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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日本少年奸杀人妻 勒死婴儿 偏执无止境
1931年5月7日，有“双枪杀手”之称的克劳利在纽约高速公路上枪杀了一名警察，这个“动不动就开枪杀人”的“警察克星”在被捕之后说：“隐藏在我外衣里面的是一颗疲惫的心，却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不会伤害别人的心。”如果你觉得克劳利的狡辩很不可理喻，那么看看刚刚被日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的福田孝行，你会知道什么叫偏执无止境。
“管道工”入室奸杀妻女
1999年4月18日晚上7时，像往常一样，23岁的职员本村洋从公司回到山口县光市室积冲田4番家里，却发现大门没锁，也没有看到妻子本村弥生抱着女儿上来打招呼。进门之后，本村洋看到，原本精致整洁的家被翻得乱七八糟。最后，在收藏棉被的壁橱中，本村洋发现23岁的妻子——半裸着且已经僵硬的尸体，而未满1周岁的女儿却不见了。于是他立即报警，几分钟后就赶到的警察在壁橱的最上层，发现了本村洋的女儿本村夕夏的尸体，像垃圾一样被塞在一个塑料袋里。
日本当地警方知道了案情的重大，迅速展开了行动。仅仅4天，警方就抓获了该凶杀案的嫌疑人——年满18岁零一个月的高中毕业生福田孝行。被捕后的福田对亲手杀了本村洋的妻女供认不讳。
根据警察的现场勘验和福田的口供，警方公开向日本社会还原了案发的整个过程。作案结束后，福田将弥生和夕夏的尸体塞进壁橱，还在屋里四处翻找值钱的财物。最终，他仅找到弥生仅有300日元和几张代金券的钱包（据警方推算，钱包本身价值约2万日元），仍将其拿走。
1999年6月30日，山口县监察厅以“杀人、强奸和抢劫”的罪名，对福田提起诉讼，并要求判其死刑。
由于凶手福田犯罪时尚未年满20周岁（在日本，20岁才算成年），“能否对未成年人实行死刑”从审判一开始就争论得十分激烈：日本各地人权律师呼吁警方“枪下留情”，而包括被害者家属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民众却要求日本法庭判处凶手死刑。
惊动日本首相
就在社会舆论为此争谍不休之际，2000年3月22日，山口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本村洋抱着妻女的遗照出庭。开庭后，福田在其辩护律师的“指引”下，向被害人家属道歉。穿着拖鞋的福田向受害者家属鞠了一躬，却似漫不经心地说：“真是对不起，我做了无法宽恕的事。”
福田的辩护律师称福田的这些行为都是“真诚的忏悔”。虽然检方一再请求对法院福田判处死刑，但由于死刑在日本通常只在发生多起异常凶残的谋杀案中才适用，因而法官对死刑的认定一直非常谨慎。最终，一审法官还是没有采纳检方要求判处其死刑的要求，而是参照了辩方“被告已真诚忏悔”的说法，以“被告人的未来仍有无限可能性，并已有悔意”为由，判处福田终身监禁。
鉴于日本的司法惯例，所谓“无期徒刑”，实际的情况就是：若原告在监狱中被认为表现良好，通常只需要关押七八年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福田的辩护律师在法官做出无期徒刑的判决时，对着旁听席的本村洋等被害者家属做出胜利手势。
这样的判决结果一出，日本社会舆论哗然。本村洋在判决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我对法律很绝望，原来法律维持的不是正义，而是保护被告人的所谓人权。被害者的人权在哪里？被害者家属的权益又在哪里？如果司法的判决就是这样，那不如现在就把犯人放出来好了，我会亲手杀了他！”时任首相的小渊惠三也公开暗示对本村洋的支持：“法律对于无辜受害者的保障很显然是不够的。身为政治家的我们，对本村洋的诉求不容忽视！”只不过，小渊惠三11天后就因为脑梗塞紧急送医，于当年5月14日逝世。他生前因为此案推动了《犯罪被害者保护法》、《改正刑事诉讼法》和《改正检察审查会法》3个法案在日本国会得到全数通过。据此，本来只能在旁听席上旁听的本村洋及其家属，以后可以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
