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作家王贤根先生的称呼有点儿复杂。
　　一般情况下，我都称他为老兄或者老哥；公开场合里，我则统称他为王老师。而在有些特别的时候，我还会热贴贴地叫他一声根哥。其实，对他怎样称呼，是完全由着自己的心情的。从严格意义上说，王贤根先生是我的师兄，当年读军艺文学系，他是二届的学员，而我则是六届的学生。照这样说来，对他冠之以师兄的称呼，或许更恰如其分一些，起码听上去，有一种同根同源的感觉，就像一家人似的。
　　不妨就这样复杂地称呼着。
　　众所周知的是，王贤根先生是一名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他的《援越抗美实录》《中国秘密大发兵》《西线之战》《西部之光》《火红的太阳》《邓东哲将军纪事》《雷神》《远泉绿色之梦》等，相信很多读者都已拜读过。我一向认为，如果你真心想认识一名作家的话，那么最直接也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去一一解读他的作品。所谓文如其人，也许正是这个道理。
　　一
　　算起来，我与王贤根先生认识应该有很多年了。先生生得精干，长得少面，俨然是典型的江南才俊，加之他重感情，人缘好，他的身边自然是少不得许多文友相随的。约略记得，最初与他相识，是在一个文友热心张罗的一次聚会上。那次聚会极是热闹，一大桌子人你一言我一语，始终被一种高涨的情绪包围着，气氛由此显得煞是活跃。先生的话不多，又很少插话，只是坐在那里静静的听，脸上却保持着一种矜持的微笑。尽管那次聚会，彼此之间都一一经主人事先进行了介绍，相互之间也十分热情地握过了手，并留下了联络方式，嘴里说着以后不要断了联系，但事过之后，我与他之间却并不曾有过直接的往来。
　　真正接触和了解王贤根先生，是在两年前海淀区作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有一些重要的决议要产生，所以那次会议开得有些漫长。等到会议结束时，已是半下午的时候。离开会议室时，不知因为啥儿，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远处走一走，便向走在身旁的他随兴问了句什么，没想到他十分爽快，一口答应愿意陪我同往。接着，他便又约了另一位好友，驱车直奔西山而去。
　　那一次我们去的地方是门头沟的马致远故居。
　　事到至今，我仍是想不清楚，当时为什么就去了那么一个地方。说起来，很有些鬼使神差的意味。
　　这个被当地村民世代传说的马致远故居，坐落在门头沟区王平镇韭园村的西落坡村里。那是一个十分古朴而别致的村子。院门前驻足四望，远山近树尽收眼底，脚下边站着的，则是一拱小小的石桥，石桥下流水潺潺，让人不由想到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故居的院落不大，却设有书房、卧室、客厅、厨房，院落的一角还筑有一间马厩。
　　大概是由于长久没人居住的原因，到这时，整个院落已经显得十分破旧，院内的石缝里，竟自由疯乱地生出一丛一簇的野草来。触景生情，眼前的这番景象，不能不由人心怀忧伤。
　　王贤根先生看得仔细，一处一处地在故居里走过，于桩桩件件的旧物前，徘徊复徘徊，或抬手轻抚，或沉吟低叹，全然一副不苟言笑的认真样子，脸上的表情也甚是凝重。此时此刻，我想，他的想像已经长了翅膀，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然而，从他的步态与表情里，我却一下觉察到了作为一名称职的作家令人感佩的悲悯情怀。
　　“西村日长人事少，一个新蝉噪。恰待葵花开，又早蜂儿闹，高枕上梦随蝶去了。”走出了马致远故居，王贤根先生有些感慨地说道，“马致远在《清江引·野兴》里所说的这个西村，理应就是这西落坡村了。”
　　稍倾，他又说：“从古至今，许多胸怀抱负的文士，都是在官场上不如意的。由此远离权贵，退隐山野，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而马致远之所以决心离开繁华热闹的戏剧舞台，独独隐居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里，也许是自有他的道理的。”
　　我咀嚼着他这番话，点头应诺道：“只是不知，这落坡村的名字，当初是谁取下的，那么让人感伤。落坡落坡，走到这一步，他也确实陷到了一个落魄的境地了。”
　　王贤根先生笑笑，说，“酒中仙、尘外客、林中友、曲中游，又何尝不是一种好生活呢？”
　　驱车回程的路上，不知怎么，他竟然一下子沉默下来，就像是怀揣了满腹的心事……
　　就是从那次之后，我们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稍稍的日子长了，彼此间便有了牵挂，或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地问候一下，哪怕是三言两语，也成了一种慰藉。
　　二
　　王根贤先生把那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千古长城义乌兵》赠送给我的时候，已經是后来的事情了。
　　请雅正。他笑着说。
　　他在那部书的扉页上，也是这样写的，字很漂亮，有些赏心悦目。
