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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
对一个在中国被全家杀死的德国家庭,其朋友们的纪念方式,是成立一家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基金会,用以专门帮助当年杀死他们凶手的家乡的孩子。
这个颇感伤又有特别意义的基金会,就是南京普方协会。如今,这个协会已成立并运转了12年,换言之,也是不幸的普方一家人逝世12周年。但普方协会正努力摆脱其诞生的悲剧色彩。
“不,我们并不想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因为一家德国人不幸遇难,我们就要资助凶手家乡的孩子,”普方协会现任负责人茱利亚说,“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教育,能够改变或成就人的一生。”
回到12年前。按照普方基金会的现任负责人茱莉亚的话,故事的起点充满了血腥和悲伤,但很快人们看到,一切不止于此。
2000年,4个来自苏北沭阳县的失业青年,年纪在18到21岁,潜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据他们后来对法官所说,原本打算在这个高档别墅区偷窃。当他们闯入德国人普方的家中时,很快被这一家四口发现,双方语言不通,慌乱间,青年人将一家四口全部杀害。两个小时后,凶手4人即被抓获,杀人后,他们自己也吓坏了。
遇害的普方一家人,1998年落户南京。男主人于尔根·普方时年51岁,当时是扬州亚星奔驰合资公司的德方代表,他的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他们遇害这一天,是2000年4月1日(西方愚人节),以至于很多友人听到噩耗后惊呼:天哪!这是恶作剧吗?
然而,庭审现场的情景却让他们更加震惊。普方的亲友看到,4名凶手看起来就像刚刚逃出课堂、爱搞点恶作剧的孩子。他们穿着土气,满脸显露着没有见过世面的窘迫,以及做错事的惊惶。
于尔根·普方的母亲当时做出一个决定,试图写信说服中国的地方法官,不要判处这4个青年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德国母亲的这句话,被当时社会新闻记者们竞相转载。
2012年12月14日这天,《中国新闻周刊》来南京采访时,茱莉亚即将开始自己的圣诞假期。普方基金会的创始人之外,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德国巴符州国际经济和科技合作协会南京代表处成员。
回忆起12年前的庭审,她说,“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愤怒”但也夹杂着遗憾——这4个青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正式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另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在悼念会上,朋友们聚在一起追忆普方一家——
大家都忘不了,这是多么善良的一家人,普方先生个子高大,与人说话时,永远是慢条斯理地,朋友们几乎没见他发过火;普方太太是全职主妇,朋友们每每造访普方家,都是她热情招待。普方一家都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妻子怀孕后无力负担生活,全南京的外国人都去帮助他们,这其中,最积极的就是普方一家,尤其是普方的女儿桑德拉。
“或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上不起学的孩子。”有人提议。
“对,如果他们曾经好好上学,就有可能获得一份工作,生活多些机会和希望,或许那样就不会行窃,更不会去杀人。”有人附议。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在场人士的共同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普方家还有人健在,一定也会赞成,甚至会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基金会的主要支持对象将是杀死普方一家的四个孩子的家乡——苏北贫困地区;扶助目标,是让穷困孩子们都能够完成九年制国家义务教育。
“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生犯罪的土壤。”这成为普方基金会的共识。
由于种种原因,单独成立普方基金会没有得到批准,普方的朋友们转而与南京爱德基金会合作,成为爱德的一个项目,自己转而自称为“普方协会”。由于普方协会的主要支持对象是苏北贫困学龄儿童,在爱德内部,将其称为“苏北特困生项目”。
普方协会的成员,包括茱莉亚在内,目前固定的有12名,全部是志愿者,其中两位是茱莉亚的同事,其余都是南京国际学校——当年普方一双儿女就读的学校——的外籍教师,在这所学校临时游学的外国青年,偶而也会参与到普方协会的筹款活动中来。
作为一家成立于1985年的慈善基金会,爱德很快便将普方项目推广下去。但他们最初也很吃惊,在经济一向比较富裕的江苏,竟然也有穷得上不起学的孩子。
地方教育部门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普方协会却说:不,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贫困的孩子,使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学习成绩,他们反而并不在意。
他们的遴选标准如下:申请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规定的贫困线;父母或直系亲属均无固定收入,不受雇于公职部门或私营企业。但也有会优行先考虑的人,比如:孤儿;单亲家庭的孩子;本人身有残疾、或直系亲属有残疾的孩子;少数民族子女;女孩子。 所有这些标准,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帮助贫困儿童获得平等的教育”。