记者会结束后，担任本案的检察官吉田先生私下找到本村洋，对他说：“我自己也有个年幼的女儿，无法想象有人可以狠心到将一个还不会走路却拼命地爬往母亲的婴儿残忍杀害。如果司法对这样的人无法作出严厉的惩戒，我绝对不认同这样的审判结果！就算失败100次我也要试第101次。”
后来，检方提起上诉。2002年3月14日，山口县高级法院对这起重大的刑事案件进行了二审。在审理的过程中，福田的辩护律师团称，福田一直缺乏母爱，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是想弥补曾经缺失的母爱。这次审理引来更多日本法律界人士的关注，与社会舆论不同的是，其中很多人都试图阻止法庭对福田作出死刑的判决。一般情况下，日本法庭会为犯罪嫌疑人配置两名律师，但在这个案件中，竟然有21名日本律师组成“志愿律师团”为福田辩护，其中不乏在法律界享有声望的知名律师，比如拥有几十年律师资历的主任辩护律师安田好弘。
“未成年”这一身份是福田吸引众多律师支持的磁铁。连日本司法学会常任理事、犯罪心理学家加藤幸雄都称由于福田的心智发展缓慢，缺乏成年人的理智，其作案手段的凶残正好证明其未成年人容易冲动的特点。因此，“不具备正常18岁人的人格，不应该按照成年人对其量刑。”或许是福田的辩护律师团过于强大，二审结果还是认定福田“犯人当时才刚满18岁又一个月，思想尚未成熟，对于将来，我们不能论定犯人没有重生的可能”，于是维持一审判决。
寻找福田孝行的信件
本村洋和检察官仍未放弃努力。他们得知，福田在入狱后，曾经向狱外的友人写过23封信，检察官认为这些私信才是看清福田真正心理活动的资料，如果能获得这些信件，将是对辩方有力的回击。通过长时间挨家挨户的查访，检方终于探访到了收到信件的福田的友人。在得到收件人的同意之后，取得福田亲笔书写的信件。通过阅读福田的文字，检方惊讶地发现，福田竟然这样描述他的罪行：“这不过就是一只公狗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一只漂亮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的就骑上去了……这样也有罪吗？入狱，也许只是5年、8年之事，我自己其实也很有把坐监狱当成研修的意思，所以不急着出去。也许等出狱的时候我已经大彻大悟了，不过也许再干一次也没准儿……法官、警察、律师、检察官……这个世上没人有权审判我。”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引用了小说《罪与罚》中的一句话：“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是超越人类法律道德的，自有作恶的权利。”这些信件被出示之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但是，这些显示了福田不思悔改、玩世不恭态度的确凿证据，却再一次被其辩护律师团作为福田“思想不成熟”的证明。
日本社会清楚地认识到，法院有能够将黑变成白的现象，正是福田有庞大的辩护律师团助阵，因而，本村洋和检方再次上诉之后，2008年4月22日日本广岛高级法院开庭之时，4000多名日本民众齐聚到法院门外为本村洋打气助阵。
在之前的第一、二审时，福田对罪行供认不讳。可是这次，福田突然翻供，称被害人死亡只是意外。福田的辩护律师也开始全盘否定福田之前的供述，称其“理智不足，言语不足为据”。辩护团律师说，福田冒充管子工到本村公寓，是因为寂寞而“希望和人打交道”，“被告福田并非是以强奸目的侵入民宅，而是想求取失去的母爱。福田的母亲在其12岁时自杀身亡，受害人太善良、太美好，以至于引发了福田心底对母亲的思念。福田是因为希望被母亲拥抱的欲望过于强烈，才情不自禁的抱紧被害人，最后造成死亡，是过失致死。”至于福田掐死本村弥生之后还对其尸体进行强奸的行为，辩护团律师称：“这是因为被告福田看过一本书，书里称只要将精子送入被害人的体内，被害人就会起死回生。所以福田所做的并非污辱遗体，而是一种起死回生的仪式。”那么用绳索勒死婴儿呢？福田说：“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看到婴儿死了，将尸体塞进壁橱，是为了求得机器猫的帮助使其复活。”福田还称一审时的供述是在警察的诱供下才造成。辩护团律师对于福田勒死夕夏的解释更是出乎意料：“这也不是被告福田本来心存杀意，只是因为本村夕夏一直在哭泣，福田想让夕夏妹妹不要哭泣，所以在她的脖子上绑了一个蝴蝶结而已。”
