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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乘坐豪华游轮，饱览三峡美景的时候；当你漫步江滨长堤，覌赏两岸现代文明的时候，你是否想过：长江中还有一种你曾在影视或绘画中看到过、而今已经消失的风景，那就是“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轻”。碧水、白帆、木船、纤夫……如果你对这消失的风景感兴趣的话，我将以亲身的经历向你讲述一个末代纤夫的故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从教师岗位被下放到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农场。木船是出入农场唯一的交通工具。我去那天，场领导见我年轻，便把我分配到一只载重10吨的小木船上当船工。小木船上一共7人，驾长姓穆，是从农村雇来的工人和技术指导，其余6人都是下放教师或机关干部。第一次任务，从农场装载2万斤蔬菜到县城，船行下水，十分轻松。船上共有3支6米多长的大桨，两人划1支，除少许滩头需要划上几桨外，多数时间船工们都坐在翘起的桨把上，说天道地，任船儿随水飘流。大约40分钟后，10公里远的县城就到了。如果兴致好，我们还可一边唱船工号子，一边随着节奏划桨。恰巧船上有一位当过海军战士姓王的音乐教师，让我们的船歌唱得比别的船工更优美：
手划桡片（嗬火），走江湖（嗬火），
哪卅哪县（嗬火），我不熟（嗬火）。
荣、隆二昌（嗬火），出麻布（嗬火），
忠县出的（嗬火），豆腐肉（嗬火）；
内江白糖（嗬火），自贡盐（嗬火），
泸州好酒（嗬火），是大曲（嗬火）；
合川桃片（嗬火），宝宁醋（嗬火），
江津炒米糖（嗬火），猪油酥……
要是行上水，就没有那份潇洒、悠闲与惬意了。上水时，3支木桨的力量远不及江水的下冲力，6名船工除留下1人做前驾长外，其余5人都得上岸做纤夫（当地人叫“扯船仔”），背负着沉重的纤绳，沿着弯曲的河岸，与激流险滩搏斗，“脚踩卵石手扒沙”地爬上4个小时，才能把船从县拖回到农场。
记得第一次拉纤，我就被穆驾长骂得狗血淋头。什么“你龟儿子没有吃饭吗”，“跌跌撞撞干啥子”，“屁股翘高点，没得那个来笑你”……这种侮辱人格的责骂，一路上不绝于耳。对我这个从教室里走出来的小学教师，觉得比体力上的重负更加难受，却只能让泪水和汗水任意流淌。
黄昏时分，船靠岸了，疲惫不堪的纤夫们打桩拴缆，各自收拾好行头回到船上。船上有一台自炊的炉灶，为了不停航，上水忙碌时简单的一饭一菜都由穆驾长代理，此时他已将热腾腾的饭菜端进“脚窝”（船尾有篷的舵室），又饿又累的纤夫们各自端上自已那一份饭菜，坐在“行码”（船沿）或小木凳上狼吞虎咽。我心里由于还记着拉纤途中的辱骂，拒绝与驾长“同桌”，独自端着饭碗走向船头，可穆驾长竟然若无其事地叫我过去喝酒。后来，比我先上船的音乐老师告诉我：“驾长们都是这样，语言粗鲁，连父子之间也照骂不误。因为行船时稍有失误，就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船上流行着一句俗话，叫‘武蘖找来笑和吃’，只要船一靠岸，途中的争吵辱骂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大家喝茶吃酒，啥事也没有了。这是职业习惯，和唱戏的人‘笑和找来武蘖吃’正好相反，都是由特殊生活造成的。”
当然，船行上水也有特别舒畅的时候，那就是背后突然吹来一股凉风，如果这风速又足够大，驾长便会把纤绳一抖一松，向纤夫们发出“上船”的“电报”。这时候，纤夫们立刻收起行头，欢呼着飞奔上船，解缆、升帆，各司其职，忙个不停。一阵紧锣密鼓的忙乱以后，海军战士兼音乐老师的老王又“呼噜噜”地吹起唤风哨子，巨大的白帆鼓起来了。清风拂面，劳累顿消。船儿飞快地向前疾驰。听着江水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叮咚叮咚”的响声，你能体会到纤夫们胸中突然升腾起来的激情吗？我想，没有亲身体验过纤夫生活的人，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也绝对感受不了那热辣辣的欲罢不能的快感！这时候，老王又带头唱起悠扬的川江号子：
四川省水码头要数重庆，
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
