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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生存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边缘，到了21世纪，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现普遍精神的舞台。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就是一个“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中国准备好了吗？
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而改变世界历史本身。最近，国内学界热议姚中秋教授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是一个好命题。问题在于，当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自身准备好了吗？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挑战者，抑或发展者？再进一步追问：那又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呢？
在所谓的中国时刻降临之际，与其盲目地乐观欢呼，不如冷静地在世界大势中重新思考中国的位置，找到她的未来轨迹。
世界格局中的三个重心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一个帝国并行的时代。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本与权力体系，为帝国霸权的兴衰提供了物质和组织化条件。在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帝国对抗的冷战之后，21世纪初所展现的新的重心，乃是美国、欧盟和新崛起的中国。
现代帝国的争霸，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全球资本与权力体系中的实力，二是其各自所凭借的文明。一个具有长久竞争力和统治力的帝国，实力与文明，缺一不可。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如潮水一般有涨有落，然而文明，却是长时段竞争的底蕴所在。
美国衰落了吗？这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热议的话题。虽然按照目前GDP增加的速度，中国将在未来十年之内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究竟谁是世界老大，不仅要看GDP总量，而且要看其他同样重要的指标。在全球化的资本和权力体系之中，以美元作为全球金融货币、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和无可比拟的军事威慑力，美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全球第一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自身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国的精英依然向往美国，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源源不断地给美国带来新的创造性元素和竞争能力。一个文明的生命，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吸引力，是否有自信对其他文明开放，并且将异质元素转化为自身新陈代谢的造血功能。从这点而言，美国的衰落尚且为之过早。
自2008年之后，欧洲陷入了持续的财务危机之中，至今不能自拔。危机的背后是文明出了问题。如今我们去欧洲游览考察，会发现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欧洲人的那种发奋图强、努力工作的工作伦理丧失了，到处充满了松散、闲适、安逸的氛围，度假比工作更重要，全民福利造就了许多人坐享其成。科耶夫在冷战时期曾经设想要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帝国的抗衡之中，建立一个以法国为轴心的新拉丁帝国。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新拉丁帝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几个拉丁国家再加上希腊被讥讽为拖累了欧盟的“笨猪四国”，在这些国家内部弥漫着一种罗马帝国晚期的“死于安乐”的文明堕落迹象。古老的欧洲虽然实现了统一，不再有国家主义的冲突，也超越了对物质的无限贪婪、对富强的过度冲动，但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之中，其自身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在世界金融和贸易等级秩序中对第三世界的优势丧失殆尽，欧洲可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相对衰落之中。
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指出，16世纪之前的欧洲陷入黑死病的绝望之中，如果有人告诉你，欧洲将在未来主宰世界，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的梦呓。然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以科学技术的革命、勤俭竞争的工作伦理和民主法治的制度优势逐渐领先于世界，创造了现代文明。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莫兰指出：欧洲精神就在于它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分”。欧洲不仅有拉丁文化，也有新教文化，欧洲在被逼到悬崖之后，有可能重新焕发出活力。在一片萧条之中，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依然强劲有力，而且经历过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德国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既保持了新教的勤奋节俭和竞争精神，又有充分的国家福利保障，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
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秩序的重心在大西洋，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头号帝国。在18世纪还领先于世界的东亚，不仅衰落了，而且一度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猎场。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开始复兴，经济高速发展，首先是儒家文明圈的外围日本，随后是边缘地区东亚“四小龙”，最后轮到儒家文明圈的核心中国大陆。到21世纪初，以中国的崛起为标志，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财富结构逐渐从欧洲转移向亚洲，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世界历史重新向亚洲倾斜，地球的重心发生了偏离。
未来的世界，将有三个世界重心，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欧洲，第三个是中国。三个不同形态的重心，彼此之间形成了三种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欧亚大陆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以往的两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战后又以北约为标志，形成了美国、西欧联盟的大西洋共同体。在这两个共同体当中，除了美国、中国和欧盟三个中心之外，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容小觑。日本作为最早在东亚崛起的国家，既有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又保持了日本的本土传统，近年来恢复“正常化国家”的冲动，将让日本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俄罗斯虽然不复有当年苏联帝国时期的辉煌，但它的东正教文明底蕴再加上能源、科技、军事和人才优势，不排除有重新崛起的可能，普京最近推出的新“独联体”计划，便是再造帝国的第一步。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开始雄心勃勃，其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否有助于让其从印度洋的地区大国，进一步发展为欧亚大陆板块中的全球大国，也有待于观察。 三个重心，三大板块，21世纪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多元格局，它将改变和结束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出现一个新的文明世纪。
