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形象裂隙与两版点评的理解差异

　　《西游补》对项羽本事的戏拟性改写发生在第五至七回，在全书占有相当的篇幅。行者化身虞美人，在古人世界遭遇项羽，假借项羽之手斩杀真虞美人，同床听项羽讲平话，最后被项羽骗入未来世界，这被点评者视为行者“入魔最深”的一段。董说选择项羽本事作为“情妖”作祟之始，也作为通部小说的重要关节，并非随意为之。项羽本事在衍生发展中逐渐与“情”的结合，使之与《西游补》的文学主题和政治寓意都发生了关联。
　　项羽形象的正面刻画主要集中在六、七两回，第五回中也有借假虞姬（行者）之口的侧面烘托。然而第五回与六、七回中的项羽形象是前后割裂的。第五回假虞姬对绿珠哭诉项羽贪恋楚骚，抛弃虞姬出走。假虞姬倾诉了对负心丈夫的深情、思念和悲怨：“他虽厌我，我只想他。”六、七回项羽见到虞姬时的反应却并不如前回行者哭诉的那样薄情寡恩，反而是对虞姬一往情深、惟命是从：“项羽大惊，慌忙跪下。行者背转，项羽又飞趋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怜你枕席之人，聊开笑面！’”“项羽道：‘美人说哪里话来！我见你愁眉一锁，心肺都已碎了。这个七尺躯，还要顾他做甚！’”行者假扮的虞姬反显得薄情，为寻秦始皇抛下项王，“全然不顾，竟自走了。”

　　六、七回中不仅不再出现楚骚，而且在假虞姬为了脱身主动提出让蘋香伏侍大王时，项羽也坚决拒绝。他的拒绝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虞姬平日“极醋一个人”，项王“不敢要”;二是“五年前正月十五日观灯夜同生同死之誓”。“惧内”与“深情”两种品性在项羽身上都得到极为充分的表现。正如项羽的两度哭泣，第一次“只得陪哭”“只是哭，也不敢答应”，是惧内的嘲谑成分居多;第二次行者撞入玉门，听到楚王哭声，则是失去美人的真实悲痛。
　　可见，不仅假虞姬口中所言的项羽与“先汉名士项羽”之间存在裂隙，作者在六、七两回对于项羽的态度也摇曳模糊，这直接导致了崇祯本与青空室本点评之间的分歧。崇祯本评认为“哭”背后的深情恰是英雄豪杰的本性：“万古英雄，未尝有不流连情事者。虽然，羽太甚矣。项羽一生善哭。”“大豪杰，大豪杰！天下无情人决非奇男子。余谓项羽是第一个情人，屈、宋还属第二。”空青室本评则将“哭”和深情都理解为反讽与嘲骂，将“柔言媚骨”视作英雄形象的解构：“此回写老项许多丑态，大都为名士写照。”“老项何仇于作者，遭此荼毒？”“自数英雄，讨好枕边人，谓之无颜话，骂尽。”“写项羽忽然剑拔弩张，忽然柔言媚骨，都在老婆眼中，真堪一笑。”后世学者对于项羽形象的寓意解读，如隐讽明王室溺于聲色、比拟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等，都是讽刺说的延伸。
　　对于第五回与六、七回中项羽形象的差异，空青室本回评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项王是牛魔王影子，虞美人是罗刹影子，楚骚、蘋香是玉面影子，紧跟来脉，有反照入江、橹摇背指之妙。”《西游补》补于三调芭蕉扇之后，埋下多处与《西游记》相照应的线索。行者变作假虞姬骗过项羽，明显与悟空变作罗刹女骗过牛魔王的情节对应。项羽惧内、虞姬善妒以及楚骚之事于史无据，都是《西游补》在结构上为萦带“三调芭蕉扇”所做出的安排，并非项王本事。
　　这种缝合毕竟给项羽形象的前后一贯性留下了裂隙。不过，古人世界是行者梦中光景，梦中的意识本就是“恍忽善幻”的。近代学者夏济安指出，董说为鲭鱼精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吴承恩的叙事方式——“梦”：“扭曲、断裂、不连贯、少关联，荒谬的情节，为情绪性的紧张充满。”虞姬与丈夫不能相见，就是行者与师父不能相见的焦虑的变形投射。
　　董说将章回小说结构性设置需要与项羽本事的改写缝合到了一起，但这也给项羽形象造成了裂隙。不过，项羽的深情与“名士”色彩则代表了与董说同代的文人建构项羽形象的某种普遍趋向。

