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报任安书》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作者在信中陈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抒发了为作《史记》而不得不忍辱偷生的痛苦之情。文章不仅结构严谨，饱含感情，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此外，其还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报任安书》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政治、军事、思想上的诸多时代背景大有裨益。
　　【关键词】：报任安书 时代背景 司马迁
　　一、政治上：汉武帝晚年残暴多疑且善变，当时政治黑暗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李陵事件的全过程，除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与羞耻，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汉武帝的状态及政治状况。《报任安书》载：“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获重罪，再结合当时“巫蛊之祸”的时代背景，任安对太子受节却闭门不出。事件刚刚平息之后，汉武帝认为其做法得当，然而征和三年，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又使得汉武帝态度突然转变，其认为任安是坐持两端，摇摆不定，于是判任安腰斩之刑。任安的状况实与司马迁“仆以口语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如出一辙。此外，通过这段《报任安书》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看出，汉武帝怀疑司马迁是在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其姐姐为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并且史实表明李陵事件的责任确实在于李广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晚年性情多变、任人唯亲的性格特点。从《报任安书》中的“塞睚眦之辞”、“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可以靠交钱赎罪及朝廷官员皆以汉武帝心情为准绳，政治黑暗可见一斑。
　　二、军事上：对外战争频繁，国力衰弱
　　首先从《报任安書》中“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我们可以看出李陵所率军队人数甚少，战争时间过久，且无援兵，并结合汉武帝征伐匈奴的史实可以看到此时讨伐匈奴已经给西汉带来了重大影响，国力有所衰弱。邓之诚在《中華二千年史》上册中评论到“武帝用兵四方，国用不继，令民纳资为吏。后世捐纳之例，始于此。”，另据《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选举陵夷，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而始。……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此后四年……有司请令民得卖爵，及赎禁锢，免臧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汉武帝对外征伐造成国库亏空，国力衰弱于此便可以显现。
　　三、思想上：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报任安书》中多处提到仁、义等良好品质，如“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刑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仆以口语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等言语，其反映了司马迁对良好品质的追求及其个人的气节与生死观等等。这些内容我认为主要是受当时儒家思想为官方显学的影响。董仲舒曾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儒家地位大大提高，并辅之以设立太学，用儒吏等政策使得儒家思想快速传播与发展并对时人产生重要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报任安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得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上通过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晚年残暴多疑且善变，当时政治黑暗;军事上同样是通过司马迁对李陵的描述从侧面体现出了当时对外战争频繁，国力衰弱;思想上，仁、义等词汇及其精神贯穿于《报任安书》全文，体现了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反映了当时的士人精神。对《报任安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表现当时的政治生态等多方面问题，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1】（清）吴楚材，（清）吴调侯选编;郭学敏评译;《古文观止》插图版，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版。
　　【2】邓之诚：《中華二千年史》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3】班固：《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邓之诚：《中華二千年史》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