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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生态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宏观环境，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的十三年，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定、调整与各根据地人民相关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抗战积极性，形成了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党群关系，营造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生态。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和谐政治生态 党群关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新型民主政权。在抗日根据地，党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积极组织、发动、武装群众，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党群关系，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正是在这一政治生态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陕甘宁边区也成为了当时各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及最终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党在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的建设为视角，揭示良好的党群关系对于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前的国内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生态就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总的来说，政治生态可分为政治内生态与政治外生态。前者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后者是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体系及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联动[1]。一定社会中的政治生态是由政治内生态与政治外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良好的政治生态对于政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具有独特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处于自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中共中央进驻陕北，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从整体上来说是复杂多变、动荡不安的。
首先，从政治形势和党所处客观环境上来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视中国共产党为最大的敌人，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几次夺取大城市的战役失败后，通过摸索逐渐转移到了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都还是幼小的，每时每刻都处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围剿”与反“围剿”是当时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常态。
其次，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自身还不成熟，加之党处于农村环境，党内存在着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一些领导干部对革命还处在低潮这一客观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犯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战略大转移。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党对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挽救了党和红军，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右倾错误没有从思想上得以根除。
十年内战期间，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缺乏一个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但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发动和武装群众等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在延安时期进行包括党群关系建设在内的各项建设，培育和谐政治生态奠定了基础。
二、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的具体措施
为了构建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共产党首先从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党群关系着手。
（一）建立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1.实行普遍而真实的民主选举，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利。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各根据地中最早确立民主选举制度的地方。凡居住于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文化程度和居住期限，都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政府自上而下全部实行直接选举。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成功召开。边区参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参议会制度大大提高了边区人民参政议政、参与边区政府管理的积极性，代表们踊跃发表意见，更好地促进了边区的建设。[2]p88-89
2.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保障人民的政治权益。“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关于民主政权建设的创举，兼顾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人民的政治利益，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建设使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代表能够代表本阶级阶层参加政权，并赋予了他们自由发表观点、意见和要求的权利。边区和县政府每半月或一个月就举行一次边区或县行政会议，每一届政府要向各界选民作工作报告，充分尊重和听取选民、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协同并进，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1.调整土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没收地主土地，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满足了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需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变“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为“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地主减租减息，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交租交息，保障了地主和富农的利益。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更大程度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适时将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为“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提高了革命与生产积极性，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党在延安还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
2.大力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为了改变边区文化落后的状况，边区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到了重要位置。首先，普及国民教育。7至13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入学。其次，发展民众教育。各边区政府建立了冬学、识字班、夜校等形式的社会教育组织，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再次，党还十分重视干部教育，通过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培训提高干部的素质，加强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仅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更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树立了“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与信心，实现了边区人民群众同党在抗战思想上的空前统一。 3.统筹兼顾，恰当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抗日的群体，必须统筹各方面的利益。首先，通过实行“减租减息”调节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其次，实行“劳资两利，互助互利”政策，调节了劳资关系。再次，推行公平合理、服务抗战的税收政策，调节贫富经济负担，既不让少数富人单独负担，也不加重贫苦工农的负担。最后，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适当满足人民物质利益的同时，引导边区群众一切为了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成为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践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3]p136、138。延安时期，各边区的党员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深入群众之中，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1938年5月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p511抗战时期之所以出现全民族团结抗战，解放战争中之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解放军，主要因为党扎根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党群关系。
2.加强廉政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廉政建设。首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令，例如《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对违法乱纪者，无论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都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通过参议会加强了民众对党员和政府的监督。其次，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在1942年经济困难时期，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公务员，穿的都是粗布衣，吃的都是小米饭，他们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了全党和各级政府的干部[5]。
3.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历时一年半的全党普遍整风，极大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的优良作风。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迅速壮大，党再次面临了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1946年，各解放区党组织密切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党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邀请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调动了解放区党内外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三、党群关系的建设对培育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及现实启示
（一）党群关系建设对培育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党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党群关系的规定，在密切党群关系的同时，也促进了政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通过干部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和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与参议会制度，确保了边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密切党群关系的举措，不仅实现了党和政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而且还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安定、和谐，调动了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同心协力，共建边区各项事业，共同为着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奋斗。共产党员与群众之间、军队与群众之间、人民群众相互之间团结一致，互帮互助。共产党员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广大群众信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党军队提供人力、物资等抗战所需的各项援助。同时，各家各户之间也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党群关系建设的成效，给延安带来了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二）现实启示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社会群体分化日益凸显，广大群众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若干不同层次的群体，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要求复杂多样。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也不断增强。这些新情况，给我们党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一些党政干部的腐败问题也影响到政治生态。因此，研究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对于今天培育良好政治生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第二，培育并坚持人民利益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给予群众充分合理的政治参与空间，以此加强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集民智、凝民心、汇民力。第四，继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风廉政教育，从严治党。在与人民群众携手共进的实践中总结工作规律、改进工作方法。
参考文献：
[1]丁忠甫，郑林.当代中国政治生态问题研究刍议[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9）.
[2]李奕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利益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何俊.“延安十三年”构建和谐政治的实践与启示[J].前沿，2007（1）.
