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达此成就者屈指可数，阳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其“心物”关系的三重境界中，找到答案。
　　首先是格物致知。早在两千多年前，《礼记？大学》篇就明确指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圣之路。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格物致知”是“成圣”的基础，格物又是致知的前提。宋代大儒朱熹提出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具体要求，意图通过“下学而上达”的路径，最终成就内圣外王之道。年轻时期的阳明先生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躬行实践，然而在和友人一起“格竹子”后付出了惨重代价，他发现此路于己不通，故对旧有的“格物致知”论表示深切怀疑。然而，阳明先生当时的勤学苦读、躬行实践，虽未能直达内圣的追求，却为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是心外无物。成年后的阳明先生遵从长辈指引，通过科考之路走向仕途。然而从小立志成为圣贤的他却在宦海浮沉与现实的百般锤炼之下，几近丢了性命。直至“龙场悟道”的经历让他超越了以往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并最终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学说。在这里，王阳明所说的“物”并不泛指山川草木等物，而是指“万事万物”。他还说，“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所以，要真正做到“格物”，需达到“至善”境地，方能“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这个思想体系，包括他的修养功夫，走的是内圣的道德修养功夫。
　　最后是万物一体。阳明先生的“心外无物”论，虽超越了世俗之人在认知上割裂“心”与“物”的弊端，但此时的阳明先生尚未将内在的道德自觉外化为对生民苦难的悲悯与救助。所以，阳明先生如果仅仅止步于“内圣”的境界，那他也就是个道德家而已。孔子曾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方是真圣贤。可喜的是，阳明先生在此基础上，又自觉继承了张载、程颢等人的“民胞物与”和“万物一体”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具体的理论建构和日常实践中。
　　纵观阳明先生一生“为学三变”“为教三变”，都是紧紧围绕“内圣外王”这一终极追求所展开的。在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平定叛乱、治国安邦等伟大实践中，他让良知得以呈现，让天道得以彰顯，谱写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篇章，给后人树立了崇高典范，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和具体“成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