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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徐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知名作家，现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写的小说以编织故事刻画人物心理见长，为当时的市民阶层和青少年所喜爱，其粉丝之众多，大约超过同时的有更高文学成就的作家。他不参加任何文学社团，对于当时左、右翼作家之间的争吵和左联内部的斗争均采取静观的态度，从不介入。1950年初他却自认为其浪漫主义的文风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将必不见容于新政权，仓猝间将爱妻和出生不久的女婴留在上海，只身去了香港。
他的作品当时流行甚广。《王蒙自传·第一部》里便记有1948年自己在北京即曾读过徐訏的小说多篇，并说“他写得很吸引人，但我后悔他的小说是我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才看到的，不然，我会留下更美好的印象。而身为共产党员的我，对徐先生的作品，只能视为空虚幻想，小资情调，无病呻吟，装腔作势……”
1952年6月上海《文汇报》开辟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作品的专栏，美国小说《飘》的中译本和徐訏的长篇《风萧萧》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编者首先指责其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青年。然后许多大中学生起而响应，以切身的体会控诉这类小说“杀人不见血”的坏影响，使他们思想上留恋旧上海的吃喝玩乐，政治上不求进步。这次批判在持续了一个多月之后，还召开了座谈会，才圆满结束。
从此，徐訏的作品无形中成了禁书。
二
徐訏，1908年生于浙江慈溪，“訏”字或被人写作“吁”（因《新华字典》未收入“訏”字）。十三岁时在北京入成达中学，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曾留校进修心理学两年之久。1933年回上海在林语堂主办的《论语》半月刊社任编辑，与陶亢德同时作为林的助手，1935年林语堂去了美国，《论语》的主编易人，次年徐訏赴法国留学。
在旅途中他便开始了写作，逐渐形成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他当时曾写道：“我们追求艺术上的空想，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这句话可以看做是他的信条。
在法国不满两年，因经济上无以为继，仍回上海，遂蛰居租界中，以卖文为生。1938年至1942年间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百余篇，数百万字，兼写新诗、散文、戏剧和评论，并担任《天地人》和《作风》的主编。他不愧为当时孤岛文学中的多面手和高产作家。
1942年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地区。为了逃避魔掌，徐訏绕道桂林到了四川，1943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并写下长篇小说《风萧萧》，在《扫荡报》上连载。小说中的故事涉及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内的特工人员与美国的、日本的特工人员之间的爱恨情仇和生死搏斗，出版后一时成为畅销书。日本投降后，他一度作为该报记者去过美国，写了一些通讯。
1949年他回浙东老家寻访故旧，在宁波期间与一小学老师、他的痴心读者葛福灿结婚。在任《论语》编辑时他曾结过婚，战乱之后，早已分手。1950年，他避走香港并在钱穆主持的新亚书院谋得教职后，港、沪之间的往来已遭隔绝，他迎接妻女到港的计划无法实现。四年之后，葛福灿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与徐划清界限，办理了离婚手续，一心当好小学教师，并与爱女（改名葛源）相依为命。徐訏在港另组家庭。
三
徐訏随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任教，不久后浸信大学聘他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在这个职位上就一直担任下去。平素他很少与人往还，教学之外曾与曹聚仁创办《热风》半月刊，又担任过《幽默》杂志主编。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写了一部长篇力作《江湖行》（六十余万字，分一百零四章），1956年起在报纸上连载，曾因故中断，1960年始得出版，其结构诡异，故事繁复，背景仍是内地的三四十年代。他本心希望这一新书能超越自己在大陆期间所写的多部旧作，无奈因部头太大，读者却步。他在孤岛时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反而一直是港台中老年所喜爱，拥有不少读者。
香港的电影业兴盛后，徐訏的小说多种被改编成剧本演出，其成名之作《鬼恋》更不止一次被拍成电影，改名为《人约黄昏》的版本后来曾在大陆上映。
他前后出版了三部诗集：《四十诗踪》（1948）、《时间的去处》（1958）和《原野的呼唤》（1977）。前一种收入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和内地的作品，多数是空灵淡雅的抒情诗，而后二种是南行以后所作，抒发了他后半生对故国的怀念和孤寂中的思绪。在香港早期的新诗坛中他被公认为带头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的作品有好几首被香港音乐人谱曲传唱，但其后被流行歌曲所湮没。
