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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记者（以下简称记）：随着20多年前西南边境地区战争硝烟的散去，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还停留在《高山下的花环》等影视作品和当时的一些文字图片报道当中，有些人甚至遗忘了那场战争。忘战必危，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各位能不能讲一下自己的参战经历，使我们对那场战争有更多的了解？
“英雄坦克手”——贺全利：我是河北辛集县人，1974年入伍。开始时我们团驻地在天津，1976年5月满员转隶昆明军区，换防到昆明大板桥。
1978年12月5日，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紧急传达军区王必成司令员命令，“独立坦克团即刻停止营建转入战备，具体任务由炮兵部明确”。全团马上收拢休假人员，进行战前应急训练，很快展开了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1978年12月28日，根据作战命令，我们团采取铁路输送、摩托行军等方式，分三个梯队开始向集结地域开进。我们营在团长梁树才带领下，12月28日出发，乘军列从昆明北站抵达开远，尔后履带行军，于1979年1月11日到达马关县木厂公社。
1979年2月16日晚上接到命令——我们连配属14军某师，每辆坦克搭载一个步兵班，直插孟康，攻打东楼。我们连当面之敌为越军1个团和1个县队营，企图依托孟康南山和发隆南山有利地形，控制公路垭口，守住孟康、发隆地区。
2月17日凌晨，全线进攻开始，我连迅速前出，全连坦克沿盘山道一路纵队开进，直插孟康县城，步兵搭载坦克共同前进。许多步兵战友把自己的装具包括枪支弹药等都解下放在坦克上，为了防止掉下坦克，还把自己绑在坦克上。当时部队从上到下，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极端危险性。
在进攻的最初几千米距离上，还没有受到越军什么抵抗。但当我们的坦克通过1361高地时，越军从两侧的山上不断用机枪袭击我们，这样一来搭在我们车上的步兵首当其“祸”，许多人中弹牺牲。后来，敌人的抵抗越来越激烈，不断使用40火箭筒打我们的坦克。我们则边快速开进，边用车载武器消灭敌人。期间，我们连的305车被40火箭筒击中，车长牺牲，一炮手负重伤。当我们连攻入孟康县城时，大股的敌人已经逃跑，但仍有不少敌人从街道两旁的楼房里向我们扔反坦克手榴弹、打冷枪，我们连303车被敌火击中炮塔，乘员重伤。由于步兵没有跟上，而搭载的步兵又损失惨重，我们连在没有步兵有效支援的情况下，与敌人激战五六个小时，消灭大量敌人。由于天快黑了，步兵还没有到，上级命令我们撤出孟康县城。
孟康处于一个小盆地里，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北方，两侧地形复杂、植被茂密，敌人不断地袭击我们。撤退途中，我们连309车被击中，车内炮弹被引爆，炮塔飞出几米远，4名乘员全部牺牲。我驾驶的这辆车位于车队倒数第4辆，也就是说还有3辆车在我的后面。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我车左侧的第一个负重轮，坦克这一边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弹片也钻进了我的左腿和肋骨处，我痛昏了过去。当同志们急切地唤醒我时，我的左腿已不听使唤，因为62式坦克的离合器需要15千克的力才能压到位，坦克也挂不上档了。情急之下，我忍着剧痛用双手压受伤的左腿踩下离合器，坦克又继续前进。刚走了没有多长距离，又有一发敌人的炮弹击中了我车左侧的第三个负重轮，我又被震昏了过去。当同志们再度把我唤醒时，我又强忍疼痛发动已经不听使唤的坦克继续前进，车上的同志们也用主炮、高射机枪和冲锋枪向两旁的敌人猛烈射击。但由于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且天色渐暗，所以敌人还是很猖狂地向我们开枪开炮。不久，第三发炮弹又击中了我车，好在坦克传动机构还没损坏，所以坦克还能凑合行驶，但速度越来越慢，老这样下去，我们后面的3辆坦克就太危险了。所以我醒过来以后，就操纵坦克向右边靠，准备让出一条路来，让后面的车先过去，但由于路太窄，我们这辆车却滑进了路边的沟里。后面的车开过去之后，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又把车开到了路上。车开过了山路、进入一片开阔地时，我身上已经十几处负伤了，浑身是血。同志们要给我包扎，我推开他们说，别管我，这里是开阔地，快射击！我用单手掏出一个急救包，用牙咬开，给自己感觉伤最重的地方简单包了一下，但丝毫不敢停车。就这样，我操纵着这辆已经严重受损的坦克，与同志们边打边撤，回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车的三位同志都感谢我能把这辆坦克开回来，在我们后面的那三辆坦克的乘员也跑过来谢我：“如果没有你尽快给我们让开路，那我们这几辆车也就可能报销了。”
