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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的部队，端着已上了刺刀的步枪，携带催泪瓦斯弹，围住了高中，阻止九名想去那里学习的黑人孩子进入。”
“尽管警察保持着和平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军用装备，如装甲车、催泪弹、橡皮子弹和强声炮让事件升级，引起全国关注。”
两个相似的场景。前者是发生在1957年9月的“小石城事件”；后者是发生在2014年8月的“弗格森事件”——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白人警察击毙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引发当地居民抗议，和平守夜演变为暴力骚乱。两起事件相隔57年，都触及了美国国内极为敏感的种族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美国政府处置此类问题有了一套固定做法，体现在“硬”和“软”两个方面。“硬”是依据法律使用暴力镇压，“软”是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定义问题、解读事件、平息事态。传播成为武力之外对社会进行治理的重要手段。
因“弗格森事件”波折较多，后续仍在发展，所以本研究重在分析2014年8月9日至9月29日间各方传播的情况。
一 、“弗格森事件”中的政府传播
政府是群体事件处置的主体。美国各州与联邦相对独立，“弗格森事件”中，各级政府部门都尝试通过调用传播手段平息事态，但效果各有不同。
当地政府：从置之不理到选择性公布
“弗格森事件”的不断升级有美国种族问题的深刻背景。这在弗格森警员配置上便有体现。当地三分之二人口是黑人，但53名警员中只有三名黑人。黑人处于被管理的位置。这为事件的发生埋下伏笔。当地政府，特别是警察局的处置对事件演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布朗被枪杀后，当地盛传警察滥用暴力。布朗家人和当地民众要求警局说明情况并提供开枪警官姓名。弗格森镇警局对此敷衍推脱，未予重视，还用警车压坏了悼念现场摆放的蜡烛，警犬在悼念花束上排便。长期积累的种族矛盾随之爆发出来。事发第二天夜间，和平抗议行为逐渐演变为暴力骚乱。
面对恶化的局势，弗格森镇警局不努力做解释工作，而信赖武力，使用催泪弹、豆包弹、橡皮子弹作为与示威人群“交流”的手段。镇上的警方控制不住形势后，上级市政府和州政府也采用类似方法。13日经州政府批准，弗格森的大街小巷出现了配备军用设备的警察和反恐小组。
当地居民的猜疑和不信任不断扩散，外部又因为媒体报道形成全国舆论压力。15日，弗格森镇警局不得不公布朝布朗开枪的警员姓名，同时播放了一段疑似布朗携带重武器抢劫便利店的录像，暗指警察威尔逊是接到报警后前往处理，正常拦截布朗。但当晚的记者会上，警局又承认威尔逊警官并非是在得到抢劫报警后才前往拦截布朗。那段录像也是违反联邦政府司法部要求而强行公布的。出尔反尔的警方发布被当地居民认为是有选择地公布信息，意在推卸责任，反而激化事态。直至21日司法部长霍尔德实地与民众交流、国民警卫队撤出，事态才趋于平静。
种族歧视矛盾积累甚久，稍有风吹草动，容易立即卷土重来。9月23日当地居民为布朗树立的临时悼念物被烧毁，抗议者又再度走上街头。吸取事件初期的教训，弗格森警局局长杰克逊立即通过视频向布朗家人道歉。但是因为积累的不信任，他的道歉没得到谅解，反而引起数百人聚集警局门口，要求杰克逊辞职。杰克逊在与民众面对面的解释中被包围，警民关系的僵局难以改善。
联邦政府：务实与务虚手段并用的表态
在此事的处置上，联邦政府有较大的缓冲地带。与以往美国种族骚乱的处置相比，本次处置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总统和司法部长都是黑人，对黑人群体更有亲近感；二是“冷战”不再，美国种族事件不会因前苏联阵营的外部攻击而对国家稳定和政府统治构成实质危机。联邦政府在传播上采取的策略分为务实方面——将其定义为法律问题，以及务虚的方面——人性与价值问题。
布朗被杀三天后，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称“布朗之死令人心碎，在这最困难时期，米歇尔（总统妻子）与我向他的家人和他所在社区的人们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强调“家庭”“社群”“人性”，易于形成共识的价值基础。