福田孝行毫无悔改之意
对于辩护律师的言辞，日本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本村洋。因为正如日本律师安田好弘因成功让罪犯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而出名一样，日本大多数民众认识到，这些为福田极力辩护的所谓的“人权律师”，废除死刑和借胜诉出名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只不过将这起案件视为一个出名的绝佳机会而已。
日本是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日本法院对杀人犯是否构成死刑的判罚，通常会考虑4个因素：1.案情是否有疑点(可否确认为故意杀人)；2.杀人犯是否自首或者是否有悔改之意（日本法院认为自首是有悔改之意的典型标志）；3.被杀人数是1人还是多人(通常杀害1人的罪犯不会被判处死刑)；4.犯罪情节是否恶劣。这4个因素中任何一个有疑问，罪犯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就不大。福田杀人案在1、3、4上显然是不证自明的，检方和辩方之间长年的焦点都在于“福田是否有悔改之意”。
最终，经过本村洋和检方长达9年的马拉松诉讼，广岛高等法院在巨大的舆论下，于2008年4月22日判处福田死刑。这一判决，使福田成为日本自1966年有司法记录以来，被判处死刑的最年轻犯人。广岛高等法院判决书一出，拥有豪华辩护律师团的福田似乎才刚刚意识到死神离他不远，并且在死亡的威胁下演化成了对死亡恐惧。于是他亲手写了一封信给本村洋请求宽恕：“虽然我犯下了非杀不足以恕罪的恶行，但希望您帮我开辟一条生路，因为我不希望至死都作为一个恶人”。
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应该会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其实不然，按照日本的法律，如果福田的辩护律师能够说服终审法官和陪审员，他仍有可能改判。福田的道歉信，或许只是在于继续留下他“有悔改之意”的证据，因为在判决书下来的同一日，福田及其辩护律师团又立即提起上诉。
但是这一次，没有谁帮得了他。在辩护律师团近4年对福田的“最后拯救”之后，2012年2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的法官全面否定福田辩护律师团的所有言辞，维持2008年4月22日广岛高等法院对其执行死刑的判决。终审判决书到了本村洋手里，本村洋说：“我会把判决书带到妻子和女儿墓前给她们看。”
福田杀人案划下一个句号，日本社会也为之一振。日本民众大多数支持本村洋的原因除了于情于理的因素之外，也因为，本村洋一家正是日本普通家庭的缩影。以山口县光市为例，近6万人口分属2万个家庭，每家大概都是由夫妻2人或夫妻和子女3人构成。这样的日本家庭通常都是丈夫出门工作，妻子在家料理家务并照顾孩子，依托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环境过着幸福的生活。如果本村洋还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普通的日本人对自己未来家庭生活也就缺乏安全感。因而，福田被判处死刑之后，《朝日新闻》的评论中写道：“人们似乎又恢复了一些对司法的信赖。”
只不过，按照日本的传统，福田终审被判死刑，其执行至少也在5年之后。要知道，在当今的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有不少仍活在狱中，理由只是“案犯身体不佳，需要治疗”。因此，本村洋花了12年的心血才得以为妻女伸冤之后（日本记者门田隆将本村洋多年来心路历程写成一本书《本村洋的3300个日子》，并在在2010年9月将其改编成上下两集电视剧《与绝望奋斗》），可能又要等上几十年才等到他走上刑台的那一天。