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使命
当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时刻”到来的时候，中国准备好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讨论所谓的中国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中国时刻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还有一种是中国文明的崛起，重新定义世界历史的时刻。
如前所述，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国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迫加入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当中，中国始终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之边缘，而在毛泽东时代，甚至一度在世界历史之外。自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历史，经济高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综合国力上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在不远的将来压倒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大国。然而，即使这一刻到来，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时刻的出现。因为世界秩序并没有随中国的崛起而改变，而反过来倒是中国被世界秩序所改变。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成为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且还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
早在晚清的时候，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发现欧洲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所谓富强，指的是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发展出来一套理性化秩序与制度设置，以及永不满足、无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而所谓文明，乃是指一套启蒙价值观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化建制，即严复所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是中性的、去价值的，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而文明则有着确定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包括现代的法治、责任制政府等等。
在富强方面，中国不仅学得惟妙惟肖，而且在有些地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欧洲还欧洲。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竞争法则，如今在中国已经到了上面“赢者通吃”、下面“末位淘汰”的登峰造极地步；为了当下的成就和享受，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对老祖宗留下的地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提前预支子孙后代几代人的红利。然而，在富强崛起的同时，中国却面临着文明价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的巨大危机。
古代的世界由军事力决胜负，今天的世界则是经济力定乾坤。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凭借的是横扫世界的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活跃身影，涌入众多国家的中国热钱。然而，中国商人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金钱和商品，却没有像当年的西方列强那样，还有更厉害的软实力——文明的价值观和先进的制度。实力所能征服的只是国家，唯有文明方能俘获人心。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盘古以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是有着天下主义胸怀、对世界精神有担当的民族。轴心文明的核心国家，都有这样义不容辞的世界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国到了19世纪之后，被全球化的资本一权力体系边缘化，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历程。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强国的原始冲动。这头被拿破仑称为“东方沉睡的狮子”，要么不醒来，一旦苏醒，就不会甘于仅仅作为一个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存在，她一定会走向世界的中心。在冷战时期，毛泽东试图在美苏之间，建立一个领导第三世界的红色国家。强国的真正梦想是在邓小平决定打开国门、加入全球世界体系之后开始实现的，中国逐步从世界资本与权力体系的边陲走向半边陲，随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中心。相隔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不再作为受屈辱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被尊重和对待。
世界帝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是实力的高下，更取决于文明的制度和话语的较量。至今为止，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国无论在文明话语的塑造、还是制度的建构，依然处于过渡的、不稳定状态。中国步入了全球的经济中心，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的政治中心。