千厮门棉花包雪白如银。
临江门卖木材树料齐整，
通远门锣鼓响抬出死人。
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
储奇门卖药材供人医病。
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
金紫门对着那镇台衙门……
如果从重庆城返回农场，那就更苦了，虽说只有40多公里的路程，小木船却要在途中经历两天半到三天时间，要将纤绳一次又一次绕过沿江林立着的高耸的船桅，还要与航线上无数的险滩恶浪搏斗，其中最困难的一处险滩叫青崖子。也许是大禹治水时搞得匆忙了一点，将一道七高八低、数十米长的石梁横卧于江心，变成一道高高的“铁门槛”，挡住了河水的去路。不甘被拦腰阻断的江水像一头愤怒的雄狮，一边奔腾一边吼叫，让几公里以外的行人都感到胆战心惊。对我们来说，每次过铁门槛则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为了保住船工的性命和两万斤货物不受损，穆驾长必须将船停在滩下的回水沱里，一边养精蓄锐，检查和整理纤绳，一边向纤夫们鼓劲和进行安全教育，遇到危险时如何逃生。有一次船装重载从重庆返场，穆驾长将航程作了特别的安排和调整，让我们头天下午早早地歇宿滩下，看好纤路，以便养精蓄锐，第二天头船过滩。
青崖子滩长、水急、航道狭窄，有点像城市里的单车道，木船只能一只只按顺序“过坎”。岸边乱石嶙峋，纤路崎岖，稍有差错就可能船毁人亡，据说每年都有船在此处沉没。我们的船上滩后，老王的“催命号子”就一阵紧一阵地响起来。不久，船到铁门槛下，好像被什么东西胶着一般，长时间凝滞不动。老王的号子越来越急促，大家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每吼一声，我们就用力强行半步，然后手抓脚蹬，尽力将这半步稳固下来。有好几次，刚刚前进了一小步，立刻又被激流拉着倒退了两步，有一次竟退了四五公尺，每个人的脚下都被拖出一道凹槽，碎石四处横飞，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惊胆战。
正当我们陷入绝境时，后面忽然来了一大群人，二话不说，把他们的“搭拔”挂在我们的“搭拔”上，变“单式”为“复式”。由于忽然增加的几十匹“马力”，我们的船儿竟像蛟龙出水，一下子跃过了奔腾咆哮的铁门槛。
“兄弟伙，慢慢走好！”
进入平水以后，那群人取下搭拔，向后面的一只大船跑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我问老王。
“这是穆驾长精心策划的一个‘鬼点子’。”老王说，“前些年滩下有很多专门拉滩的临工，只要船主一声吆喝，临工们就会立刻加入纤夫的行列，过滩后只需付给每人一点小费即可。后来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出打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们不敢冒生命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双重危险，拉纤临工就自然消失。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船工们自发地创建了一种新的‘换工’形式：当前面的船只在滩头与激流博斗，挡住航道时，后面等待过滩的船只主动派出自己的纤夫去支援。待前船顺利过滩后，前船又派出自己的船员和后面的船员一起拉滩。如遇行船高峰，所有的船只都排队等待过滩时，则采取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方式：即第一只船过滩时，第二只船主动派人支援，第二只船过滩，第三只船派人支援，依次类推，只由后船帮前船，前船不再回头。最后的船如无特殊情况，就歇息下来，等待第二天再走。这种不计报酬的合作方式，我们称之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生活。