然而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爱德普方项目负责人吴美娟翻出历史记录,比如在2003年,该项目仅资助苏北地区的99名小学生,每人每学期150元,以及1名初中生,每学期250元。但如今,初中生的资助标准已涨到每人每年1200元。
资助目标最初只是帮助孩子们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随着2007年中国政府免去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学杂费,普方协会于是又将资助目标延伸为完成高中教育,高中生每人每年将获得2000元的助学金,以帮助解决住宿、购买教辅、伙食费等开支。
2009年起,普方协会发现,10年前相对贫困的苏北地区如今已变得不再贫穷,于是决定,将目光转为更为穷困的安徽南部地区,依然是寻找那些最需要获得资助的穷困家庭的孩子。
12年来,普方项目已资助了600余名学生。
这并不是个宏大的数字,然而,这个数字是由一批批国际友好人士接力完成的。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已不是当年协会创立时的参与者,甚至并不认识普方一家,他们把在中国期间参与普方协会、为中国贫困儿童募捐,作为自己人生之旅的一个有意义的片段。
事实上,绝大部分受资助者也并不知道普方基金会背后的故事。
“不,我们并不想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因为一家德国人不幸遇难,我们就要资助凶手家乡的孩子,”茱利亚说,她是目前普方协会内部,唯一认识普方一家的人,“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教育,能够成就人的一生。”
但普方仍然以某种形式被纪念。
每年4月,普方一家遇难的这个月份,是“普方之夜”晚宴的举办时间,地点是由南京国际学校免费提供的,晚餐也是由在南京的外国餐厅无偿赞助的。每位来宾需要购买一张门票,之后,会被在胸前戴上一朵粉红色的小花。
这朵小花也是普方协会的LOGO,最初是国际学校孩子的美术作品,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们觉得,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是一朵小花,虽然势单力薄,然而只要有爱心人士像绿叶一样扶持他们,他们终究能扛住风吹雨打,即使在再艰苦的环境,也会绽放。
这场晚宴最初只是普方一家的追思会,随着熟识普方的外国人士相继离去,它已经转变为一场纯粹的慈善晚宴,每位赴宴者需购买200元门票,12年后,这个价格已涨到每位1000元。
2012年的普方之夜与国际学校20周年校庆合办,在12月1日举行。吴美娟第一次参加,觉得很吃惊。这个慈善晚宴非并处处张扬着“苦大愁深”的故事,没有来宾介绍,也没有领导讲话,乐队在一旁演唱,还有自由跳舞时间,每个人都很放松,与其说是慈善晚宴,不如说是个简单的聚会。
然而,他们知道是为何受邀,为何而来。截至2012年12月30日,这一年的“普方之夜”庆典共募集了120余万元善款——没有捐赠仪式,没有媒体报道,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另一场颇有意义的活动,是每年12月,南京国际学校校园里会竖起一棵爱心树,树上挂满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有一个接受普方项目资助的孩子的名字,师生们路过这棵树,会挑选一张卡片带回家,给卡片上的孩子精心准备一份礼物,放回树下。他们把这棵树叫做“Giving Tree”。
这些礼物将由普方协会和爱德基金会派专人送达每个孩子。有人质疑这样成本太高,一路的交通费用,不如用来再资助几个孩子,或者在当地买。
但普方、爱德和国际学校的学生都不这样看。
“这不仅仅是一次送礼物的旅途,”吴美娟说,“这是一次面对面的交流,是给予乡村孩子们物质层面之外的精神鼓励。”
2012年的爱心树礼物,于12月14日全部整理好并且打包。三天后,吴美娟和民建江苏省委会社会服务处处长李丽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队长卢维俊一起,踏上了2012年的馈赠之旅。
出乎吴美娟的意料,大部分孩子并不着急看礼物是什么,而是先去看随礼物一同送来的卡片上写的内容。
比如,在长茂中学,一个叫丽丽的女生,迫不及待地与大家分享了一个署名“石霞阿姨”写给她的一段话:“中学阶段正是人生的播种季节。播下一个信念,你将收获一种行动;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个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个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只有自己在心中的山上攀登不息,将来才能登上真正的顶峰。”
丽丽激动得当即宣布,将把这段话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
一个多星期里,他们一共跑了2650公里,把一份份新年礼物送到了19所学校的292个孩子手里。
孩子们也回信。回南京的路上,吴美娟翻阅着孩子们的信,摘录几段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比如:
“我感觉我早已脱离了那个稚气未消的年龄,也许在你们眼中,我还是个孩子。我不想过多地向你们谈及我们这里的贫穷与落后,因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年轻的一代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来改变这一切。
“虽然现在我只是一名初中生,但等我长大、有能力后,我会积极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像你们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
“像你们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有梦想的人得到敢于梦想的机会。”