那阵子连救护车也很缺少，我和其他伤员被抬上一辆解放卡车送往医院。为了减震，就在解放卡车上装很多沙子来压车减震。虽然动了多次手术，至今我身上还有五块弹片留在体内，一到阴雨天，就针扎似的疼！
老山“骆驼”——李根安：我从学院毕业后，作为全军首批赴老山前线代职见习学员，于1984年8月16日到被誉为“老山骆驼”的某连任副连职见习排长。因时距越军“7·12”进攻作战惨败不久，我老山一线前沿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几乎完全被敌人摧毁了。由于缺乏良好的防御工事，所以那时我军防御部队伤亡较大，且绝大部分都是炮伤。为了长期坚守，必须抢修工事。各种钢材、木材、工具等构工材料需求量非常大，还有部队的弹药、给养以及伤员、烈士的后运，作为军工前送后运任务非常繁重，加之老山地区特殊地形和气候环境的限制，一切都要由我们用肩膀扛上抬下。整件太大，我们就拆开扛上去。如9管的107毫米火箭炮，我们就是拆开来，分着扛上去的。那时，阵地各处还都有许多腐烂的越军死尸，散发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恶臭。
对我们这些军工来讲，威胁最大的是炮击和地雷。当然，在火力方面我军还是占绝对优势的。那时最频繁的行动就是双方炮击。我方炮击时，炮声震耳欲聋，半边天都打红了，我们看着也很痛快。越军炮少，我们炮多火力猛，他打我们一炮，我们就可能会还他们十炮一百炮。长期的战斗，阵地反复易手，再加上老山地区丰沛雨水的；中刷，使这里的地雷乱极了，有时多走半步就可能丧命。记得那次我们连的副连长带着队伍往前沿阵地送工字钢，就因特殊情况多往只有一米宽的安全通道外移了半步，就被山洪冲下来掩埋的地雷炸断了双腿。执行任务中，一旦遇到越军的炮击或特工袭击需卧倒隐蔽时，只能后面的人趴在前面的人身上，根本不敢趴歪一点。我连主要负责那拉口方向的前送后运任务，上下阵地几乎都是上坡四肢并用、下坡连滚带爬，为什么呢？一是地形限制又是雨季，二是跑得越快活命的机会就越大。不管干部战士都是如此，根本顾不上身上滚了泥水、皮肤被划破、衣服被划得稀巴烂。我们上下阵地，每次都要经过一片宽度约300米的沼泽地，路是用编织袋装士竖立排列铺成的，两侧是“雷场”，又在东山越军两挺高射机枪火力的严密封锁下，稍有不慎，就完了。这条被称为“300米生死线”的路，我们每天都要人人背负几十千克的物资或几人共抬一名负伤的战友或牺牲战友的遗体往返几次，也有多名战友负伤或长眠于此。 8月20日晚，我和我的同学郑春明（也是见习排长）带两个排55名战士，向前沿145高地送炮弹。按照规定，干部上阵地主要是负责组织指挥，一般是不背物资的。但那天我看5班副太累了，坚持帮他背一箱82迫击炮弹。刚通过“300米生死线”不久就遭到越军的炮击，敌人仅打来4发炮弹（其中还有一发哑弹），我们这支队伍就牺牲了3人、伤了12人，其中重残4人。敌人的一发82追击炮弹在我背后爆炸，因为我有背上的炮弹箱挡住，所以只受了轻伤。而落在我前面的那发弹离我只有不到一米远，但幸好是发臭弹，否则也完了。
8月20日负伤以后，我住在一所野战医院里。那所医院的病房是用旧仓库改造的，病床是竹子架床板的“大通铺”。我们一个病房里共有26个战友，大都是被地雷炸伤后截肢的。我的伤轻，三处盲管伤，没有贯通的弹片伤，但臀部的伤深达6.5厘米，至今弹片还留在体内，已经快三十年了！
“拳头”连长——徐亦兵：我和贺全利教授一样，也是坦克兵，驾驶的也是62式轻型坦克，只不过我们是东线广西方向的坦克团。我1971年入伍，战前是刚毕业的排长。开战之前，我正在山东接兵，新兵们被直接带到了桂林，然后我们团到达了广西崇左。当时我所在的营是战斗力最强的，而我们一连又是全营拔尖的，因此是拳头预备队。
1979年2月17日中午，我们以履带行军通过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半夜时到达指定出发位置。我们的任务是行军80多千米穿插到高平。虽然是一个团的坦克投入作战，但由于越南路况很差，再加上敌人的破坏，只能容坦克单列纵队前进。由于缺少步兵战车，步兵无法跟进，我们一个坦克团最初只有少量的步兵协同作战，结果坦克几乎被当作步兵使用。这样我们坦克轮流前冲，边打边进，战到半夜时到达能农县城。城里早空了，我们走到一家摸摸桌上的茶水还是温的1凌晨2点，我们到达指定位置。
我们营有一个车长，他的车被敌人击中后，在其他乘员阵亡的情况下，他在里面没动，在我炮火准备时，他利用自己在敌人阵地中的优势，不断为我们炮兵指示目标（因为当时我军坦克的通讯系统和炮兵的不能兼容，所以需要转发一下），消灭了几处敌军的重要火力点，战后荣立一等功。
火箭炮排长——苏进昌：战前，我在某装甲师炮兵团自行火箭炮营，当时我们营装备的是1970式19管130毫米履带式自行火箭炮。这种炮当时是我军最先进的，可以水陆两栖使用。装填时，炮管在车体外面；装填完后带弹行进时，炮管缩回，就像一辆一般的装甲输送车：执行任务时，再举升起来射击。该炮的最大射程为10370米，19发齐射所需时间为10秒，火力很猛烈。再装填时间为1分钟，战斗转换时间为2分钟，公路最大行驶速度为每小时61千米，土路为30千米，水上最大航速为每小时5.2千米。该车在载弹19发时乘员为6人，增加19发弹时乘员减少2人。现在性能早已落后许多，也早就淘汰了，但当时我们营是全军唯一一个成建制的130火箭炮营。