责任编辑/梁发明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和谐政治生态 党群关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新型民主政权。在抗日根据地，党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积极组织、发动、武装群众，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党群关系，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正是在这一政治生态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陕甘宁边区也成为了当时各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及最终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党在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的建设为视角，揭示良好的党群关系对于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前的国内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生态就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总的来说，政治生态可分为政治内生态与政治外生态。前者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后者是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体系及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联动[1]。一定社会中的政治生态是由政治内生态与政治外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良好的政治生态对于政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具有独特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处于自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中共中央进驻陕北，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从整体上来说是复杂多变、动荡不安的。
首先，从政治形势和党所处客观环境上来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视中国共产党为最大的敌人，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几次夺取大城市的战役失败后，通过摸索逐渐转移到了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都还是幼小的，每时每刻都处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围剿”与反“围剿”是当时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常态。
其次，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自身还不成熟，加之党处于农村环境，党内存在着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一些领导干部对革命还处在低潮这一客观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犯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战略大转移。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党对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挽救了党和红军，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右倾错误没有从思想上得以根除。
十年内战期间，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缺乏一个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但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发动和武装群众等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在延安时期进行包括党群关系建设在内的各项建设，培育和谐政治生态奠定了基础。
二、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的具体措施
为了构建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共产党首先从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党群关系着手。
（一）建立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1.实行普遍而真实的民主选举，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利。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各根据地中最早确立民主选举制度的地方。凡居住于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文化程度和居住期限，都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政府自上而下全部实行直接选举。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成功召开。边区参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参议会制度大大提高了边区人民参政议政、参与边区政府管理的积极性，代表们踊跃发表意见，更好地促进了边区的建设。[2]p88-89
2.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保障人民的政治权益。“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关于民主政权建设的创举，兼顾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人民的政治利益，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建设使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代表能够代表本阶级阶层参加政权，并赋予了他们自由发表观点、意见和要求的权利。边区和县政府每半月或一个月就举行一次边区或县行政会议，每一届政府要向各界选民作工作报告，充分尊重和听取选民、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协同并进，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1.调整土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没收地主土地，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满足了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需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变“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为“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地主减租减息，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交租交息，保障了地主和富农的利益。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更大程度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适时将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为“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提高了革命与生产积极性，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党在延安还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
2.大力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为了改变边区文化落后的状况，边区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到了重要位置。首先，普及国民教育。7至13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入学。其次，发展民众教育。各边区政府建立了冬学、识字班、夜校等形式的社会教育组织，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再次，党还十分重视干部教育，通过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培训提高干部的素质，加强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仅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更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树立了“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与信心，实现了边区人民群众同党在抗战思想上的空前统一。 3.统筹兼顾，恰当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抗日的群体，必须统筹各方面的利益。首先，通过实行“减租减息”调节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其次，实行“劳资两利，互助互利”政策，调节了劳资关系。再次，推行公平合理、服务抗战的税收政策，调节贫富经济负担，既不让少数富人单独负担，也不加重贫苦工农的负担。最后，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适当满足人民物质利益的同时，引导边区群众一切为了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成为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践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3]p136、138。延安时期，各边区的党员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深入群众之中，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1938年5月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p511抗战时期之所以出现全民族团结抗战，解放战争中之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解放军，主要因为党扎根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党群关系。
2.加强廉政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廉政建设。首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令，例如《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对违法乱纪者，无论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都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通过参议会加强了民众对党员和政府的监督。其次，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在1942年经济困难时期，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公务员，穿的都是粗布衣，吃的都是小米饭，他们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了全党和各级政府的干部[5]。
3.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历时一年半的全党普遍整风，极大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的优良作风。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迅速壮大，党再次面临了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1946年，各解放区党组织密切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党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邀请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调动了解放区党内外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三、党群关系的建设对培育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及现实启示
（一）党群关系建设对培育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党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党群关系的规定，在密切党群关系的同时，也促进了政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通过干部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和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与参议会制度，确保了边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密切党群关系的举措，不仅实现了党和政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而且还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安定、和谐，调动了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同心协力，共建边区各项事业，共同为着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奋斗。共产党员与群众之间、军队与群众之间、人民群众相互之间团结一致，互帮互助。共产党员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广大群众信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党军队提供人力、物资等抗战所需的各项援助。同时，各家各户之间也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党群关系建设的成效，给延安带来了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二）现实启示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社会群体分化日益凸显，广大群众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若干不同层次的群体，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要求复杂多样。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也不断增强。这些新情况，给我们党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一些党政干部的腐败问题也影响到政治生态。因此，研究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对于今天培育良好政治生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第二，培育并坚持人民利益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给予群众充分合理的政治参与空间，以此加强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集民智、凝民心、汇民力。第四，继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风廉政教育，从严治党。在与人民群众携手共进的实践中总结工作规律、改进工作方法。
参考文献：
[1]丁忠甫，郑林.当代中国政治生态问题研究刍议[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9）.
[2]李奕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利益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何俊.“延安十三年”构建和谐政治的实践与启示[J].前沿，2007（1）.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