徐訏在生活上一直保持上海人的习气，不爱说广东话，经常说自己是异乡人。由于香港当年实施的是英国的职称制度，他虽然担任文学院院长，但因昔年留法时并未获得学位，他的职称始终是高级讲师，致使他在孤寂中尚有压抑感。他不善于应付日常事务，更拙于治产。为了心灵上的安宁，他终于成了诚信的基督徒。
“文革”结束后，他与上海的妻女取得联系，并与昔年友人中的左翼人士，如夏衍、胡考、徐迟等通信，与过往香港的黄苗子和在港办报的罗孚交游；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回沪见到福灿和女儿并重访宁波的旧宅，竟以年老体弱未能成行。1979年病重，他托人从上海陪送爱女到香港见面，几经周折，葛源抵港，徐訏已住入医院而香港夫人拒绝接纳，认为大陆贫女必是觊觎遗产而来。最后病危时，女儿才得在医院伺疾十七日送了终，又不允许其参加追悼会。如无外人的资助，几乎无法返沪。
徐訏身后浸信大学设立了徐訏文学奖金，作为纪念。
葛福灿在上海一直任小学教师，以工作优异多次受到表扬。“文革”当中仍因“反动文人”、“特务作家”的“亲属关系”划为另类，受到批斗。葛源在其成长中也受了生父的牵连，处处被歧视；后来到港探亲又经历了极为伤心的家庭纠纷。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在忙于生计（公司会计）和侍候行动不便的老母之余，写下了十八万字的回忆录，题为《残月孤星——我和我的父亲徐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四
徐訏一直注视着台湾的文学，他称赞女作家三毛为时代潮流的叛逆者。三毛辞世后，在其遗物中发现被她呼为干爹者除漫画家张乐平外，还有徐訏的书。台北出版界也未忘记徐訏其人，1976年正中书局策划出版《徐訏全集》编为十八卷，由于经济上的亏损，仅出到第十五卷。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徐訏为鲁迅打抱不平的一段公案：解放前去了台湾的原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苏雪林1966年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上发表了《鲁迅传论》，全文长三万多字，对鲁迅进行泼妇式的谩骂：
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
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
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
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就连鲁迅对贫困的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她骂为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这样毫无理智的言论投合了蒋氏父子当时的政治需要，故在台岛无人敢置一词。可是，远在香港的徐訏先生看不下去了，他写了《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一文（收入《场边文学》），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为鲁迅大鸣不平：
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即不会说“我的朋友……”也谈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圣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点，鲁迅自亦难免俗。
又说：
鲁迅不是我的偶像。……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
这个“印象”何所从来？徐訏举出了两点：一是直接印象，即是他在《论语》当一名编辑时，除到周家替林语堂约稿外，和鲁迅毫无私人交往，他向鲁迅求字，鲁迅很爽快地给他写了两幅。二是间接印象，既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特别由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青年作家的慷慨帮助与支援。
基于这两点，他尖锐地批评了苏雪林：
台湾《传记文学》上曾有苏雪林写鲁迅的文章，刻薄阴损。特别是关于鲁迅在金钱上小气一节，我觉得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在前辈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够慷慨的帮助青年的作家与教育界人士的，据我所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鲁迅相比的，我虽没有和鲁迅有什么金钱或其他往还，但耳闻的实在太多，许多从内地以及从东北来的流亡年轻作家，求鲁迅帮助的，或多或少，总没有失望过。而鼎鼎大名的诸公比鲁迅富有的则往往是一毛不拔的，有人说，这是鲁迅的想有群众，是以小惠笼络青年的手段，但许多事实是鲁迅有时并不要别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觉得鲁迅对于弱者贫者的确是有更多同情心。其实即以对人施惠以笼络人心来说，世上有多少人一心想有群众而不肯对人施小惠多着呢。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