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后，我们营随坦克纵队前进，随时以炮火支援部队作战，配合装甲部队实施突击穿插任务。当我们来到一个山凹时，敌人开始向我们集火射击，河上的桥也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奉命率领一个排3辆车从水上浮渡过河，支援步兵解决残敌。山间小路很难走，但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前进。当我们的队伍抵达东溪时，越军还以为我们是他们的部队，纷纷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开上公路，行车速度大大加快，虽然桥已被敌人炸掉了，但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快速前进。这时天已黑了，路也很不好走，由于怕暴露目标，所以没有开灯，而红外线夜视仪照明距离只有30米，行军速度减慢了许多。后来领导决定，开大灯全速前进，这才大大加快了速度。接近高平时，我们营奉命向敌人打了一个半齐射，支援了步兵的进攻作战。
习武的侦察兵——邸验刚：我自小就爱舞枪弄棒，最擅长戳脚翻子，几个同龄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正因为会武术，所以我才17岁时就当了兵（参军年龄为18周岁），而且进入特务连，后来又有幸考上咱们学院侦察专业，毕业后到老山前线任见习排长。
1986年下半年随部队来到老山前线，参加了10月14日的出击拔点战斗。战斗虽然只有一个下午，历时不过两个多小时，但太惨烈了。我们这个侦察兵突击队共26人，7人牺牲，12人负伤，完好无损的只有7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实在不愿意也不忍心回忆和讲述战友在我的面前牺牲的惨景。前几年有一个省级的电视台“老山英雄今安在”专栏节目曾找过我，被我婉拒了。
当时我们侦察突击分队的任务是炸毁敌人的屯兵洞、指挥所等工事，所以我们都是重装前进，每人负重60多斤，20个手榴弹（82式手榴弹）14个弹匣120发子弹，1个10千克的炸药包。我是见习排长，还要携带一部电台。那时天还挺热，我们再背上这么重的弹药基本上只能慢走了，根本就跑不起来。当时我们共三个班，我们班就我们4名侦察兵。战斗中，大家非常勇敢，相互配合，相互掩护，冒着敌人的炮火攻击前进，仅十几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摧毁了敌人的屯兵洞、指挥所等目标工事。后来我们奉命回撤时，遭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班长牺牲了，另一名战友也负了重伤。在战场，战友间的友谊绝对是“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看着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转眼之间就牺牲了，那种悲愤的心情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不能让战友的遗体丢在敌人的阵地上。但当时担架队一时上不来，再加上地形复杂，于是我先把烈士的遗体背回去，然后又将我们突击队的两个负伤的战士背了回去。说实话也是连背带拖带拽的，不管怎么样，战友的生命保住了。后来军里给我立了一等功。
回到驻地，那情形太令人伤感了，几个人合住的帐篷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晚上文工团来慰问演出，那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血染的风采”，很能表达我们的心情。但当文工团员演唱时，那些刚刚失去战友的同志却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个泪流满面，要求文工团终止了演出！
反思
记：生活中，总有一些事虽然历经时日，仍然令人难以忘怀，我想参战经历恐怕更是如此。各位能否谈一下您们在那场战争中印象深刻的事以及自己的感受？ 贺：现在我从事电教工作，经常拍一些有关装备的电教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当时的坦克。当时我们团的90多辆坦克都是62式坦克。这是一种轻型坦克，全重21吨，主炮为85毫米炮，装-挺12.7毫米高射机枪，乘员4人。这种坦克比较轻便灵活，很适宜在南方山地丘陵水网密布的地区作战，所以不仅昆明军区，广州军区也有这种坦克。但当时我们的62式坦克性能很一般，装甲防护、观瞄系统等都比较落后。直到现在南方地区部队仍然有这种坦克在服役，当然性能有了很大改进。现在，系列性能先进的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已经列装部队，像99系列坦克、04和05式步兵战车这些装备性能先进，信息化技术含量高，机动性、火力、防护力都是一流的，与西方国家比也不差。如果当时我们有这样的装备，作战可能更顺利，人员伤亡会大量减少！