明清之际文人创作中的项羽形象建构

　　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明末士人强调项羽多情的一面，并引汤显祖诗句、周诠《英雄气短说》、《古诗归》对《垓下歌》的评语为证。《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王别姬一段寥寥数笔的记载可说为后代表现项羽的深情埋下了种子，项羽之哭在后世文学史上得到延绵不断的演绎。
　　项羽深情的形象在诗词中出现的不多。魏晋至清现存的约两百首项羽题材诗作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对项羽的深情加以表现。在诗词极短的篇幅内，人物的性格层次很难有比《史记》更丰富的展开。不过，项羽“深情”的形象在通俗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细节化、戏剧化。
　　元明清戏剧中，最完整表现楚汉战争的明南戏《千金记》在“别姬”一出中对项羽的“情泪”有细腻的演绎，这种感伤情绪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项羽叙事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明末清初沈自征《杜秀才痛哭霸亭秋》、嵇永仁《杜秀才痛哭泥神庙》、张韬《杜秀才痛哭霸亭庙》等一批杂剧中，“学书不成”的武人项羽在杂剧与传奇剧中反而成了文人的知音，在一种“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哭断肠神”的情感谐振之下，项羽之哭被高度符号化、文人化，成为明末士人抒发身世之慨与家国之悲的经典意象。

《西游补》项羽形象的寓意

　　可以说，项羽进入《西游补》是前代文人项羽形象建构的综合结果。项羽之哭中容纳了儿女痴情、兵败身死以及家国破灭的悲剧，使得这个人物既能在表层上对应《西游补》的“情道关系”主题，也能在深层上寄托作者对明王朝的黍离之悲。
　　《西游補》所展现的“青青世界”是“苦闷、傍徨的知识分子心灵远游的历程。”表面的谐谑欢笑之下潜藏着浓稠的悲剧意识。正如钱培名所言，书中记述之事都是“取古人以自寓”，用曲折深婉的方式表达“欲吐之言”。对于项羽形象的寓意，更应该从“宗社之痛”的角度而非“讥弹世风”的角度去理解。 　　小说最末一回，行者打死鲭鱼精后，鲭鱼尸首口中放出红光，“红光里面又现出一座楼台，楼中立着一个楚伯[霸]王，高叫：‘虞美人请了！’一道红光;径奔东南而去。”第一回中行者走火入魔，正是始于牡丹之红。清代黄人《小说小話》批云：“‘牡丹不红，徒弟心红’：红，朱氏也。……心乎朱氏者，独大圣耳。”
　　“心乎朱氏者”非独大圣，“董行者”亦然。“鲭鱼精之难”终结于末回红光里的楼台——已然不复存在的大明王朝。而红光中的项羽虞姬，既是行者“缠住情妖”之始，也是“归结情根”之终。项羽身上并存着的霸王气象和乖蹇命运最为接近董说的理想与郁结。项羽之哭，亦是董说之哭，是遗民情感的象征化表达。然而，写作时候的董说毕竟有着深刻而清醒的现实意识。从项羽述说拜辕门的光景到真假虞姬共化乌有的悲剧结局，与“天子庶人，同归无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尘！”形成互文，显示出昨是今非的幻灭心态。董说又借绿竹洞老翁之口提示行者：“那秦、汉当时的意气，如今消释了。”鲭鱼世界终究是座一去不复返的空中楼阁，董说对于故国的怀想也如同小说“补”的位置一样，是一段脱序的补笔，一段“空中结构”而已。

　　在“情”与“道”的对立中克服“情”而走向“道”，是小说的旨归。而项羽虞姬本事的改写，就是作者心中“道味世味，交战于中;大愤大悲，莫知所适”的外化表现。第七回中，项羽对虞姬自述生平事迹，作者竟将《史记》中子婴降高祖的本事安在了项羽身上。这段“平话中之平话”带有反身指涉的意味：董说的复国理想正如这段改写历史的妄念一样，是镜中之镜、平话中之平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妄诞之想，终究要为“道”所收束。但也正因此，时移世易的不可逆转之势与小说家扭转乾坤的纵横笔势之间的张力关系才会如此迷人。
　　《西游补》对项羽形象的建构与明清之际文人创作的主要倾向别无二致。“红光”的深刻寓意使项羽之哭从儿女私情的维度超拔出来，附带上了沉郁的遗民故国之思。而项羽题材的介入——尽管在文本中体现得非常短暂而晦涩——毕竟使神魔小说具有了社会历史的基底和情感的真实性，这也是《西游补》在《西游》题材创作序列中的特殊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马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