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用民族国家伪装的文明国家，按照中国的本性来说，这话不错。然而伪装的时间长了，假作真来真亦假，今日的中国真的忘记了自己的文明本性。自晚清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势力打怕了，越来越重视势，而不在乎理，以理代势、势就是理，在中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压倒其他所有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是由国际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媒体、知识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从主权政治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世界，为中国定位。我们不再懂得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话语为自己辩护，不再懂得对国家利益的最好守护，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美国之所以持续强大，不仅在于军事、金融的统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话语权。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下一步则是文明的崛起。过去拿破仑有一句话，中国是一头东方沉睡的狮子，最好不要唤醒它。这是拿破仑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深思熟虑，中国一旦苏醒就不得了，一定会震撼整个世界，改变世界历史。但这一切仅仅是“应当”，要将“应当”转变为“可能”乃至“现实”，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自己。如何从民族国家的思维回到文明大国的天下主义思维，如何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为人类贡献的世界民族当中，如何从全球的世界工厂走向文明的思想工厂？——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重新思考。 对中国来说，在“外在成就”辉煌、综合国力崛起的今天，在内在的文明建构上，究竟是要当主流文明的追随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发展者？
如果中国仅仅扮演主流文明追随者角色的话，即使学得再惟妙惟肖，即使从一个只知富强、不懂文明的偏科生进步为德艺双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只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世界精神的中心依然在大西洋，依然是一个一神教的无趣世界，或者用科耶夫的话说，是一个“普遍同质国家”的世界。世界精神即使回到东方，但东方不但对它毫无贡献，而且以牺牲自己的文明作为代价成全了历史的终结，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阶段的提升。
那么，充当主流文明的反抗者行不行？这几年一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鼓吹者试图将主流文明简单混同于西方模式，视之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邪路，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近代以来中国反抗西方、探索强国之路的“伟大意义”，似乎中国将为天下开辟的，将是一条与之前的世界精神完全迥异的现代化道路。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国与国之间的世界争霸战，较量的虽然是实力，但背后是对世界精神的争夺：凡欲挑战主流文明的，最终难免失败，比如曾经是那样地野心勃勃试图挑战的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下半叶的苏联。而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经是当年世界霸主的同盟与伙伴，他们尊重主流文明，又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上有所发展，最后代替老霸主，成为世界精神的领导民族。
对世界主流文明，追随是没有出息的，反抗终将头破血流，唯有在顺应主流文明的基点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才是中国文明崛起的正道。黑格尔说：“个别的民族精神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前进、发展的连续的关系。世界历史哲学的哲学就是要在这种运动中发掘其内在连续性”。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精神，能够将全球优秀的文明遗产（包括自己的文明传统）都包容进来。
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生存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边缘，到了2l世纪，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现普遍精神的舞台。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就是一个“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
中国准备好了吗？
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而改变世界历史本身。最近，国内学界热议姚中秋教授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是一个好命题。问题在于，当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自身准备好了吗？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挑战者，抑或发展者？再进一步追问：那又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呢？
在所谓的中国时刻降临之际，与其盲目地乐观欢呼，不如冷静地在世界大势中重新思考中国的位置，找到她的未来轨迹。
世界格局中的三个重心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一个帝国并行的时代。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本与权力体系，为帝国霸权的兴衰提供了物质和组织化条件。在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帝国对抗的冷战之后，21世纪初所展现的新的重心，乃是美国、欧盟和新崛起的中国。
现代帝国的争霸，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全球资本与权力体系中的实力，二是其各自所凭借的文明。一个具有长久竞争力和统治力的帝国，实力与文明，缺一不可。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如潮水一般有涨有落，然而文明，却是长时段竞争的底蕴所在。
美国衰落了吗？这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热议的话题。虽然按照目前GDP增加的速度，中国将在未来十年之内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究竟谁是世界老大，不仅要看GDP总量，而且要看其他同样重要的指标。在全球化的资本和权力体系之中，以美元作为全球金融货币、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和无可比拟的军事威慑力，美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全球第一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自身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国的精英依然向往美国，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源源不断地给美国带来新的创造性元素和竞争能力。一个文明的生命，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吸引力，是否有自信对其他文明开放，并且将异质元素转化为自身新陈代谢的造血功能。从这点而言，美国的衰落尚且为之过早。
自2008年之后，欧洲陷入了持续的财务危机之中，至今不能自拔。危机的背后是文明出了问题。如今我们去欧洲游览考察，会发现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欧洲人的那种发奋图强、努力工作的工作伦理丧失了，到处充满了松散、闲适、安逸的氛围，度假比工作更重要，全民福利造就了许多人坐享其成。科耶夫在冷战时期曾经设想要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帝国的抗衡之中，建立一个以法国为轴心的新拉丁帝国。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新拉丁帝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几个拉丁国家再加上希腊被讥讽为拖累了欧盟的“笨猪四国”，在这些国家内部弥漫着一种罗马帝国晚期的“死于安乐”的文明堕落迹象。古老的欧洲虽然实现了统一，不再有国家主义的冲突，也超越了对物质的无限贪婪、对富强的过度冲动，但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之中，其自身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在世界金融和贸易等级秩序中对第三世界的优势丧失殆尽，欧洲可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相对衰落之中。