李：战争是极残酷的！我的一个同学上前沿阵地才三天就牺牲了，是我亲自组织把他抬下来的，他才23岁，当干部总共才2个月。连自然界也饱受无情炮火的“洗礼”，许多原来植被茂盛的山头，都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像146高地是石山，从20多千米外看都成了白色的；而是土山的145高地，据说整个山头都被削低了近2米！我曾经捧起一捧土，数了数里面竟然有大大小小40多个弹片！朝鲜的上甘岭也不过如此吧？
我所在部队的战士，大部分都是云、贵、川籍，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淳朴、踏实，能吃苦、能打仗，与他们接触时间虽短，但有酒同喝、有烟共抽，同甘共昔、亲如兄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在我负伤疗养期间，廖锡龙部长（时任11军某师师长）也常到那里去看望他们部队的伤员，一来二去我们也就熟了，经常在一起聊天，谈打仗的事。廖部长人很豪爽、平易近人，经常让警卫员把他那份和我们一样的饭菜端到我们住的茅草屋里和我们一起吃。每当喝酒时，他总是用牙把瓶盖儿咬下来，自己先喝一大口，然后递给我们，每人接着瓶嘴来上一口。官兵一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传家宝！
徐：从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讲，我认为我军的战斗力和战斗作风是很强的，无论东线和西线，参战将士都是拼尽全力在为祖国而战。说到这些，就不能不谈到我军在战前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动员，这其中最能激发参战将士的，是我们实地目睹了越军忘恩负义的累累罪行。如到边界线上看了被越军偷偷向我方移动了很长距离的界碑、敌人越境在我方埋设的竹签和地雷、被越军打死打伤的我和平边民，倾听了被越南强制驱赶回国的白发苍苍的老华侨的血泪控诉等，都极大地激发了我们誓死保卫家园、惩罚这个地区小霸的决心。
我也说说装备的问题。有些问题在战前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到了实战时才发现。如62式坦克在底部有一个安全门，战时可以在车辆开不动或车内着火的情况下从车底逃生，但需要主炮摇到一定角度时安全门才能打开，而坦克一旦被重创，主炮很难摇到位。当然很快就改好了，现在的安全门，只需使劲一蹬就开了，乘员从车底隐蔽爬出，比从炮塔等处出来危险性就小多了。还有一点是作战经验问题。62式坦克如果被40火箭筒等采用空心装药战斗部的武器击中，只要不引爆车里的炮弹（殉爆），乘员虽然会身中很多金属射流颗粒，只要不伤及要害，一般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贺全利教授身上就中了很多这样的伤。但如果你贸然跑出来，越军狙击手专门瞄准这些出口处，十有八九就没命了，而呆在没有着火和殉爆的坦克里反倒没事。所以说，我们的人员、装备要多拉到“实战环境”中检验，打一“仗”进一步。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平时多发现问题，战时才能少出问题！
记：有人说，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谈论生死。各位都是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走过来、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勇士，您们能否谈一下对生死的认识？
李：我从战场下来后，很多单位让去作报告。记得一次在某高校有位大学生写条问我“写决心书、写血书了没有？”我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党员，在国家需要时，还用表决心吗？打仗是军人的本分。作为革命军人，国家需要时，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徐：在这里我也想谈一下生死问题。由于我们是第二批参战的，而先头部队的伤员已经被抢救下来正往后送。我们在坦克上看见那些伤员浑身是血的样子，确实想到了死，内心有恐惧。但到投入作战以后，再看着牺牲的战友，虽然我们也痛哭过，但心中并不害怕，我们心里有着对敌人的切齿仇恨，有着杀敌报国、血洒疆场、马革裹尸的决心！
邸：我这个人性情一直比较旷达，从我踏进军营那天起，就树立了当兵打仗、报效国家的思想。军队必须通过实战才能真正锻练出来，“百练不如一战”。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外军作战问题。在美军的军事辞典里没有和平时期，军队必须时刻准备打仗。现在我们学院的教学，完全是为学员如何带兵打仗设置教学内容的。和平麻痹的思想是极为危险的，军人一定要有时刻准备打仗的意识，“仗可十年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