面对越演越烈的当地局势，奥巴马在18日总统例行媒体见面会上，将弗格森与伊拉克局势并列为两个主题。他认定参与暴力骚乱的是“一小撮人”，肯定当地大多数人遵守法律，重申美国是法治国家。他特意强调当地警力在执法中不能危害言论和集会自由，认为越是困难，越是彰显美国人性时刻，一切问题都是社群误解，号召人们消除误解，为共同价值而团结一心。
奥巴马委派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黑人司法部长霍尔德前往弗格森与当地居民沟通。霍尔德出发时，选取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圣路易斯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发表《致弗格森人民的一封信》，感谢弗格森人民不管形势多么复杂，都坚信法律，自己将会展开调查，承诺彻查枪杀布朗案。
在弗格森，霍尔德与当地黑人社群领袖以及当地学院年轻人交流中除了坚持依法进行调查事件和解决问题外，认为此事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美国其他社群也存在着类似基于历史的问题。他称自己除了是司法部长外，也是一名黑人，在黑人社群中形成认同。
二、美国媒体对“弗格森事件”的报道
“弗格森事件”中，通过传播对事件进行解读和干预的除了政府外，另一个主要力量是美国媒体。媒体看似中立观察者和报道者，也暗含着各自观点倾向和利益，所扮演角色及产生影响非常复杂。较为明显的是外地媒体和本地媒体在报道上的差异。
全国类媒体：突出冲突，视角广阔
“弗格森事件”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和媒体报道有很大关系。民众的迷惑一是源自媒体的质疑，如《纽约时报》指出，警方在记者会上说威尔逊警官从警六年，但实际上他只从警五年。二是源自媒体报道间相互冲突的内容，如在有关威尔逊警官面部受创的消息源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是其身边人士提供的消息，福克斯电视台则说消息来源于警局高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否定了其他媒体有关威尔逊面部骨折的报道。媒体的矛盾信息增加了社会疑虑。 因为看重事件所具有的冲突性新闻价值，全国类媒体纷纷向弗格森派出记者，并想方设法展现冲突，渲染各种戏剧化的场面。CNN等美国主要电视台不断播放警方射催泪瓦斯后烟雾弥漫的镜头，以及架着重机枪的装甲车和手持M4攻击步枪的警察画面。此类视频又经Youtube视频网站被大量转发，放大了人们头脑中警民严重对立的画面。
媒体还不断放大布朗被枪杀的不可理喻。比如《纽约每日新闻》报道，布朗在被杀后如何被搁置在街上数小时，就像“根本没人在乎他，他没有任何爱他的人，布朗的生命根本微不足道一样”。媒体报道中为布朗塑造了弱者形象。但在警方公布的疑似布朗抢劫便利店的视频中，人们看到身高190厘米、体重近300斤的布朗，都感到布朗真实形象同媒体描述有差异。
全国类媒体甚至自身都成了强化“弗格森事件”冲突感的一部分。警方在宵禁清场中，拘捕了几名不配合的非本地记者，几分钟后就释放了，不做任何犯罪记录，充满象征性。全国类媒体记者本来捕捉不到独特视角的新闻，便渲染警方违反第一修正案、破坏新闻自由，媒体编辑抗议，奥巴马讲话中要求保护新闻自由，客观上分散了对种族问题的关注。
全国类媒体在对事件的评论上视角更为开阔。《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CNN都在报道中明确指出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根源。《华盛顿邮报》在评论中认为，骚乱折射出美国社会种族歧视“顽症”，弗格森小镇的低教育水平很难使黑人有意识地争取权利。《洛杉矶时报》评论说，弗格森日趋严重的种族和经济问题为混乱埋下伏笔。CNN评论道，弗格森发生的抗议活动突显美国国内种族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当地媒体：本土优势，注重实效
《圣路易斯快邮报》是密苏里州主要的城市报纸，也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报纸之一。波因特研究院（Poynter Institute）评论“弗格森事件”中媒体报道时，特别强调该报作用，认为是地方报纸在与全国类媒体竞争中的一大胜利。