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指出，16世纪之前的欧洲陷入黑死病的绝望之中，如果有人告诉你，欧洲将在未来主宰世界，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的梦呓。然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以科学技术的革命、勤俭竞争的工作伦理和民主法治的制度优势逐渐领先于世界，创造了现代文明。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莫兰指出：欧洲精神就在于它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分”。欧洲不仅有拉丁文化，也有新教文化，欧洲在被逼到悬崖之后，有可能重新焕发出活力。在一片萧条之中，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依然强劲有力，而且经历过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德国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既保持了新教的勤奋节俭和竞争精神，又有充分的国家福利保障，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
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秩序的重心在大西洋，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头号帝国。在18世纪还领先于世界的东亚，不仅衰落了，而且一度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猎场。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开始复兴，经济高速发展，首先是儒家文明圈的外围日本，随后是边缘地区东亚“四小龙”，最后轮到儒家文明圈的核心中国大陆。到21世纪初，以中国的崛起为标志，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财富结构逐渐从欧洲转移向亚洲，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世界历史重新向亚洲倾斜，地球的重心发生了偏离。
未来的世界，将有三个世界重心，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欧洲，第三个是中国。三个不同形态的重心，彼此之间形成了三种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欧亚大陆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以往的两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战后又以北约为标志，形成了美国、西欧联盟的大西洋共同体。在这两个共同体当中，除了美国、中国和欧盟三个中心之外，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容小觑。日本作为最早在东亚崛起的国家，既有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又保持了日本的本土传统，近年来恢复“正常化国家”的冲动，将让日本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俄罗斯虽然不复有当年苏联帝国时期的辉煌，但它的东正教文明底蕴再加上能源、科技、军事和人才优势，不排除有重新崛起的可能，普京最近推出的新“独联体”计划，便是再造帝国的第一步。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开始雄心勃勃，其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否有助于让其从印度洋的地区大国，进一步发展为欧亚大陆板块中的全球大国，也有待于观察。 三个重心，三大板块，21世纪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多元格局，它将改变和结束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出现一个新的文明世纪。
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使命
当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时刻”到来的时候，中国准备好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讨论所谓的中国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中国时刻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还有一种是中国文明的崛起，重新定义世界历史的时刻。
如前所述，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国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迫加入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当中，中国始终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之边缘，而在毛泽东时代，甚至一度在世界历史之外。自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历史，经济高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综合国力上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在不远的将来压倒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大国。然而，即使这一刻到来，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时刻的出现。因为世界秩序并没有随中国的崛起而改变，而反过来倒是中国被世界秩序所改变。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成为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且还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
早在晚清的时候，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发现欧洲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所谓富强，指的是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发展出来一套理性化秩序与制度设置，以及永不满足、无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而所谓文明，乃是指一套启蒙价值观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化建制，即严复所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是中性的、去价值的，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而文明则有着确定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包括现代的法治、责任制政府等等。
在富强方面，中国不仅学得惟妙惟肖，而且在有些地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欧洲还欧洲。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竞争法则，如今在中国已经到了上面“赢者通吃”、下面“末位淘汰”的登峰造极地步；为了当下的成就和享受，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对老祖宗留下的地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提前预支子孙后代几代人的红利。然而，在富强崛起的同时，中国却面临着文明价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的巨大危机。