听完五位教授从不同角度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反思，记者深深地为他们在祖国需要时舍身而出、甘洒热血的壮举而震撼，也为他们与战友之间鲜血凝成的友谊而感动，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这些当年奋不顾身、血洒疆场的英雄，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记者（以下简称记）：随着20多年前西南边境地区战争硝烟的散去，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还停留在《高山下的花环》等影视作品和当时的一些文字图片报道当中，有些人甚至遗忘了那场战争。忘战必危，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各位能不能讲一下自己的参战经历，使我们对那场战争有更多的了解？
“英雄坦克手”——贺全利：我是河北辛集县人，1974年入伍。开始时我们团驻地在天津，1976年5月满员转隶昆明军区，换防到昆明大板桥。
1978年12月5日，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紧急传达军区王必成司令员命令，“独立坦克团即刻停止营建转入战备，具体任务由炮兵部明确”。全团马上收拢休假人员，进行战前应急训练，很快展开了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1978年12月28日，根据作战命令，我们团采取铁路输送、摩托行军等方式，分三个梯队开始向集结地域开进。我们营在团长梁树才带领下，12月28日出发，乘军列从昆明北站抵达开远，尔后履带行军，于1979年1月11日到达马关县木厂公社。
1979年2月16日晚上接到命令——我们连配属14军某师，每辆坦克搭载一个步兵班，直插孟康，攻打东楼。我们连当面之敌为越军1个团和1个县队营，企图依托孟康南山和发隆南山有利地形，控制公路垭口，守住孟康、发隆地区。
2月17日凌晨，全线进攻开始，我连迅速前出，全连坦克沿盘山道一路纵队开进，直插孟康县城，步兵搭载坦克共同前进。许多步兵战友把自己的装具包括枪支弹药等都解下放在坦克上，为了防止掉下坦克，还把自己绑在坦克上。当时部队从上到下，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极端危险性。
在进攻的最初几千米距离上，还没有受到越军什么抵抗。但当我们的坦克通过1361高地时，越军从两侧的山上不断用机枪袭击我们，这样一来搭在我们车上的步兵首当其“祸”，许多人中弹牺牲。后来，敌人的抵抗越来越激烈，不断使用40火箭筒打我们的坦克。我们则边快速开进，边用车载武器消灭敌人。期间，我们连的305车被40火箭筒击中，车长牺牲，一炮手负重伤。当我们连攻入孟康县城时，大股的敌人已经逃跑，但仍有不少敌人从街道两旁的楼房里向我们扔反坦克手榴弹、打冷枪，我们连303车被敌火击中炮塔，乘员重伤。由于步兵没有跟上，而搭载的步兵又损失惨重，我们连在没有步兵有效支援的情况下，与敌人激战五六个小时，消灭大量敌人。由于天快黑了，步兵还没有到，上级命令我们撤出孟康县城。
孟康处于一个小盆地里，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北方，两侧地形复杂、植被茂密，敌人不断地袭击我们。撤退途中，我们连309车被击中，车内炮弹被引爆，炮塔飞出几米远，4名乘员全部牺牲。我驾驶的这辆车位于车队倒数第4辆，也就是说还有3辆车在我的后面。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我车左侧的第一个负重轮，坦克这一边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弹片也钻进了我的左腿和肋骨处，我痛昏了过去。当同志们急切地唤醒我时，我的左腿已不听使唤，因为62式坦克的离合器需要15千克的力才能压到位，坦克也挂不上档了。情急之下，我忍着剧痛用双手压受伤的左腿踩下离合器，坦克又继续前进。刚走了没有多长距离，又有一发敌人的炮弹击中了我车左侧的第三个负重轮，我又被震昏了过去。当同志们再度把我唤醒时，我又强忍疼痛发动已经不听使唤的坦克继续前进，车上的同志们也用主炮、高射机枪和冲锋枪向两旁的敌人猛烈射击。但由于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且天色渐暗，所以敌人还是很猖狂地向我们开枪开炮。不久，第三发炮弹又击中了我车，好在坦克传动机构还没损坏，所以坦克还能凑合行驶，但速度越来越慢，老这样下去，我们后面的3辆坦克就太危险了。所以我醒过来以后，就操纵坦克向右边靠，准备让出一条路来，让后面的车先过去，但由于路太窄，我们这辆车却滑进了路边的沟里。后面的车开过去之后，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又把车开到了路上。车开过了山路、进入一片开阔地时，我身上已经十几处负伤了，浑身是血。同志们要给我包扎，我推开他们说，别管我，这里是开阔地，快射击！我用单手掏出一个急救包，用牙咬开，给自己感觉伤最重的地方简单包了一下，但丝毫不敢停车。就这样，我操纵着这辆已经严重受损的坦克，与同志们边打边撤，回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车的三位同志都感谢我能把这辆坦克开回来，在我们后面的那三辆坦克的乘员也跑过来谢我：“如果没有你尽快给我们让开路，那我们这几辆车也就可能报销了。”
那阵子连救护车也很缺少，我和其他伤员被抬上一辆解放卡车送往医院。为了减震，就在解放卡车上装很多沙子来压车减震。虽然动了多次手术，至今我身上还有五块弹片留在体内，一到阴雨天，就针扎似的疼！
