过原先认识的唐弢、柯灵、魏金枝、许杰、王辛笛等前辈，初次结识解放区来的菡子、陈山时，他们都还穿着黄绿色军装。原先我以为随军南下的文学作者都是山东、河北人，不料听他们一开口都是江浙口音，顿时就产生亲近感。
195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这里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市委书记、市长陈毅同志也来参加，并且讲了话。大意是希望上海文学工作者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才能用笔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他说到希望大家能接受时代的考验，引用了一句旧诗：“十年成败几多人。”陈总那天讲话我已记不清楚，这句话却一直记住，常常引为警策。忘了是在这次讲话以前还是以后的“文艺整风”时，我参加过二楼上举行的几次小型会议，听当时上海文艺界领导夏衍、于伶、贺绿汀等同志检讨发言。不过那时一般都是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绝无后来一些年那种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严峻气氛。
“文协上海分会”正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时，我已调到北京工作。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恢复副刊，上海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都给予热情支持。巴金同志带头用“余一”笔名写了一篇《鸣起来吧！》，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口头上称赞“百家争鸣”，要大胆地先来“鸣”一下。他讲的完全是真心话，却为他带来不少麻烦。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我去上海的机会不多，却不断听到这位作家挨整、那篇作品挨批的消息。遥想在张春桥之流煽起的“左”风横扫下，巨鹿路675号不会是一块清静的净土。1962年5月上海举行“文代会”时，我也没有机会聆听巴金同志轰动文艺界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那篇掷地作金石声的发言，实际上就是对“左”风的有力鞭挞。其后几年，直到“大革文化命”年代，来上海次数不多。只记得1969年被称宣布“解放”之后，奉命同另一位同志来上海组织“大批判”稿件。巨鹿路675号门前已不见上海作协牌子，却在二楼楼梯口看到一个现象：巴金和沈尹默两位文艺界名人的“认罪书”贴在墙上。这在“文革”中到处可见，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两份认罪书都张贴在过去贴布告的玻璃框内，还上了锁。对已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何如此善意保护？一问，才知道这二位的“认罪书”每一次贴出，第二天就不翼而飞，是有人揭回去认真研究以备深入批判，还是有意保存名家即使是“认罪书”的书法手迹？不得而知。我倒很希望被偷偷揭下来的真迹，现在尚珍贵地保存在有心人手中，将来还有面世机会。1971年初春又去上海，见到徐开垒兄，听他悄悄说起老友闻捷被迫害致死的噩耗，顿时悲愤填膺，欲哭无泪，那时路过巨鹿路，都不愿朝那座小楼望一望。
十年动乱结束后，有好几次去上海，同巴金、于伶、柯灵、吴强、杜宣、王西彦、钟望阳、黄裳、何为、茹志鹃、哈华、芦芒、李子云等前辈和老友劫后重逢，十分欣喜，感到都是幸存者。也有机会参加上海作协的一些活动，比如有一次去参观江阴华西村，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巨变。还有一次去巨鹿路，萧岱同志正在安排机关里同志参加李子云同志令尊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自然也挤上面包车，随大家一起去龙华向老人行礼致哀。当时主持上海作协日常工作的萧岱或丰村同志似乎仍算我是上海作协会员，我也似乎理所当然地参加活动，直到如今，仍然保持这种心情。虽然这些年每次去巨鹿路，都会听到一些故人远去的消息，不免浮起“访旧半为鬼”的感伤，但是有幸又熟识了一些新朋友，如王安忆、王小鹰、赵丽宏、叶辛、竹林……还有比他们更年轻的男女青年作家。我每天都收到上海的日报和晚报，每当读到旧友新知的小说、散文、诗歌新作，看到他们的消息，都分外亲切。看到巨鹿路675号那座熟悉的古老建筑历经风霜之后披上新装，也感到欣喜。有一次在楼下那座大厅旁一间屋内同友人茶叙，蓦然想起当年听陈毅市长讲话和初次遇到北京来的周扬、张光年同志的情景，恍如昨日，却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
前几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有一次大会散后，上海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前台阶上排列成行，准备合影留念，我恰好走过，见此场面，不禁凑上去说：“我也算一名上海作家吧？”站在后排台阶上的叶辛忙答：“当然当然，欢迎来一起照！”“咔嚓”一声微响，就将我这名“上海作协”的退伍老兵定格在上海作家群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