(感谢爱德基金会吴美娟女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对一个在中国被全家杀死的德国家庭,其朋友们的纪念方式,是成立一家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基金会,用以专门帮助当年杀死他们凶手的家乡的孩子。
这个颇感伤又有特别意义的基金会,就是南京普方协会。如今,这个协会已成立并运转了12年,换言之,也是不幸的普方一家人逝世12周年。但普方协会正努力摆脱其诞生的悲剧色彩。
“不,我们并不想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因为一家德国人不幸遇难,我们就要资助凶手家乡的孩子,”普方协会现任负责人茱利亚说,“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教育,能够改变或成就人的一生。”
悲伤的起点
回到12年前。按照普方基金会的现任负责人茱莉亚的话,故事的起点充满了血腥和悲伤,但很快人们看到,一切不止于此。
2000年,4个来自苏北沭阳县的失业青年,年纪在18到21岁,潜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据他们后来对法官所说,原本打算在这个高档别墅区偷窃。当他们闯入德国人普方的家中时,很快被这一家四口发现,双方语言不通,慌乱间,青年人将一家四口全部杀害。两个小时后,凶手4人即被抓获,杀人后,他们自己也吓坏了。
遇害的普方一家人,1998年落户南京。男主人于尔根·普方时年51岁,当时是扬州亚星奔驰合资公司的德方代表,他的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他们遇害这一天,是2000年4月1日(西方愚人节),以至于很多友人听到噩耗后惊呼:天哪!这是恶作剧吗?
然而,庭审现场的情景却让他们更加震惊。普方的亲友看到,4名凶手看起来就像刚刚逃出课堂、爱搞点恶作剧的孩子。他们穿着土气,满脸显露着没有见过世面的窘迫,以及做错事的惊惶。
于尔根·普方的母亲当时做出一个决定,试图写信说服中国的地方法官,不要判处这4个青年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德国母亲的这句话,被当时社会新闻记者们竞相转载。
2012年12月14日这天,《中国新闻周刊》来南京采访时,茱莉亚即将开始自己的圣诞假期。普方基金会的创始人之外,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德国巴符州国际经济和科技合作协会南京代表处成员。
回忆起12年前的庭审,她说,“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愤怒”但也夹杂着遗憾——这4个青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正式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另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在悼念会上,朋友们聚在一起追忆普方一家——
大家都忘不了,这是多么善良的一家人,普方先生个子高大,与人说话时,永远是慢条斯理地,朋友们几乎没见他发过火;普方太太是全职主妇,朋友们每每造访普方家,都是她热情招待。普方一家都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妻子怀孕后无力负担生活,全南京的外国人都去帮助他们,这其中,最积极的就是普方一家,尤其是普方的女儿桑德拉。
“或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上不起学的孩子。”有人提议。
“对,如果他们曾经好好上学,就有可能获得一份工作,生活多些机会和希望,或许那样就不会行窃,更不会去杀人。”有人附议。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在场人士的共同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普方家还有人健在,一定也会赞成,甚至会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基金会的主要支持对象将是杀死普方一家的四个孩子的家乡——苏北贫困地区;扶助目标,是让穷困孩子们都能够完成九年制国家义务教育。
“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生犯罪的土壤。”这成为普方基金会的共识。
我们不要品学兼优的孩子
由于种种原因,单独成立普方基金会没有得到批准,普方的朋友们转而与南京爱德基金会合作,成为爱德的一个项目,自己转而自称为“普方协会”。由于普方协会的主要支持对象是苏北贫困学龄儿童,在爱德内部,将其称为“苏北特困生项目”。
普方协会的成员,包括茱莉亚在内,目前固定的有12名,全部是志愿者,其中两位是茱莉亚的同事,其余都是南京国际学校——当年普方一双儿女就读的学校——的外籍教师,在这所学校临时游学的外国青年,偶而也会参与到普方协会的筹款活动中来。
作为一家成立于1985年的慈善基金会,爱德很快便将普方项目推广下去。但他们最初也很吃惊,在经济一向比较富裕的江苏,竟然也有穷得上不起学的孩子。
地方教育部门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普方协会却说:不,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贫困的孩子,使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学习成绩,他们反而并不在意。
他们的遴选标准如下:申请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规定的贫困线;父母或直系亲属均无固定收入,不受雇于公职部门或私营企业。但也有会优行先考虑的人,比如:孤儿;单亲家庭的孩子;本人身有残疾、或直系亲属有残疾的孩子;少数民族子女;女孩子。 所有这些标准,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帮助贫困儿童获得平等的教育”。