应该补充的是鲁迅晚年因政见的分歧与老朋友林语堂反目了，而徐訏与陶亢德二人正是林语堂主编《论语》的助手，他们被鲁迅说成：“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鲁迅这封信，收信人曾公开发表过，徐訏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却不计较鲁迅先生的奚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足见其为人。
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的文艺界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万马齐喑的局面终于结束。小说作家新人辈出，同时1949年以来形同禁书的佳作，如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人情小说”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均“出土”重印，大受读者欢迎。徐訏作品却未见到。
到了上一世纪之末尾，文学界开始清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成就时，徐訏的小说和新诗才得到认真的评定。谢冕、钱理群编的《百年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选入了徐訏的小说中篇《鬼恋》（全文）和长篇《风萧萧》（存目），新诗则有《时间的去处》、《岁月的哀愁》、《故居》、《中年的心境》和《雨》五首（全文）。该书以选文为作者定位，不加评语。
应该说，徐訏是二十世纪独具一格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故事富于吸引力，但决不类于张恨水辈的流派。新世纪之初，有一种他的中短篇小说选集出版，收入《鬼恋》、《吉卜赛的诱惑》、《旧神》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四篇，以《鬼恋》为书名（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顺便说一下：他描绘都市生活或异国情调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并非故意渲染。在《鬼恋》里，重在写的是“我”与自称“鬼”的女郎二者之间的巧遇和往还以及最后“鬼”之飘然远走，虽然说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上海，但未提到沪上的繁华。
《百年文学经典》引的五首新诗都是他定居香港以后怀旧忧思中的吟咏，其诗艺承袭了新月派中的半格律体，音韵和情意协调。徐訏一生在小说上费的工夫无疑地远远超过他写新诗，笔者认为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新诗并不亚于或者应该说超过小说。他的小说写得有令人读之不忍释手的一面，但也有让读者感到其缺乏思想深度和真实感情的另一面。
徐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知名作家，现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写的小说以编织故事刻画人物心理见长，为当时的市民阶层和青少年所喜爱，其粉丝之众多，大约超过同时的有更高文学成就的作家。他不参加任何文学社团，对于当时左、右翼作家之间的争吵和左联内部的斗争均采取静观的态度，从不介入。1950年初他却自认为其浪漫主义的文风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将必不见容于新政权，仓猝间将爱妻和出生不久的女婴留在上海，只身去了香港。
他的作品当时流行甚广。《王蒙自传·第一部》里便记有1948年自己在北京即曾读过徐訏的小说多篇，并说“他写得很吸引人，但我后悔他的小说是我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才看到的，不然，我会留下更美好的印象。而身为共产党员的我，对徐先生的作品，只能视为空虚幻想，小资情调，无病呻吟，装腔作势……”
1952年6月上海《文汇报》开辟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作品的专栏，美国小说《飘》的中译本和徐訏的长篇《风萧萧》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编者首先指责其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青年。然后许多大中学生起而响应，以切身的体会控诉这类小说“杀人不见血”的坏影响，使他们思想上留恋旧上海的吃喝玩乐，政治上不求进步。这次批判在持续了一个多月之后，还召开了座谈会，才圆满结束。
从此，徐訏的作品无形中成了禁书。
二
徐訏，1908年生于浙江慈溪，“訏”字或被人写作“吁”（因《新华字典》未收入“訏”字）。十三岁时在北京入成达中学，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曾留校进修心理学两年之久。1933年回上海在林语堂主办的《论语》半月刊社任编辑，与陶亢德同时作为林的助手，1935年林语堂去了美国，《论语》的主编易人，次年徐訏赴法国留学。
在旅途中他便开始了写作，逐渐形成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他当时曾写道：“我们追求艺术上的空想，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这句话可以看做是他的信条。
在法国不满两年，因经济上无以为继，仍回上海，遂蛰居租界中，以卖文为生。1938年至1942年间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百余篇，数百万字，兼写新诗、散文、戏剧和评论，并担任《天地人》和《作风》的主编。他不愧为当时孤岛文学中的多面手和高产作家。