该报在网站上设立“弗格森更新”专栏，结合本地报道优势，滚动播报事件的最新进展，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很多全国类媒体的消息源。
该报特别重视对事件的报道，特别是能给人以直观感受的图片报道。在整个事件报道中，该报利用各种渠道快速发布记者拍摄或从社交网络渠道搜集到的图片、视频，仅第一周围绕事件报道就累积了150万的浏览量。
不同于全国类媒体报道上普遍存在的“事不关己”的疏离感，该报非常注重当地社群权益，以独特的本土视角解读事件。如《为什么迈克尔·布朗枪杀案发生在这里？》回顾了弗格森社群形成中的特殊历史，跳出种族矛盾单一视角，兼顾了金融危机以来社群构成变化，在报道中尽量采访各类居民，反映各方声音。这让人生地不熟的全国类媒体难以匹敌。作为当地报纸，编辑记者对社会秩序混乱有切肤之痛，努力平衡地展现各方观点。在多数媒体只关注警察对抗议人群施加暴力，该报则反映一些抗议者向警察扔玻璃和塑料瓶，试图封锁一条道路的行为。它还报道了警察的活动，客观反映恶化的社会治安状况给警察及其家人带来的困扰，从个人和社群角度力图形成警民理解，推动问题的实际解决。
三 、“弗格森事件”反映出的美国传播治理特点与启示
“弗格森事件”反映出美国传播治理的几个特点。
第一，无论政府还是媒体，在传播方式与内容上都存在全国与地方差异。地方政府在传播中力图回避责任来阻止事态恶化，却事与愿违，“塔西陀效应”明显。联邦政府相对超然，从大局入手，强调原则与价值观。全国媒体虽然能从大局着眼，但出于商业竞争目的，过于渲染冲突，忽视对当地问题的深入了解。当地媒体更为熟悉本地情况，从社群角度推动问题解决。
第二，各方传播中都强调法律观念，特别是联邦政府在各类传播场合中反复提及法治理念，如大多数人守法，法律体系终将给事件一个合理的解决。媒体记者也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使保护言论自由成为事件中的一个次生议题。但也正因如此，美国民众都高度寄希望于法律能带来正义，但当大陪审团的最终决定与其期望不符时，11月份冲突又起。
第三，各方在传播中除了“务实”的说明、报道外，还都围绕价值观、历史、社群认同等“务虚”话题进行讨论，如联邦政府在灌输法治理念同时，不忘强调美国作为社群整体存在；霍尔德不忘说明自己的黑人身份；媒体在报道现状同时，不忘在评论中回顾历史。政府和媒体从“务虚”角度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以达成和解，恢复社会秩序。
第四，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复杂而有序。表面上，该事件中媒体扮演了政府的“对手”角色，围绕警察拘捕记者，媒体在激烈斗争。但实际上，媒体对事件戏剧化场面的追求已经冲淡了对种族问题体制原因的深刻评论。实际上，政府是媒体最主要的信息源，设定了讨论议题与议程。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媒体，在事件处置中，依法对不配合宵禁的记者采用短暂拘捕；或颁布禁飞令限制媒体对宵禁行动进行空中报道。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政府管制媒体的主动性手段挺丰富。
“弗格森事件”的传播治理也带来了两点启示。
其一是任何国家都有其敏感事件，如种族问题之于美国。一旦因敏感问题引发群体事件，处置方在传播中要有应对多轮波折的准备，仔细处理好“衍生点”，防止次生事件。该事件到12月为止，已经出现过两次反复，在传播上，需要耐心、细致地处理。特别是要警惕与历史上类似事件形成类比，从而形成“预言效应”，重蹈历史覆辙。
其二是流行文化在事件中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容忽视。如“弗格森事件”中抗议人群高举双手，高喊“别朝我开枪”，非常便于模仿扩散。当地警察在抗议活动中使用“我是达伦·威尔逊”手环。这些流行文化符号和象征容易让事件扩大蔓延。处置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如美国司法部命令禁止警察在执勤中佩戴手环。但以行政手段应对文化现象，效率并不高，甚至会弄巧成拙。在网络文化兴起的当下，群体事件中流行文化因素将越来越多，相应的通过制造流行文化解决问题的手段缺乏，值得事件处置者的思考。