老山“骆驼”——李根安：我从学院毕业后，作为全军首批赴老山前线代职见习学员，于1984年8月16日到被誉为“老山骆驼”的某连任副连职见习排长。因时距越军“7·12”进攻作战惨败不久，我老山一线前沿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几乎完全被敌人摧毁了。由于缺乏良好的防御工事，所以那时我军防御部队伤亡较大，且绝大部分都是炮伤。为了长期坚守，必须抢修工事。各种钢材、木材、工具等构工材料需求量非常大，还有部队的弹药、给养以及伤员、烈士的后运，作为军工前送后运任务非常繁重，加之老山地区特殊地形和气候环境的限制，一切都要由我们用肩膀扛上抬下。整件太大，我们就拆开扛上去。如9管的107毫米火箭炮，我们就是拆开来，分着扛上去的。那时，阵地各处还都有许多腐烂的越军死尸，散发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恶臭。
对我们这些军工来讲，威胁最大的是炮击和地雷。当然，在火力方面我军还是占绝对优势的。那时最频繁的行动就是双方炮击。我方炮击时，炮声震耳欲聋，半边天都打红了，我们看着也很痛快。越军炮少，我们炮多火力猛，他打我们一炮，我们就可能会还他们十炮一百炮。长期的战斗，阵地反复易手，再加上老山地区丰沛雨水的；中刷，使这里的地雷乱极了，有时多走半步就可能丧命。记得那次我们连的副连长带着队伍往前沿阵地送工字钢，就因特殊情况多往只有一米宽的安全通道外移了半步，就被山洪冲下来掩埋的地雷炸断了双腿。执行任务中，一旦遇到越军的炮击或特工袭击需卧倒隐蔽时，只能后面的人趴在前面的人身上，根本不敢趴歪一点。我连主要负责那拉口方向的前送后运任务，上下阵地几乎都是上坡四肢并用、下坡连滚带爬，为什么呢？一是地形限制又是雨季，二是跑得越快活命的机会就越大。不管干部战士都是如此，根本顾不上身上滚了泥水、皮肤被划破、衣服被划得稀巴烂。我们上下阵地，每次都要经过一片宽度约300米的沼泽地，路是用编织袋装士竖立排列铺成的，两侧是“雷场”，又在东山越军两挺高射机枪火力的严密封锁下，稍有不慎，就完了。这条被称为“300米生死线”的路，我们每天都要人人背负几十千克的物资或几人共抬一名负伤的战友或牺牲战友的遗体往返几次，也有多名战友负伤或长眠于此。 8月20日晚，我和我的同学郑春明（也是见习排长）带两个排55名战士，向前沿145高地送炮弹。按照规定，干部上阵地主要是负责组织指挥，一般是不背物资的。但那天我看5班副太累了，坚持帮他背一箱82迫击炮弹。刚通过“300米生死线”不久就遭到越军的炮击，敌人仅打来4发炮弹（其中还有一发哑弹），我们这支队伍就牺牲了3人、伤了12人，其中重残4人。敌人的一发82追击炮弹在我背后爆炸，因为我有背上的炮弹箱挡住，所以只受了轻伤。而落在我前面的那发弹离我只有不到一米远，但幸好是发臭弹，否则也完了。
8月20日负伤以后，我住在一所野战医院里。那所医院的病房是用旧仓库改造的，病床是竹子架床板的“大通铺”。我们一个病房里共有26个战友，大都是被地雷炸伤后截肢的。我的伤轻，三处盲管伤，没有贯通的弹片伤，但臀部的伤深达6.5厘米，至今弹片还留在体内，已经快三十年了！
“拳头”连长——徐亦兵：我和贺全利教授一样，也是坦克兵，驾驶的也是62式轻型坦克，只不过我们是东线广西方向的坦克团。我1971年入伍，战前是刚毕业的排长。开战之前，我正在山东接兵，新兵们被直接带到了桂林，然后我们团到达了广西崇左。当时我所在的营是战斗力最强的，而我们一连又是全营拔尖的，因此是拳头预备队。
1979年2月17日中午，我们以履带行军通过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半夜时到达指定出发位置。我们的任务是行军80多千米穿插到高平。虽然是一个团的坦克投入作战，但由于越南路况很差，再加上敌人的破坏，只能容坦克单列纵队前进。由于缺少步兵战车，步兵无法跟进，我们一个坦克团最初只有少量的步兵协同作战，结果坦克几乎被当作步兵使用。这样我们坦克轮流前冲，边打边进，战到半夜时到达能农县城。城里早空了，我们走到一家摸摸桌上的茶水还是温的1凌晨2点，我们到达指定位置。
我们营有一个车长，他的车被敌人击中后，在其他乘员阵亡的情况下，他在里面没动，在我炮火准备时，他利用自己在敌人阵地中的优势，不断为我们炮兵指示目标（因为当时我军坦克的通讯系统和炮兵的不能兼容，所以需要转发一下），消灭了几处敌军的重要火力点，战后荣立一等功。
火箭炮排长——苏进昌：战前，我在某装甲师炮兵团自行火箭炮营，当时我们营装备的是1970式19管130毫米履带式自行火箭炮。这种炮当时是我军最先进的，可以水陆两栖使用。装填时，炮管在车体外面；装填完后带弹行进时，炮管缩回，就像一辆一般的装甲输送车：执行任务时，再举升起来射击。该炮的最大射程为10370米，19发齐射所需时间为10秒，火力很猛烈。再装填时间为1分钟，战斗转换时间为2分钟，公路最大行驶速度为每小时61千米，土路为30千米，水上最大航速为每小时5.2千米。该车在载弹19发时乘员为6人，增加19发弹时乘员减少2人。现在性能早已落后许多，也早就淘汰了，但当时我们营是全军唯一一个成建制的130火箭炮营。