而福田，或许他至死也不会悔改，一位参与为福田辩护和精神鉴定的教授透露，福田获知死刑的消息之后对他调侃说：“来世做被奸杀的被害者的丈夫”。
1931年5月7日，有“双枪杀手”之称的克劳利在纽约高速公路上枪杀了一名警察，这个“动不动就开枪杀人”的“警察克星”在被捕之后说：“隐藏在我外衣里面的是一颗疲惫的心，却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不会伤害别人的心。”如果你觉得克劳利的狡辩很不可理喻，那么看看刚刚被日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的福田孝行，你会知道什么叫偏执无止境。
“管道工”入室奸杀妻女
1999年4月18日晚上7时，像往常一样，23岁的职员本村洋从公司回到山口县光市室积冲田4番家里，却发现大门没锁，也没有看到妻子本村弥生抱着女儿上来打招呼。进门之后，本村洋看到，原本精致整洁的家被翻得乱七八糟。最后，在收藏棉被的壁橱中，本村洋发现23岁的妻子——半裸着且已经僵硬的尸体，而未满1周岁的女儿却不见了。于是他立即报警，几分钟后就赶到的警察在壁橱的最上层，发现了本村洋的女儿本村夕夏的尸体，像垃圾一样被塞在一个塑料袋里。
日本当地警方知道了案情的重大，迅速展开了行动。仅仅4天，警方就抓获了该凶杀案的嫌疑人——年满18岁零一个月的高中毕业生福田孝行。被捕后的福田对亲手杀了本村洋的妻女供认不讳。
根据警察的现场勘验和福田的口供，警方公开向日本社会还原了案发的整个过程。作案结束后，福田将弥生和夕夏的尸体塞进壁橱，还在屋里四处翻找值钱的财物。最终，他仅找到弥生仅有300日元和几张代金券的钱包（据警方推算，钱包本身价值约2万日元），仍将其拿走。
1999年6月30日，山口县监察厅以“杀人、强奸和抢劫”的罪名，对福田提起诉讼，并要求判其死刑。
由于凶手福田犯罪时尚未年满20周岁（在日本，20岁才算成年），“能否对未成年人实行死刑”从审判一开始就争论得十分激烈：日本各地人权律师呼吁警方“枪下留情”，而包括被害者家属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民众却要求日本法庭判处凶手死刑。
惊动日本首相
就在社会舆论为此争谍不休之际，2000年3月22日，山口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本村洋抱着妻女的遗照出庭。开庭后，福田在其辩护律师的“指引”下，向被害人家属道歉。穿着拖鞋的福田向受害者家属鞠了一躬，却似漫不经心地说：“真是对不起，我做了无法宽恕的事。”
福田的辩护律师称福田的这些行为都是“真诚的忏悔”。虽然检方一再请求对法院福田判处死刑，但由于死刑在日本通常只在发生多起异常凶残的谋杀案中才适用，因而法官对死刑的认定一直非常谨慎。最终，一审法官还是没有采纳检方要求判处其死刑的要求，而是参照了辩方“被告已真诚忏悔”的说法，以“被告人的未来仍有无限可能性，并已有悔意”为由，判处福田终身监禁。
鉴于日本的司法惯例，所谓“无期徒刑”，实际的情况就是：若原告在监狱中被认为表现良好，通常只需要关押七八年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福田的辩护律师在法官做出无期徒刑的判决时，对着旁听席的本村洋等被害者家属做出胜利手势。
这样的判决结果一出，日本社会舆论哗然。本村洋在判决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我对法律很绝望，原来法律维持的不是正义，而是保护被告人的所谓人权。被害者的人权在哪里？被害者家属的权益又在哪里？如果司法的判决就是这样，那不如现在就把犯人放出来好了，我会亲手杀了他！”时任首相的小渊惠三也公开暗示对本村洋的支持：“法律对于无辜受害者的保障很显然是不够的。身为政治家的我们，对本村洋的诉求不容忽视！”只不过，小渊惠三11天后就因为脑梗塞紧急送医，于当年5月14日逝世。他生前因为此案推动了《犯罪被害者保护法》、《改正刑事诉讼法》和《改正检察审查会法》3个法案在日本国会得到全数通过。据此，本来只能在旁听席上旁听的本村洋及其家属，以后可以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