1942年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地区。为了逃避魔掌，徐訏绕道桂林到了四川，1943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并写下长篇小说《风萧萧》，在《扫荡报》上连载。小说中的故事涉及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内的特工人员与美国的、日本的特工人员之间的爱恨情仇和生死搏斗，出版后一时成为畅销书。日本投降后，他一度作为该报记者去过美国，写了一些通讯。
1949年他回浙东老家寻访故旧，在宁波期间与一小学老师、他的痴心读者葛福灿结婚。在任《论语》编辑时他曾结过婚，战乱之后，早已分手。1950年，他避走香港并在钱穆主持的新亚书院谋得教职后，港、沪之间的往来已遭隔绝，他迎接妻女到港的计划无法实现。四年之后，葛福灿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与徐划清界限，办理了离婚手续，一心当好小学教师，并与爱女（改名葛源）相依为命。徐訏在港另组家庭。
三
徐訏随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任教，不久后浸信大学聘他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在这个职位上就一直担任下去。平素他很少与人往还，教学之外曾与曹聚仁创办《热风》半月刊，又担任过《幽默》杂志主编。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写了一部长篇力作《江湖行》（六十余万字，分一百零四章），1956年起在报纸上连载，曾因故中断，1960年始得出版，其结构诡异，故事繁复，背景仍是内地的三四十年代。他本心希望这一新书能超越自己在大陆期间所写的多部旧作，无奈因部头太大，读者却步。他在孤岛时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反而一直是港台中老年所喜爱，拥有不少读者。
香港的电影业兴盛后，徐訏的小说多种被改编成剧本演出，其成名之作《鬼恋》更不止一次被拍成电影，改名为《人约黄昏》的版本后来曾在大陆上映。
他前后出版了三部诗集：《四十诗踪》（1948）、《时间的去处》（1958）和《原野的呼唤》（1977）。前一种收入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和内地的作品，多数是空灵淡雅的抒情诗，而后二种是南行以后所作，抒发了他后半生对故国的怀念和孤寂中的思绪。在香港早期的新诗坛中他被公认为带头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的作品有好几首被香港音乐人谱曲传唱，但其后被流行歌曲所湮没。
徐訏在生活上一直保持上海人的习气，不爱说广东话，经常说自己是异乡人。由于香港当年实施的是英国的职称制度，他虽然担任文学院院长，但因昔年留法时并未获得学位，他的职称始终是高级讲师，致使他在孤寂中尚有压抑感。他不善于应付日常事务，更拙于治产。为了心灵上的安宁，他终于成了诚信的基督徒。
“文革”结束后，他与上海的妻女取得联系，并与昔年友人中的左翼人士，如夏衍、胡考、徐迟等通信，与过往香港的黄苗子和在港办报的罗孚交游；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回沪见到福灿和女儿并重访宁波的旧宅，竟以年老体弱未能成行。1979年病重，他托人从上海陪送爱女到香港见面，几经周折，葛源抵港，徐訏已住入医院而香港夫人拒绝接纳，认为大陆贫女必是觊觎遗产而来。最后病危时，女儿才得在医院伺疾十七日送了终，又不允许其参加追悼会。如无外人的资助，几乎无法返沪。
徐訏身后浸信大学设立了徐訏文学奖金，作为纪念。
葛福灿在上海一直任小学教师，以工作优异多次受到表扬。“文革”当中仍因“反动文人”、“特务作家”的“亲属关系”划为另类，受到批斗。葛源在其成长中也受了生父的牵连，处处被歧视；后来到港探亲又经历了极为伤心的家庭纠纷。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在忙于生计（公司会计）和侍候行动不便的老母之余，写下了十八万字的回忆录，题为《残月孤星——我和我的父亲徐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四
徐訏一直注视着台湾的文学，他称赞女作家三毛为时代潮流的叛逆者。三毛辞世后，在其遗物中发现被她呼为干爹者除漫画家张乐平外，还有徐訏的书。台北出版界也未忘记徐訏其人，1976年正中书局策划出版《徐訏全集》编为十八卷，由于经济上的亏损，仅出到第十五卷。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徐訏为鲁迅打抱不平的一段公案：解放前去了台湾的原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苏雪林1966年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上发表了《鲁迅传论》，全文长三万多字，对鲁迅进行泼妇式的谩骂：
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
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
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