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后，我们营随坦克纵队前进，随时以炮火支援部队作战，配合装甲部队实施突击穿插任务。当我们来到一个山凹时，敌人开始向我们集火射击，河上的桥也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奉命率领一个排3辆车从水上浮渡过河，支援步兵解决残敌。山间小路很难走，但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前进。当我们的队伍抵达东溪时，越军还以为我们是他们的部队，纷纷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开上公路，行车速度大大加快，虽然桥已被敌人炸掉了，但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快速前进。这时天已黑了，路也很不好走，由于怕暴露目标，所以没有开灯，而红外线夜视仪照明距离只有30米，行军速度减慢了许多。后来领导决定，开大灯全速前进，这才大大加快了速度。接近高平时，我们营奉命向敌人打了一个半齐射，支援了步兵的进攻作战。
习武的侦察兵——邸验刚：我自小就爱舞枪弄棒，最擅长戳脚翻子，几个同龄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正因为会武术，所以我才17岁时就当了兵（参军年龄为18周岁），而且进入特务连，后来又有幸考上咱们学院侦察专业，毕业后到老山前线任见习排长。
1986年下半年随部队来到老山前线，参加了10月14日的出击拔点战斗。战斗虽然只有一个下午，历时不过两个多小时，但太惨烈了。我们这个侦察兵突击队共26人，7人牺牲，12人负伤，完好无损的只有7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实在不愿意也不忍心回忆和讲述战友在我的面前牺牲的惨景。前几年有一个省级的电视台“老山英雄今安在”专栏节目曾找过我，被我婉拒了。
当时我们侦察突击分队的任务是炸毁敌人的屯兵洞、指挥所等工事，所以我们都是重装前进，每人负重60多斤，20个手榴弹（82式手榴弹）14个弹匣120发子弹，1个10千克的炸药包。我是见习排长，还要携带一部电台。那时天还挺热，我们再背上这么重的弹药基本上只能慢走了，根本就跑不起来。当时我们共三个班，我们班就我们4名侦察兵。战斗中，大家非常勇敢，相互配合，相互掩护，冒着敌人的炮火攻击前进，仅十几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摧毁了敌人的屯兵洞、指挥所等目标工事。后来我们奉命回撤时，遭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班长牺牲了，另一名战友也负了重伤。在战场，战友间的友谊绝对是“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看着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转眼之间就牺牲了，那种悲愤的心情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不能让战友的遗体丢在敌人的阵地上。但当时担架队一时上不来，再加上地形复杂，于是我先把烈士的遗体背回去，然后又将我们突击队的两个负伤的战士背了回去。说实话也是连背带拖带拽的，不管怎么样，战友的生命保住了。后来军里给我立了一等功。
回到驻地，那情形太令人伤感了，几个人合住的帐篷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晚上文工团来慰问演出，那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血染的风采”，很能表达我们的心情。但当文工团员演唱时，那些刚刚失去战友的同志却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个泪流满面，要求文工团终止了演出！
反思
记：生活中，总有一些事虽然历经时日，仍然令人难以忘怀，我想参战经历恐怕更是如此。各位能否谈一下您们在那场战争中印象深刻的事以及自己的感受？ 贺：现在我从事电教工作，经常拍一些有关装备的电教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当时的坦克。当时我们团的90多辆坦克都是62式坦克。这是一种轻型坦克，全重21吨，主炮为85毫米炮，装-挺12.7毫米高射机枪，乘员4人。这种坦克比较轻便灵活，很适宜在南方山地丘陵水网密布的地区作战，所以不仅昆明军区，广州军区也有这种坦克。但当时我们的62式坦克性能很一般，装甲防护、观瞄系统等都比较落后。直到现在南方地区部队仍然有这种坦克在服役，当然性能有了很大改进。现在，系列性能先进的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已经列装部队，像99系列坦克、04和05式步兵战车这些装备性能先进，信息化技术含量高，机动性、火力、防护力都是一流的，与西方国家比也不差。如果当时我们有这样的装备，作战可能更顺利，人员伤亡会大量减少！
李：战争是极残酷的！我的一个同学上前沿阵地才三天就牺牲了，是我亲自组织把他抬下来的，他才23岁，当干部总共才2个月。连自然界也饱受无情炮火的“洗礼”，许多原来植被茂盛的山头，都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像146高地是石山，从20多千米外看都成了白色的；而是土山的145高地，据说整个山头都被削低了近2米！我曾经捧起一捧土，数了数里面竟然有大大小小40多个弹片！朝鲜的上甘岭也不过如此吧？