记者会结束后，担任本案的检察官吉田先生私下找到本村洋，对他说：“我自己也有个年幼的女儿，无法想象有人可以狠心到将一个还不会走路却拼命地爬往母亲的婴儿残忍杀害。如果司法对这样的人无法作出严厉的惩戒，我绝对不认同这样的审判结果！就算失败100次我也要试第101次。”
后来，检方提起上诉。2002年3月14日，山口县高级法院对这起重大的刑事案件进行了二审。在审理的过程中，福田的辩护律师团称，福田一直缺乏母爱，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是想弥补曾经缺失的母爱。这次审理引来更多日本法律界人士的关注，与社会舆论不同的是，其中很多人都试图阻止法庭对福田作出死刑的判决。一般情况下，日本法庭会为犯罪嫌疑人配置两名律师，但在这个案件中，竟然有21名日本律师组成“志愿律师团”为福田辩护，其中不乏在法律界享有声望的知名律师，比如拥有几十年律师资历的主任辩护律师安田好弘。
“未成年”这一身份是福田吸引众多律师支持的磁铁。连日本司法学会常任理事、犯罪心理学家加藤幸雄都称由于福田的心智发展缓慢，缺乏成年人的理智，其作案手段的凶残正好证明其未成年人容易冲动的特点。因此，“不具备正常18岁人的人格，不应该按照成年人对其量刑。”或许是福田的辩护律师团过于强大，二审结果还是认定福田“犯人当时才刚满18岁又一个月，思想尚未成熟，对于将来，我们不能论定犯人没有重生的可能”，于是维持一审判决。
寻找福田孝行的信件
本村洋和检察官仍未放弃努力。他们得知，福田在入狱后，曾经向狱外的友人写过23封信，检察官认为这些私信才是看清福田真正心理活动的资料，如果能获得这些信件，将是对辩方有力的回击。通过长时间挨家挨户的查访，检方终于探访到了收到信件的福田的友人。在得到收件人的同意之后，取得福田亲笔书写的信件。通过阅读福田的文字，检方惊讶地发现，福田竟然这样描述他的罪行：“这不过就是一只公狗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一只漂亮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的就骑上去了……这样也有罪吗？入狱，也许只是5年、8年之事，我自己其实也很有把坐监狱当成研修的意思，所以不急着出去。也许等出狱的时候我已经大彻大悟了，不过也许再干一次也没准儿……法官、警察、律师、检察官……这个世上没人有权审判我。”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引用了小说《罪与罚》中的一句话：“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是超越人类法律道德的，自有作恶的权利。”这些信件被出示之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但是，这些显示了福田不思悔改、玩世不恭态度的确凿证据，却再一次被其辩护律师团作为福田“思想不成熟”的证明。
日本社会清楚地认识到，法院有能够将黑变成白的现象，正是福田有庞大的辩护律师团助阵，因而，本村洋和检方再次上诉之后，2008年4月22日日本广岛高级法院开庭之时，4000多名日本民众齐聚到法院门外为本村洋打气助阵。
在之前的第一、二审时，福田对罪行供认不讳。可是这次，福田突然翻供，称被害人死亡只是意外。福田的辩护律师也开始全盘否定福田之前的供述，称其“理智不足，言语不足为据”。辩护团律师说，福田冒充管子工到本村公寓，是因为寂寞而“希望和人打交道”，“被告福田并非是以强奸目的侵入民宅，而是想求取失去的母爱。福田的母亲在其12岁时自杀身亡，受害人太善良、太美好，以至于引发了福田心底对母亲的思念。福田是因为希望被母亲拥抱的欲望过于强烈，才情不自禁的抱紧被害人，最后造成死亡，是过失致死。”至于福田掐死本村弥生之后还对其尸体进行强奸的行为，辩护团律师称：“这是因为被告福田看过一本书，书里称只要将精子送入被害人的体内，被害人就会起死回生。所以福田所做的并非污辱遗体，而是一种起死回生的仪式。”那么用绳索勒死婴儿呢？福田说：“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看到婴儿死了，将尸体塞进壁橱，是为了求得机器猫的帮助使其复活。”福田还称一审时的供述是在警察的诱供下才造成。辩护团律师对于福田勒死夕夏的解释更是出乎意料：“这也不是被告福田本来心存杀意，只是因为本村夕夏一直在哭泣，福田想让夕夏妹妹不要哭泣，所以在她的脖子上绑了一个蝴蝶结而已。”
