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瑞·戴恩斯是一位英国法证心理学家，与罪犯打交道是她的日常工作，她还是电视法制类节目的嘉宾常客。几年前，一个陌生的男人通过脸书给她发消息，称为她建了个网站，戴恩斯感到大事不妙。
　　那是个周六的早晨，早餐后我正在上网，忽然收到一条来自一个陌生男人的脸书消息。他告诉我，他用我的名字买了两个域名，要为我做网站，需要我的一些个人信息和照片。这件事挺怪的，并不是我多虑。作为顾问法证心理学家，跟臭名昭著的罪犯打交道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早就练就了超强的心理素质，在普通人可能恐慌的情况下，我依然能安之若素，临危不乱。而经常以犯罪心理专家的身份上电视，收到陌生人的来信也并非前所未有。
　　我礼貌地谢绝了他，表示我不需要个人网站，不过我愿意支付买域名的费用。他马上回复我说，他不希望我“分析”他，他只是我的一个粉丝，想为我建网站，网站上发布一些他喜欢的东西而已。
　　浏览过那两个网站后，我真的焦虑了起来。网站上的内容显示，这个男人曾花费大量时间窥探研究我和我的生活：我看到了从我的脸书主页盗走的照片，网站的简介中，还明确写着我的婚姻状态是“单身”，他还知道我曾经延迟报税，并表示我有罪，暗示我知法犯法，应该受到惩罚。当我浏览这些有关我的乱七八糟的信息的时候，我意识到身为独居女性是何等的弱势，我报了警。
　　事情发生在2011年，那时尾行在英国还没有相关立法，这则意味着，即使警方找到那个男人，即使他承认他在跟踪我，警察也不能把他抓起来或对他下达限制令。警方让我收集他跟踪我的证据，但我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儿。那段时间，逛超市时，我都觉得超市里的每个男人都可能是他。
　　后来我搬去和一个朋友同住，我们的房子里也装了报警器，我还买了条狗。之后，他开始在网站上发布色情信息，开始评点我的身材。更令我忧心的是，我的一些同事以为网站是我自己做的，还问我是否可以链接到工作网站。我担心一些重要信息和敏感细节可能落入他的手里，便起诉关停两个网站。
　　在法庭上，我们第一次正面接触对方，除了最开始向他一瞥，我提醒自己不要与他对视，我不想给他任何他可以加以幻想的机会。我对他的主要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点谢顶的50来岁男人。当法官告诉他，他不能再发布任何有关我的信息后，他答道：“我们结束了，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他心里肯定觉得我们一直在交往。
　　出了法庭后，他销声匿迹了一阵，我则保持低调，不再接受上节目的邀请，也停止了接触男性重刑犯的工作。我既感到忿忿不平，又觉得自己很脆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发生这件事之前，我可以客观冷静地看待罪犯的罪恶行径，但现在我做不到了。
　　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街上遛狗，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差点儿把我们撞倒。那个司机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看起来很像那个男人。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信，他向我索要2万英镑——赔偿他上法庭的损失，还要我为他花时间研究我每小时付费150英镑。
　　然后在去年夏天，我的貓出事了。前一分钟它还健康活泼，转眼间我就在门前发现了它的尸体，像被扭断了脖子。当我把猫抱起来时，我看到门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字：“吉尔·丹多”。我的心咯噔一下，血液瞬间凝固——丹多是个新闻人，也常作为嘉宾出现于犯罪节目，但是她被谋杀了。
　　我立即报了警。此时有关尾行已经立了法——自2012年起，跟踪尾行已被列为犯罪——所以警察逮捕了他。最终，根据精神健康评估，警方认为他不具备暴力犯罪能力，他只被下达了警告令，而我除了接受警方的判断，别无选择。
　　近来几个月，我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我又开始接受犯罪类电视节目的邀请重新出现在荧屏上;我也不再害怕，只是从根本上藐视他的存在——我不会再躲在家中，寄希望于他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因为现实点来说，他并不会从此消失，虽然他自从被下达警告令后，再没联系过我。而我呢，我始终自豪于自己的独立、坚韧以及迅速振作精神的心理复原力。我不会允许一个可悲又无能的男人从我这里夺走它们。
　　[译自英国《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