我所在部队的战士，大部分都是云、贵、川籍，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淳朴、踏实，能吃苦、能打仗，与他们接触时间虽短，但有酒同喝、有烟共抽，同甘共昔、亲如兄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在我负伤疗养期间，廖锡龙部长（时任11军某师师长）也常到那里去看望他们部队的伤员，一来二去我们也就熟了，经常在一起聊天，谈打仗的事。廖部长人很豪爽、平易近人，经常让警卫员把他那份和我们一样的饭菜端到我们住的茅草屋里和我们一起吃。每当喝酒时，他总是用牙把瓶盖儿咬下来，自己先喝一大口，然后递给我们，每人接着瓶嘴来上一口。官兵一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传家宝！
徐：从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讲，我认为我军的战斗力和战斗作风是很强的，无论东线和西线，参战将士都是拼尽全力在为祖国而战。说到这些，就不能不谈到我军在战前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动员，这其中最能激发参战将士的，是我们实地目睹了越军忘恩负义的累累罪行。如到边界线上看了被越军偷偷向我方移动了很长距离的界碑、敌人越境在我方埋设的竹签和地雷、被越军打死打伤的我和平边民，倾听了被越南强制驱赶回国的白发苍苍的老华侨的血泪控诉等，都极大地激发了我们誓死保卫家园、惩罚这个地区小霸的决心。
我也说说装备的问题。有些问题在战前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到了实战时才发现。如62式坦克在底部有一个安全门，战时可以在车辆开不动或车内着火的情况下从车底逃生，但需要主炮摇到一定角度时安全门才能打开，而坦克一旦被重创，主炮很难摇到位。当然很快就改好了，现在的安全门，只需使劲一蹬就开了，乘员从车底隐蔽爬出，比从炮塔等处出来危险性就小多了。还有一点是作战经验问题。62式坦克如果被40火箭筒等采用空心装药战斗部的武器击中，只要不引爆车里的炮弹（殉爆），乘员虽然会身中很多金属射流颗粒，只要不伤及要害，一般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贺全利教授身上就中了很多这样的伤。但如果你贸然跑出来，越军狙击手专门瞄准这些出口处，十有八九就没命了，而呆在没有着火和殉爆的坦克里反倒没事。所以说，我们的人员、装备要多拉到“实战环境”中检验，打一“仗”进一步。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平时多发现问题，战时才能少出问题！
记：有人说，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谈论生死。各位都是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走过来、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勇士，您们能否谈一下对生死的认识？
李：我从战场下来后，很多单位让去作报告。记得一次在某高校有位大学生写条问我“写决心书、写血书了没有？”我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党员，在国家需要时，还用表决心吗？打仗是军人的本分。作为革命军人，国家需要时，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徐：在这里我也想谈一下生死问题。由于我们是第二批参战的，而先头部队的伤员已经被抢救下来正往后送。我们在坦克上看见那些伤员浑身是血的样子，确实想到了死，内心有恐惧。但到投入作战以后，再看着牺牲的战友，虽然我们也痛哭过，但心中并不害怕，我们心里有着对敌人的切齿仇恨，有着杀敌报国、血洒疆场、马革裹尸的决心！
邸：我这个人性情一直比较旷达，从我踏进军营那天起，就树立了当兵打仗、报效国家的思想。军队必须通过实战才能真正锻练出来，“百练不如一战”。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外军作战问题。在美军的军事辞典里没有和平时期，军队必须时刻准备打仗。现在我们学院的教学，完全是为学员如何带兵打仗设置教学内容的。和平麻痹的思想是极为危险的，军人一定要有时刻准备打仗的意识，“仗可十年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
听完五位教授从不同角度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反思，记者深深地为他们在祖国需要时舍身而出、甘洒热血的壮举而震撼，也为他们与战友之间鲜血凝成的友谊而感动，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这些当年奋不顾身、血洒疆场的英雄，永远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