福田孝行毫无悔改之意
对于辩护律师的言辞，日本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本村洋。因为正如日本律师安田好弘因成功让罪犯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而出名一样，日本大多数民众认识到，这些为福田极力辩护的所谓的“人权律师”，废除死刑和借胜诉出名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只不过将这起案件视为一个出名的绝佳机会而已。
日本是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日本法院对杀人犯是否构成死刑的判罚，通常会考虑4个因素：1.案情是否有疑点(可否确认为故意杀人)；2.杀人犯是否自首或者是否有悔改之意（日本法院认为自首是有悔改之意的典型标志）；3.被杀人数是1人还是多人(通常杀害1人的罪犯不会被判处死刑)；4.犯罪情节是否恶劣。这4个因素中任何一个有疑问，罪犯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就不大。福田杀人案在1、3、4上显然是不证自明的，检方和辩方之间长年的焦点都在于“福田是否有悔改之意”。
最终，经过本村洋和检方长达9年的马拉松诉讼，广岛高等法院在巨大的舆论下，于2008年4月22日判处福田死刑。这一判决，使福田成为日本自1966年有司法记录以来，被判处死刑的最年轻犯人。广岛高等法院判决书一出，拥有豪华辩护律师团的福田似乎才刚刚意识到死神离他不远，并且在死亡的威胁下演化成了对死亡恐惧。于是他亲手写了一封信给本村洋请求宽恕：“虽然我犯下了非杀不足以恕罪的恶行，但希望您帮我开辟一条生路，因为我不希望至死都作为一个恶人”。
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应该会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其实不然，按照日本的法律，如果福田的辩护律师能够说服终审法官和陪审员，他仍有可能改判。福田的道歉信，或许只是在于继续留下他“有悔改之意”的证据，因为在判决书下来的同一日，福田及其辩护律师团又立即提起上诉。
但是这一次，没有谁帮得了他。在辩护律师团近4年对福田的“最后拯救”之后，2012年2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的法官全面否定福田辩护律师团的所有言辞，维持2008年4月22日广岛高等法院对其执行死刑的判决。终审判决书到了本村洋手里，本村洋说：“我会把判决书带到妻子和女儿墓前给她们看。”
福田杀人案划下一个句号，日本社会也为之一振。日本民众大多数支持本村洋的原因除了于情于理的因素之外，也因为，本村洋一家正是日本普通家庭的缩影。以山口县光市为例，近6万人口分属2万个家庭，每家大概都是由夫妻2人或夫妻和子女3人构成。这样的日本家庭通常都是丈夫出门工作，妻子在家料理家务并照顾孩子，依托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环境过着幸福的生活。如果本村洋还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普通的日本人对自己未来家庭生活也就缺乏安全感。因而，福田被判处死刑之后，《朝日新闻》的评论中写道：“人们似乎又恢复了一些对司法的信赖。”
只不过，按照日本的传统，福田终审被判死刑，其执行至少也在5年之后。要知道，在当今的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有不少仍活在狱中，理由只是“案犯身体不佳，需要治疗”。因此，本村洋花了12年的心血才得以为妻女伸冤之后（日本记者门田隆将本村洋多年来心路历程写成一本书《本村洋的3300个日子》，并在在2010年9月将其改编成上下两集电视剧《与绝望奋斗》），可能又要等上几十年才等到他走上刑台的那一天。
而福田，或许他至死也不会悔改，一位参与为福田辩护和精神鉴定的教授透露，福田获知死刑的消息之后对他调侃说：“来世做被奸杀的被害者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