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就连鲁迅对贫困的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她骂为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这样毫无理智的言论投合了蒋氏父子当时的政治需要，故在台岛无人敢置一词。可是，远在香港的徐訏先生看不下去了，他写了《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一文（收入《场边文学》），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为鲁迅大鸣不平：
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即不会说“我的朋友……”也谈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圣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点，鲁迅自亦难免俗。
又说：
鲁迅不是我的偶像。……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
这个“印象”何所从来？徐訏举出了两点：一是直接印象，即是他在《论语》当一名编辑时，除到周家替林语堂约稿外，和鲁迅毫无私人交往，他向鲁迅求字，鲁迅很爽快地给他写了两幅。二是间接印象，既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特别由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青年作家的慷慨帮助与支援。
基于这两点，他尖锐地批评了苏雪林：
台湾《传记文学》上曾有苏雪林写鲁迅的文章，刻薄阴损。特别是关于鲁迅在金钱上小气一节，我觉得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在前辈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够慷慨的帮助青年的作家与教育界人士的，据我所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鲁迅相比的，我虽没有和鲁迅有什么金钱或其他往还，但耳闻的实在太多，许多从内地以及从东北来的流亡年轻作家，求鲁迅帮助的，或多或少，总没有失望过。而鼎鼎大名的诸公比鲁迅富有的则往往是一毛不拔的，有人说，这是鲁迅的想有群众，是以小惠笼络青年的手段，但许多事实是鲁迅有时并不要别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觉得鲁迅对于弱者贫者的确是有更多同情心。其实即以对人施惠以笼络人心来说，世上有多少人一心想有群众而不肯对人施小惠多着呢。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
应该补充的是鲁迅晚年因政见的分歧与老朋友林语堂反目了，而徐訏与陶亢德二人正是林语堂主编《论语》的助手，他们被鲁迅说成：“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鲁迅这封信，收信人曾公开发表过，徐訏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却不计较鲁迅先生的奚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足见其为人。
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的文艺界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万马齐喑的局面终于结束。小说作家新人辈出，同时1949年以来形同禁书的佳作，如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人情小说”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均“出土”重印，大受读者欢迎。徐訏作品却未见到。
到了上一世纪之末尾，文学界开始清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成就时，徐訏的小说和新诗才得到认真的评定。谢冕、钱理群编的《百年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选入了徐訏的小说中篇《鬼恋》（全文）和长篇《风萧萧》（存目），新诗则有《时间的去处》、《岁月的哀愁》、《故居》、《中年的心境》和《雨》五首（全文）。该书以选文为作者定位，不加评语。
应该说，徐訏是二十世纪独具一格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故事富于吸引力，但决不类于张恨水辈的流派。新世纪之初，有一种他的中短篇小说选集出版，收入《鬼恋》、《吉卜赛的诱惑》、《旧神》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四篇，以《鬼恋》为书名（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顺便说一下：他描绘都市生活或异国情调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并非故意渲染。在《鬼恋》里，重在写的是“我”与自称“鬼”的女郎二者之间的巧遇和往还以及最后“鬼”之飘然远走，虽然说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上海，但未提到沪上的繁华。
《百年文学经典》引的五首新诗都是他定居香港以后怀旧忧思中的吟咏，其诗艺承袭了新月派中的半格律体，音韵和情意协调。徐訏一生在小说上费的工夫无疑地远远超过他写新诗，笔者认为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新诗并不亚于或者应该说超过小说。他的小说写得有令人读之不忍释手的一面，但也有让读者感到其缺乏思想深度和真实感情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