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军在广西起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两三年内，太平军先后占领了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等省的许多地方。这样一来，不仅太平军占领区的财赋不复为清政府所有，而且受起义军影响或战争波及的地区，也由于农民抗租抗粮，社会动荡不安，生产萎靡等原因，使清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财政状况极为窘迫。咸丰皇帝即位后，就接到户部的财政告急：道光三十年(也就是咸丰即位的当年)，头十个月的国库收入，已经不敷以后五个月的预算支出了。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咸丰皇帝颁诏求言，要求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面对财政危机，大臣中不少人“条画救弊，其说有三，一开矿，一铸大钱，一行钞”。当时，靠“开矿”来解决财政问题，已经远水不救近火。最为可行的是“铸大钱”和“行钞”。
　　大钱是用扩大制钱面值的办法来增加收入的，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种不正常的币制出现。大钱实行的结果，往往是由于币值过大，易于引起私铸，币值低落，物价上涨，民众拒绝行使而告失败。而滥发不兑现的纸币，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晚清时期著名的钱币学家鲍康指出：“大钱、钞票，非日用饮食之道，故前代皆弗克久行，识者病之。但理财节用，端在平时，逮国帑已空，百用孔迫，承其后者，须济一时之急，设身处地，舍此亦殆无他法”。
　　最早提出铸大钱建议的，是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何绍基的意见，但也没有完全拒绝。
　　
　　咸丰三年正月十六日(1853年2月24日)，御史蔡绍洛又奏清：“严禁铜器，以广鼓铸大钱之源”；二月十二日(3月21日)，大理寺卿恒春也奏请：“减制钱重量，并设局专铸咸丰重宝，自当十至当百为止”。这次，咸丰皇帝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将他们的奏折都批到户部，由“户部议奏”。咸丰皇帝对铸大钱的建议，从“户部存记”变为“户部议奏”，表明他对铸大钱的态度松动了。
　　三月十八日(4月25日)，当户部尚书孙瑞珍、大理寺卿恒春等又一次奏请开铸当十大钱一种，并酌量加铸当五十大钱时，咸丰皇帝便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五月廿七日(7月3日)，户部开铸当十大钱。七月初三(8月7日)，户部将当十大钱的样钱颁发给各省，以便一体鼓铸，并清于各省设立官钱局。八月廿八日(9月30日)，又开铸当五十大钱。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4日)，巡防王大臣、惠亲王绵愉等人又奏请在当十、当五十大钱之外，再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提出，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标准，当五百、当百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绵愉是道光皇帝的五弟，也就是咸丰皇帝的五叔，咸丰皇帝对他甚为信赖，立即在由他领衔上奏的折子上加了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从咸丰皇帝的态度来看，添铸当百以上的几种大钱是势在必行了。
　　发行大钱以后，初步缓解了财政危机。初行时，清政府认为“于经费实有裨益”。但不久，就出现了折当太重、分量悬殊、种类过繁等情况，导致了货币混乱的局面。
　　“折当”是指一定面额的大钱的重量与它所标示的相同数额的制钱总重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比如，当十大钱每枚重4．4钱，十枚制钱共重8．8钱，那么“折当”就为50％。当时，当五十的大钱重1．8两，相当于50文制钱重量的30％；当百的大钱重1．4两，相当于100文制钱重量的1／9；当五百的大钱重1．6两，相当于500文制钱重的1／37；当千的大钱重2两，相当于1000文制钱重量的1／60。大钱面额越大，其重量与制钱总重量的比率就越小，这就是“折当过重”。上述的比率还是以初铸的大钱为标准，随着大钱的多次削材减重和各省局的偷工减料，大钱的“折当”就更重。“折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钱的面额与它本身价值的背离程度，也反映了清政府搜刮百姓财富的程度。