古代的世界由军事力决胜负，今天的世界则是经济力定乾坤。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凭借的是横扫世界的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活跃身影，涌入众多国家的中国热钱。然而，中国商人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金钱和商品，却没有像当年的西方列强那样，还有更厉害的软实力——文明的价值观和先进的制度。实力所能征服的只是国家，唯有文明方能俘获人心。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盘古以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是有着天下主义胸怀、对世界精神有担当的民族。轴心文明的核心国家，都有这样义不容辞的世界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国到了19世纪之后，被全球化的资本一权力体系边缘化，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历程。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强国的原始冲动。这头被拿破仑称为“东方沉睡的狮子”，要么不醒来，一旦苏醒，就不会甘于仅仅作为一个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存在，她一定会走向世界的中心。在冷战时期，毛泽东试图在美苏之间，建立一个领导第三世界的红色国家。强国的真正梦想是在邓小平决定打开国门、加入全球世界体系之后开始实现的，中国逐步从世界资本与权力体系的边陲走向半边陲，随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中心。相隔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不再作为受屈辱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被尊重和对待。
世界帝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是实力的高下，更取决于文明的制度和话语的较量。至今为止，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国无论在文明话语的塑造、还是制度的建构，依然处于过渡的、不稳定状态。中国步入了全球的经济中心，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的政治中心。
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用民族国家伪装的文明国家，按照中国的本性来说，这话不错。然而伪装的时间长了，假作真来真亦假，今日的中国真的忘记了自己的文明本性。自晚清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势力打怕了，越来越重视势，而不在乎理，以理代势、势就是理，在中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压倒其他所有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是由国际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媒体、知识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从主权政治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世界，为中国定位。我们不再懂得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话语为自己辩护，不再懂得对国家利益的最好守护，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美国之所以持续强大，不仅在于军事、金融的统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话语权。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下一步则是文明的崛起。过去拿破仑有一句话，中国是一头东方沉睡的狮子，最好不要唤醒它。这是拿破仑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深思熟虑，中国一旦苏醒就不得了，一定会震撼整个世界，改变世界历史。但这一切仅仅是“应当”，要将“应当”转变为“可能”乃至“现实”，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自己。如何从民族国家的思维回到文明大国的天下主义思维，如何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为人类贡献的世界民族当中，如何从全球的世界工厂走向文明的思想工厂？——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重新思考。 对中国来说，在“外在成就”辉煌、综合国力崛起的今天，在内在的文明建构上，究竟是要当主流文明的追随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发展者？
如果中国仅仅扮演主流文明追随者角色的话，即使学得再惟妙惟肖，即使从一个只知富强、不懂文明的偏科生进步为德艺双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只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世界精神的中心依然在大西洋，依然是一个一神教的无趣世界，或者用科耶夫的话说，是一个“普遍同质国家”的世界。世界精神即使回到东方，但东方不但对它毫无贡献，而且以牺牲自己的文明作为代价成全了历史的终结，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阶段的提升。
那么，充当主流文明的反抗者行不行？这几年一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鼓吹者试图将主流文明简单混同于西方模式，视之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邪路，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近代以来中国反抗西方、探索强国之路的“伟大意义”，似乎中国将为天下开辟的，将是一条与之前的世界精神完全迥异的现代化道路。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国与国之间的世界争霸战，较量的虽然是实力，但背后是对世界精神的争夺：凡欲挑战主流文明的，最终难免失败，比如曾经是那样地野心勃勃试图挑战的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下半叶的苏联。而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经是当年世界霸主的同盟与伙伴，他们尊重主流文明，又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上有所发展，最后代替老霸主，成为世界精神的领导民族。
对世界主流文明，追随是没有出息的，反抗终将头破血流，唯有在顺应主流文明的基点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才是中国文明崛起的正道。黑格尔说：“个别的民族精神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前进、发展的连续的关系。世界历史哲学的哲学就是要在这种运动中发掘其内在连续性”。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精神，能够将全球优秀的文明遗产（包括自己的文明传统）都包容进来。
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生存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边缘，到了2l世纪，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现普遍精神的舞台。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就是一个“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
中国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