（本文系官建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与效果评估信息平台建设研究”的阶段成果，批准号：11&ZD025）
“尽管警察保持着和平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军用装备，如装甲车、催泪弹、橡皮子弹和强声炮让事件升级，引起全国关注。”
两个相似的场景。前者是发生在1957年9月的“小石城事件”；后者是发生在2014年8月的“弗格森事件”——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白人警察击毙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引发当地居民抗议，和平守夜演变为暴力骚乱。两起事件相隔57年，都触及了美国国内极为敏感的种族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美国政府处置此类问题有了一套固定做法，体现在“硬”和“软”两个方面。“硬”是依据法律使用暴力镇压，“软”是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定义问题、解读事件、平息事态。传播成为武力之外对社会进行治理的重要手段。
因“弗格森事件”波折较多，后续仍在发展，所以本研究重在分析2014年8月9日至9月29日间各方传播的情况。
一 、“弗格森事件”中的政府传播
政府是群体事件处置的主体。美国各州与联邦相对独立，“弗格森事件”中，各级政府部门都尝试通过调用传播手段平息事态，但效果各有不同。
当地政府：从置之不理到选择性公布
“弗格森事件”的不断升级有美国种族问题的深刻背景。这在弗格森警员配置上便有体现。当地三分之二人口是黑人，但53名警员中只有三名黑人。黑人处于被管理的位置。这为事件的发生埋下伏笔。当地政府，特别是警察局的处置对事件演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布朗被枪杀后，当地盛传警察滥用暴力。布朗家人和当地民众要求警局说明情况并提供开枪警官姓名。弗格森镇警局对此敷衍推脱，未予重视，还用警车压坏了悼念现场摆放的蜡烛，警犬在悼念花束上排便。长期积累的种族矛盾随之爆发出来。事发第二天夜间，和平抗议行为逐渐演变为暴力骚乱。
面对恶化的局势，弗格森镇警局不努力做解释工作，而信赖武力，使用催泪弹、豆包弹、橡皮子弹作为与示威人群“交流”的手段。镇上的警方控制不住形势后，上级市政府和州政府也采用类似方法。13日经州政府批准，弗格森的大街小巷出现了配备军用设备的警察和反恐小组。
当地居民的猜疑和不信任不断扩散，外部又因为媒体报道形成全国舆论压力。15日，弗格森镇警局不得不公布朝布朗开枪的警员姓名，同时播放了一段疑似布朗携带重武器抢劫便利店的录像，暗指警察威尔逊是接到报警后前往处理，正常拦截布朗。但当晚的记者会上，警局又承认威尔逊警官并非是在得到抢劫报警后才前往拦截布朗。那段录像也是违反联邦政府司法部要求而强行公布的。出尔反尔的警方发布被当地居民认为是有选择地公布信息，意在推卸责任，反而激化事态。直至21日司法部长霍尔德实地与民众交流、国民警卫队撤出，事态才趋于平静。
种族歧视矛盾积累甚久，稍有风吹草动，容易立即卷土重来。9月23日当地居民为布朗树立的临时悼念物被烧毁，抗议者又再度走上街头。吸取事件初期的教训，弗格森警局局长杰克逊立即通过视频向布朗家人道歉。但是因为积累的不信任，他的道歉没得到谅解，反而引起数百人聚集警局门口，要求杰克逊辞职。杰克逊在与民众面对面的解释中被包围，警民关系的僵局难以改善。
联邦政府：务实与务虚手段并用的表态
在此事的处置上，联邦政府有较大的缓冲地带。与以往美国种族骚乱的处置相比，本次处置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总统和司法部长都是黑人，对黑人群体更有亲近感；二是“冷战”不再，美国种族事件不会因前苏联阵营的外部攻击而对国家稳定和政府统治构成实质危机。联邦政府在传播上采取的策略分为务实方面——将其定义为法律问题，以及务虚的方面——人性与价值问题。
布朗被杀三天后，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称“布朗之死令人心碎，在这最困难时期，米歇尔（总统妻子）与我向他的家人和他所在社区的人们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强调“家庭”“社群”“人性”，易于形成共识的价值基础。