　　“分量悬殊”是指各种大钱分量轻重变动频繁，大小错杂，轻重倒置。当五十的大钱竟大于当百的大钱，当百的大钱可以重于当千的大钱。大钱面值不断膨胀，实际价值则不断下降。
　　“种类过繁”，首先表现为面额的繁多。各地所铸的铜币有当四(图1)、当五(图2)、当八(图3)、当十(图4)、当二十(图5)、当三十(图6)、当四十、当五十(图7)、当八十、当百(图8)、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图9)、当千(图10)等超值大钱，包括制钱(图11)，铜钱的面额多达16种。其次表现为材质的多样。大钱的币材，铜、铁、铅都有，铜材又分紫铜、红铜、青铜、黄铜、白铜等。再次是文字的多样。就钱文而言，制钱称通宝(图12)，当四至当五十称重宝(图13)，当百至当千称元宝(图14)。另有纪局、纪值以及纪重文字。纪局者，或满文，或兼满、汉文(图)5)，或兼满、维文。纪值者，或有当字，或无当字，其数字或右左排列，或上下排列。纪重者，或肉纪重，或缘纪重(图16)。种类过繁必将导致流通货币的混乱，影响了货币的形象和可信度。
　　咸丰时期的货币混乱还表现为“钱政乱”。当时铸造大钱的钱局很多，除了京师的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外，其他各省钱局也纷纷鼓铸大钱，除嘉、道以来原有的各局外，久废的钱局又重开铸，并且还新设了宝德、宝迪、库车等局，全国铸造不足值大钱的钱局多达28个，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滥铸的现象。而且，中央和地方各局所铸的大钱也不统一。当二百、当三百仅有宝泉局铸造；当五百、当千大钱，除宝泉、宝源两局外，只有宝河、宝陕、宝巩等局铸造；宝广、宝黔、宝云、宝东、宝桂、宝南、宝昌、宝安、宝晋、宝迪等局，则不铸造当百以上的大钱；当八十的大钱仅见于新疆宝迪局。
　　大钱开始投入流通时，当十、当五大钱尚可流通，等到当五十、当百大钱出现于市场时，立即遭到民众的抵制。尤其是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实际价值已远低于名义价值，民间对这种劣钱“或任意折扣，或径行不用”。大钱行市不断跌落，民众怨声载道，加剧了政治经济危机，甚至发生旗民叩首请愿要求停止使用大钱的事件。地方官员也对此不满，有十多个地方钱局拒绝铸造大大超值的当五百、当千大钱。在这种情况下，户部建议：“当千、当五百大钱甫经行使，即形壅者，以折当过多，私铸益众，利之所在，法难尽除。既停铸以清其源，必回收以防其弊”。咸丰四年七月十九口(1854年8月12日)，朝廷不得不根据户部的建议，决定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将已经发行的这两种大钱，或令换钞，或于捐输等项中收回，逐步销毁，重铸当十、当五十大钱，并要求严格保证当百以下大钱的铸造质量。
　　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之后，形势并未好转。钱法的混乱，使各地银价暴涨，引起物价腾踊，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易，市场陷于混乱，终致商业活动、人民生活以及社会治安都受到了严重威胁。物价上涨最厉害的时候是“旦暮之间，货无定值”。工商给事中宋玉珂在奏折中称：“近闻各铺买卖，大半故昂其值。每京钱千文之货，增钱二三百文。其素所认识及同行贩货者，私议不用大钱，则价仍如旧。或买物者以为例应行使，则又以货阙为词。兵民持此大钱，辗转街市，不能不折减贱售”。
　　由于大钱在推行中到处碰壁，民间对大钱的抵制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同年十月，将当百、当五十大钱，从每吊值五六百文，减至三百余文。咸丰五年(1855年)，停铸当百、当五十大钱，只铸当十钱。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当十大钱两吊抵制钱一吊。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当十钱只能当二、当三行使。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当十钱只能当一行使了。铸造大钱不再有利，清政府只好停铸，表明铸造大钱的措施完全失败了。 (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