然而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爱德普方项目负责人吴美娟翻出历史记录,比如在2003年,该项目仅资助苏北地区的99名小学生,每人每学期150元,以及1名初中生,每学期250元。但如今,初中生的资助标准已涨到每人每年1200元。
资助目标最初只是帮助孩子们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随着2007年中国政府免去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学杂费,普方协会于是又将资助目标延伸为完成高中教育,高中生每人每年将获得2000元的助学金,以帮助解决住宿、购买教辅、伙食费等开支。
2009年起,普方协会发现,10年前相对贫困的苏北地区如今已变得不再贫穷,于是决定,将目光转为更为穷困的安徽南部地区,依然是寻找那些最需要获得资助的穷困家庭的孩子。
给予之旅
12年来,普方项目已资助了600余名学生。
这并不是个宏大的数字,然而,这个数字是由一批批国际友好人士接力完成的。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已不是当年协会创立时的参与者,甚至并不认识普方一家,他们把在中国期间参与普方协会、为中国贫困儿童募捐,作为自己人生之旅的一个有意义的片段。
事实上,绝大部分受资助者也并不知道普方基金会背后的故事。
“不,我们并不想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因为一家德国人不幸遇难,我们就要资助凶手家乡的孩子,”茱利亚说,她是目前普方协会内部,唯一认识普方一家的人,“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教育,能够成就人的一生。”
但普方仍然以某种形式被纪念。
每年4月,普方一家遇难的这个月份,是“普方之夜”晚宴的举办时间,地点是由南京国际学校免费提供的,晚餐也是由在南京的外国餐厅无偿赞助的。每位来宾需要购买一张门票,之后,会被在胸前戴上一朵粉红色的小花。
这朵小花也是普方协会的LOGO,最初是国际学校孩子的美术作品,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们觉得,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是一朵小花,虽然势单力薄,然而只要有爱心人士像绿叶一样扶持他们,他们终究能扛住风吹雨打,即使在再艰苦的环境,也会绽放。
这场晚宴最初只是普方一家的追思会,随着熟识普方的外国人士相继离去,它已经转变为一场纯粹的慈善晚宴,每位赴宴者需购买200元门票,12年后,这个价格已涨到每位1000元。
2012年的普方之夜与国际学校20周年校庆合办,在12月1日举行。吴美娟第一次参加,觉得很吃惊。这个慈善晚宴非并处处张扬着“苦大愁深”的故事,没有来宾介绍,也没有领导讲话,乐队在一旁演唱,还有自由跳舞时间,每个人都很放松,与其说是慈善晚宴,不如说是个简单的聚会。
然而,他们知道是为何受邀,为何而来。截至2012年12月30日,这一年的“普方之夜”庆典共募集了120余万元善款——没有捐赠仪式,没有媒体报道,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另一场颇有意义的活动,是每年12月,南京国际学校校园里会竖起一棵爱心树,树上挂满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有一个接受普方项目资助的孩子的名字,师生们路过这棵树,会挑选一张卡片带回家,给卡片上的孩子精心准备一份礼物,放回树下。他们把这棵树叫做“Giving Tree”。
这些礼物将由普方协会和爱德基金会派专人送达每个孩子。有人质疑这样成本太高,一路的交通费用,不如用来再资助几个孩子,或者在当地买。
但普方、爱德和国际学校的学生都不这样看。
“这不仅仅是一次送礼物的旅途,”吴美娟说,“这是一次面对面的交流,是给予乡村孩子们物质层面之外的精神鼓励。”
2012年的爱心树礼物,于12月14日全部整理好并且打包。三天后,吴美娟和民建江苏省委会社会服务处处长李丽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队长卢维俊一起,踏上了2012年的馈赠之旅。
出乎吴美娟的意料,大部分孩子并不着急看礼物是什么,而是先去看随礼物一同送来的卡片上写的内容。
比如,在长茂中学,一个叫丽丽的女生,迫不及待地与大家分享了一个署名“石霞阿姨”写给她的一段话:“中学阶段正是人生的播种季节。播下一个信念,你将收获一种行动;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个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个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只有自己在心中的山上攀登不息,将来才能登上真正的顶峰。”
丽丽激动得当即宣布,将把这段话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
一个多星期里,他们一共跑了2650公里,把一份份新年礼物送到了19所学校的292个孩子手里。
孩子们也回信。回南京的路上,吴美娟翻阅着孩子们的信,摘录几段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比如:
“我感觉我早已脱离了那个稚气未消的年龄,也许在你们眼中,我还是个孩子。我不想过多地向你们谈及我们这里的贫穷与落后,因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年轻的一代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来改变这一切。
“虽然现在我只是一名初中生,但等我长大、有能力后,我会积极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像你们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
“像你们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有梦想的人得到敢于梦想的机会。”
(感谢爱德基金会吴美娟女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