面对越演越烈的当地局势，奥巴马在18日总统例行媒体见面会上，将弗格森与伊拉克局势并列为两个主题。他认定参与暴力骚乱的是“一小撮人”，肯定当地大多数人遵守法律，重申美国是法治国家。他特意强调当地警力在执法中不能危害言论和集会自由，认为越是困难，越是彰显美国人性时刻，一切问题都是社群误解，号召人们消除误解，为共同价值而团结一心。
奥巴马委派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黑人司法部长霍尔德前往弗格森与当地居民沟通。霍尔德出发时，选取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圣路易斯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发表《致弗格森人民的一封信》，感谢弗格森人民不管形势多么复杂，都坚信法律，自己将会展开调查，承诺彻查枪杀布朗案。
在弗格森，霍尔德与当地黑人社群领袖以及当地学院年轻人交流中除了坚持依法进行调查事件和解决问题外，认为此事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美国其他社群也存在着类似基于历史的问题。他称自己除了是司法部长外，也是一名黑人，在黑人社群中形成认同。
二、美国媒体对“弗格森事件”的报道
“弗格森事件”中，通过传播对事件进行解读和干预的除了政府外，另一个主要力量是美国媒体。媒体看似中立观察者和报道者，也暗含着各自观点倾向和利益，所扮演角色及产生影响非常复杂。较为明显的是外地媒体和本地媒体在报道上的差异。
全国类媒体：突出冲突，视角广阔
“弗格森事件”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和媒体报道有很大关系。民众的迷惑一是源自媒体的质疑，如《纽约时报》指出，警方在记者会上说威尔逊警官从警六年，但实际上他只从警五年。二是源自媒体报道间相互冲突的内容，如在有关威尔逊警官面部受创的消息源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是其身边人士提供的消息，福克斯电视台则说消息来源于警局高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否定了其他媒体有关威尔逊面部骨折的报道。媒体的矛盾信息增加了社会疑虑。 因为看重事件所具有的冲突性新闻价值，全国类媒体纷纷向弗格森派出记者，并想方设法展现冲突，渲染各种戏剧化的场面。CNN等美国主要电视台不断播放警方射催泪瓦斯后烟雾弥漫的镜头，以及架着重机枪的装甲车和手持M4攻击步枪的警察画面。此类视频又经Youtube视频网站被大量转发，放大了人们头脑中警民严重对立的画面。
媒体还不断放大布朗被枪杀的不可理喻。比如《纽约每日新闻》报道，布朗在被杀后如何被搁置在街上数小时，就像“根本没人在乎他，他没有任何爱他的人，布朗的生命根本微不足道一样”。媒体报道中为布朗塑造了弱者形象。但在警方公布的疑似布朗抢劫便利店的视频中，人们看到身高190厘米、体重近300斤的布朗，都感到布朗真实形象同媒体描述有差异。
全国类媒体甚至自身都成了强化“弗格森事件”冲突感的一部分。警方在宵禁清场中，拘捕了几名不配合的非本地记者，几分钟后就释放了，不做任何犯罪记录，充满象征性。全国类媒体记者本来捕捉不到独特视角的新闻，便渲染警方违反第一修正案、破坏新闻自由，媒体编辑抗议，奥巴马讲话中要求保护新闻自由，客观上分散了对种族问题的关注。
全国类媒体在对事件的评论上视角更为开阔。《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CNN都在报道中明确指出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根源。《华盛顿邮报》在评论中认为，骚乱折射出美国社会种族歧视“顽症”，弗格森小镇的低教育水平很难使黑人有意识地争取权利。《洛杉矶时报》评论说，弗格森日趋严重的种族和经济问题为混乱埋下伏笔。CNN评论道，弗格森发生的抗议活动突显美国国内种族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当地媒体：本土优势，注重实效
《圣路易斯快邮报》是密苏里州主要的城市报纸，也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报纸之一。波因特研究院（Poynter Institute）评论“弗格森事件”中媒体报道时，特别强调该报作用，认为是地方报纸在与全国类媒体竞争中的一大胜利。
该报在网站上设立“弗格森更新”专栏，结合本地报道优势，滚动播报事件的最新进展，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很多全国类媒体的消息源。