　　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话一向很少，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而少有愁眉不展的时候。
　　那部厚厚的近三十万字的纪实文学，我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终于把它读完。末了，竟有一种余兴未尽、欲罢不能的感受，心里头却又是沉甸甸的，如同压了一座山样。
　　这些年里，我读书很少，即便是读了，也大多是那些国外作家的作品，而对国内作家特别是当代作家的一些所谓的精品力作，关注的力度实在让自己深感惭愧。也许正因为此，所以当我拿起这部《千古长城义乌兵》的时候，一字一句读下去，心里充满的竟是由衷的钦佩与敬畏。
　　我知道，王贤根先生为了写这部书，前前后后整整耗去了好几年的时间。曾三次自费到长城沿线采访，三次赴义乌与市志编辑部同仁交流。收集、查阅、寻访，求证，对于那段过往的历史，几乎严谨到了近于苛刻的地步。一字一句煎心熬血最终落在纸上的那些文字，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境界。
　　如实说，在读王贤根先生的这部《千古长城义乌兵》时，我的心里是始终有一种痛的。整部书中所弥漫着的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不由间令我一次一次掩卷遐思，心潮起伏中，顿然间就会泪眼模糊。
　　书中描写的是，四百多年前，大明将领戚继光，在平息了多年为虐的东海倭患之后，毅然率领几千近万名浩浩荡荡的南军北上，千里迢迢固守边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是怎样一砖一石构筑长城，又是怎样在一个个漆黑而又漫长的夜晚，忍受着难耐的寂寞，一边用一腔热血抵御外侵之敌，一边用百般柔肠怀想家中的妻儿老小的。 　　四百余年的凄风苦雨里，那些像种子一样洒落在长城脚下的义乌兵卒，在远别故土的那些岁月里，内心深处应该有着怎样绵延不绝的乡愁呢！
　　血与火，情与义，跃然纸上。在近三十万字的浩繁文字里，我就这样追随着戚家军铿锵作响的脚步，一步一步在历史的罅隙里穿行，风雨无阻。
　　因为乡愁，所以寻找。于是也便有了一个个泣血带泪的鲜活人物。
　　因为乡愁，所以回归。于是也便有了一桩桩动人心魄的情感故事。
　　忧伤，但是美好。这应该算是我对于这部作品的初步印象了。王贤根先生之所以也很看重这部作品，我想，这是很有他的根据和道理的。
　　我在想，在写这部书时，他的内心一定是丰盈而孤独的。有这样一种创作心态的作家，必定是值得尊重与敬佩的。
　　说起来，我与王贤根先生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这年的初秋时节，这个时候，夏日的暑热尚未完全褪去，我与他一起，有幸参加了海淀文联组织的一次艺术家赴湘采风活动。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同住一舍，相谈甚欢，那些谈话的内容，又大多都是围绕着文学展开的。说到当前的阶层化与关系化写作，以及种种不尽人意的文坛怪状，两个人免不了要唏嘘上好一阵子；而在说到各自将来的创作打算时，他不免又对我好一番勉励。
　　他很真诚地望着我，说：“你好好写，实在不行，到时我带你去敲他们的门。”
　　他所说的，自然是出版社的大门。
　　这句话让我很受感动。有了这颗定心丸，我想，我是不应该辜负了他的。
　　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采风团走过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因为有了他，整个团的气氛由此也变得活跃起来。尽管他仍是很少说话，然而一旦开口，常常又是语惊四座，风趣幽默得让人忍俊不禁，由此，有他的地方，自然又是少不得欢声笑语的。一个时时刻刻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有谁不愿意与他共处呢？
　　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里，采风团的十几个人，是爬过了两座山的。我自小是在平原上長大的，不知因为什么，每当见到了大山时，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因此，无论山大山小，我常常坚持不到山顶，便有些泄气地在半山腰处驻足不前了，但是，王贤根先生却不然，看上去，他虽已是花甲之龄，却似乎对每一座大山都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走在山路上的样子，恰如闲庭信步、如履平地一般。若是遇到稍稍平缓的地方，他竟然还能一路小跑，将左右人等远远地甩在后面。
　　我知道，他是在南方的大山里长大的。对于他来讲，走进大山，自然就像走进了故乡一般了。
　　后来的一些日子里，自觉与不自觉间，我常常就会想起他上山走路时的样子。而每当想起这一幕时，无形之中，我就会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昂扬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