“滔滔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长江不但以她甜美的乳汁养活了纤夫和沿江两岸成千上万的华夏儿女，而且还以她特有的方式——激流和天堑——“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锻炼儿女们的意志和智慧，让他们更加勇敢、坚强和富于迎难而上的团队精神！长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高瞻远瞩的伟大母亲，把她的儿女教育成世界上最强悍和最具献身精神的优秀民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从教师岗位被下放到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农场。木船是出入农场唯一的交通工具。我去那天，场领导见我年轻，便把我分配到一只载重10吨的小木船上当船工。小木船上一共7人，驾长姓穆，是从农村雇来的工人和技术指导，其余6人都是下放教师或机关干部。第一次任务，从农场装载2万斤蔬菜到县城，船行下水，十分轻松。船上共有3支6米多长的大桨，两人划1支，除少许滩头需要划上几桨外，多数时间船工们都坐在翘起的桨把上，说天道地，任船儿随水飘流。大约40分钟后，10公里远的县城就到了。如果兴致好，我们还可一边唱船工号子，一边随着节奏划桨。恰巧船上有一位当过海军战士姓王的音乐教师，让我们的船歌唱得比别的船工更优美：
手划桡片（嗬火），走江湖（嗬火），
哪卅哪县（嗬火），我不熟（嗬火）。
荣、隆二昌（嗬火），出麻布（嗬火），
忠县出的（嗬火），豆腐肉（嗬火）；
内江白糖（嗬火），自贡盐（嗬火），
泸州好酒（嗬火），是大曲（嗬火）；
合川桃片（嗬火），宝宁醋（嗬火），
江津炒米糖（嗬火），猪油酥……
要是行上水，就没有那份潇洒、悠闲与惬意了。上水时，3支木桨的力量远不及江水的下冲力，6名船工除留下1人做前驾长外，其余5人都得上岸做纤夫（当地人叫“扯船仔”），背负着沉重的纤绳，沿着弯曲的河岸，与激流险滩搏斗，“脚踩卵石手扒沙”地爬上4个小时，才能把船从县拖回到农场。
记得第一次拉纤，我就被穆驾长骂得狗血淋头。什么“你龟儿子没有吃饭吗”，“跌跌撞撞干啥子”，“屁股翘高点，没得那个来笑你”……这种侮辱人格的责骂，一路上不绝于耳。对我这个从教室里走出来的小学教师，觉得比体力上的重负更加难受，却只能让泪水和汗水任意流淌。
黄昏时分，船靠岸了，疲惫不堪的纤夫们打桩拴缆，各自收拾好行头回到船上。船上有一台自炊的炉灶，为了不停航，上水忙碌时简单的一饭一菜都由穆驾长代理，此时他已将热腾腾的饭菜端进“脚窝”（船尾有篷的舵室），又饿又累的纤夫们各自端上自已那一份饭菜，坐在“行码”（船沿）或小木凳上狼吞虎咽。我心里由于还记着拉纤途中的辱骂，拒绝与驾长“同桌”，独自端着饭碗走向船头，可穆驾长竟然若无其事地叫我过去喝酒。后来，比我先上船的音乐老师告诉我：“驾长们都是这样，语言粗鲁，连父子之间也照骂不误。因为行船时稍有失误，就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船上流行着一句俗话，叫‘武蘖找来笑和吃’，只要船一靠岸，途中的争吵辱骂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大家喝茶吃酒，啥事也没有了。这是职业习惯，和唱戏的人‘笑和找来武蘖吃’正好相反，都是由特殊生活造成的。”
当然，船行上水也有特别舒畅的时候，那就是背后突然吹来一股凉风，如果这风速又足够大，驾长便会把纤绳一抖一松，向纤夫们发出“上船”的“电报”。这时候，纤夫们立刻收起行头，欢呼着飞奔上船，解缆、升帆，各司其职，忙个不停。一阵紧锣密鼓的忙乱以后，海军战士兼音乐老师的老王又“呼噜噜”地吹起唤风哨子，巨大的白帆鼓起来了。清风拂面，劳累顿消。船儿飞快地向前疾驰。听着江水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叮咚叮咚”的响声，你能体会到纤夫们胸中突然升腾起来的激情吗？我想，没有亲身体验过纤夫生活的人，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也绝对感受不了那热辣辣的欲罢不能的快感！这时候，老王又带头唱起悠扬的川江号子：
四川省水码头要数重庆，
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
千厮门棉花包雪白如银。
临江门卖木材树料齐整，
通远门锣鼓响抬出死人。
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
储奇门卖药材供人医病。
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