该报特别重视对事件的报道，特别是能给人以直观感受的图片报道。在整个事件报道中，该报利用各种渠道快速发布记者拍摄或从社交网络渠道搜集到的图片、视频，仅第一周围绕事件报道就累积了150万的浏览量。
不同于全国类媒体报道上普遍存在的“事不关己”的疏离感，该报非常注重当地社群权益，以独特的本土视角解读事件。如《为什么迈克尔·布朗枪杀案发生在这里？》回顾了弗格森社群形成中的特殊历史，跳出种族矛盾单一视角，兼顾了金融危机以来社群构成变化，在报道中尽量采访各类居民，反映各方声音。这让人生地不熟的全国类媒体难以匹敌。作为当地报纸，编辑记者对社会秩序混乱有切肤之痛，努力平衡地展现各方观点。在多数媒体只关注警察对抗议人群施加暴力，该报则反映一些抗议者向警察扔玻璃和塑料瓶，试图封锁一条道路的行为。它还报道了警察的活动，客观反映恶化的社会治安状况给警察及其家人带来的困扰，从个人和社群角度力图形成警民理解，推动问题的实际解决。
三 、“弗格森事件”反映出的美国传播治理特点与启示
“弗格森事件”反映出美国传播治理的几个特点。
第一，无论政府还是媒体，在传播方式与内容上都存在全国与地方差异。地方政府在传播中力图回避责任来阻止事态恶化，却事与愿违，“塔西陀效应”明显。联邦政府相对超然，从大局入手，强调原则与价值观。全国媒体虽然能从大局着眼，但出于商业竞争目的，过于渲染冲突，忽视对当地问题的深入了解。当地媒体更为熟悉本地情况，从社群角度推动问题解决。
第二，各方传播中都强调法律观念，特别是联邦政府在各类传播场合中反复提及法治理念，如大多数人守法，法律体系终将给事件一个合理的解决。媒体记者也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使保护言论自由成为事件中的一个次生议题。但也正因如此，美国民众都高度寄希望于法律能带来正义，但当大陪审团的最终决定与其期望不符时，11月份冲突又起。
第三，各方在传播中除了“务实”的说明、报道外，还都围绕价值观、历史、社群认同等“务虚”话题进行讨论，如联邦政府在灌输法治理念同时，不忘强调美国作为社群整体存在；霍尔德不忘说明自己的黑人身份；媒体在报道现状同时，不忘在评论中回顾历史。政府和媒体从“务虚”角度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以达成和解，恢复社会秩序。
第四，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复杂而有序。表面上，该事件中媒体扮演了政府的“对手”角色，围绕警察拘捕记者，媒体在激烈斗争。但实际上，媒体对事件戏剧化场面的追求已经冲淡了对种族问题体制原因的深刻评论。实际上，政府是媒体最主要的信息源，设定了讨论议题与议程。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媒体，在事件处置中，依法对不配合宵禁的记者采用短暂拘捕；或颁布禁飞令限制媒体对宵禁行动进行空中报道。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政府管制媒体的主动性手段挺丰富。
“弗格森事件”的传播治理也带来了两点启示。
其一是任何国家都有其敏感事件，如种族问题之于美国。一旦因敏感问题引发群体事件，处置方在传播中要有应对多轮波折的准备，仔细处理好“衍生点”，防止次生事件。该事件到12月为止，已经出现过两次反复，在传播上，需要耐心、细致地处理。特别是要警惕与历史上类似事件形成类比，从而形成“预言效应”，重蹈历史覆辙。
其二是流行文化在事件中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容忽视。如“弗格森事件”中抗议人群高举双手，高喊“别朝我开枪”，非常便于模仿扩散。当地警察在抗议活动中使用“我是达伦·威尔逊”手环。这些流行文化符号和象征容易让事件扩大蔓延。处置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如美国司法部命令禁止警察在执勤中佩戴手环。但以行政手段应对文化现象，效率并不高，甚至会弄巧成拙。在网络文化兴起的当下，群体事件中流行文化因素将越来越多，相应的通过制造流行文化解决问题的手段缺乏，值得事件处置者的思考。
（本文系官建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与效果评估信息平台建设研究”的阶段成果，批准号：11&ZD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