金紫门对着那镇台衙门……
如果从重庆城返回农场，那就更苦了，虽说只有40多公里的路程，小木船却要在途中经历两天半到三天时间，要将纤绳一次又一次绕过沿江林立着的高耸的船桅，还要与航线上无数的险滩恶浪搏斗，其中最困难的一处险滩叫青崖子。也许是大禹治水时搞得匆忙了一点，将一道七高八低、数十米长的石梁横卧于江心，变成一道高高的“铁门槛”，挡住了河水的去路。不甘被拦腰阻断的江水像一头愤怒的雄狮，一边奔腾一边吼叫，让几公里以外的行人都感到胆战心惊。对我们来说，每次过铁门槛则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为了保住船工的性命和两万斤货物不受损，穆驾长必须将船停在滩下的回水沱里，一边养精蓄锐，检查和整理纤绳，一边向纤夫们鼓劲和进行安全教育，遇到危险时如何逃生。有一次船装重载从重庆返场，穆驾长将航程作了特别的安排和调整，让我们头天下午早早地歇宿滩下，看好纤路，以便养精蓄锐，第二天头船过滩。
青崖子滩长、水急、航道狭窄，有点像城市里的单车道，木船只能一只只按顺序“过坎”。岸边乱石嶙峋，纤路崎岖，稍有差错就可能船毁人亡，据说每年都有船在此处沉没。我们的船上滩后，老王的“催命号子”就一阵紧一阵地响起来。不久，船到铁门槛下，好像被什么东西胶着一般，长时间凝滞不动。老王的号子越来越急促，大家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每吼一声，我们就用力强行半步，然后手抓脚蹬，尽力将这半步稳固下来。有好几次，刚刚前进了一小步，立刻又被激流拉着倒退了两步，有一次竟退了四五公尺，每个人的脚下都被拖出一道凹槽，碎石四处横飞，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惊胆战。
正当我们陷入绝境时，后面忽然来了一大群人，二话不说，把他们的“搭拔”挂在我们的“搭拔”上，变“单式”为“复式”。由于忽然增加的几十匹“马力”，我们的船儿竟像蛟龙出水，一下子跃过了奔腾咆哮的铁门槛。
“兄弟伙，慢慢走好！”
进入平水以后，那群人取下搭拔，向后面的一只大船跑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我问老王。
“这是穆驾长精心策划的一个‘鬼点子’。”老王说，“前些年滩下有很多专门拉滩的临工，只要船主一声吆喝，临工们就会立刻加入纤夫的行列，过滩后只需付给每人一点小费即可。后来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出打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们不敢冒生命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双重危险，拉纤临工就自然消失。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船工们自发地创建了一种新的‘换工’形式：当前面的船只在滩头与激流博斗，挡住航道时，后面等待过滩的船只主动派出自己的纤夫去支援。待前船顺利过滩后，前船又派出自己的船员和后面的船员一起拉滩。如遇行船高峰，所有的船只都排队等待过滩时，则采取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方式：即第一只船过滩时，第二只船主动派人支援，第二只船过滩，第三只船派人支援，依次类推，只由后船帮前船，前船不再回头。最后的船如无特殊情况，就歇息下来，等待第二天再走。这种不计报酬的合作方式，我们称之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生活。
“滔滔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长江不但以她甜美的乳汁养活了纤夫和沿江两岸成千上万的华夏儿女，而且还以她特有的方式——激流和天堑——“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锻炼儿女们的意志和智慧，让他们更加勇敢、坚强和富于迎难而上的团队精神！长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高瞻远瞩的伟大母亲，把她的儿女教育成世界上最强悍和最具献身精神的优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