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而其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20世纪初的新旧交替之际，融会中西学术方法，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破旧立新”的治学理论和治学方法。
一、治学理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1921年11月，胡适写成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指出：“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是大胆地假设，二是小心地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从而正式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命题。
胡适的这种治学方法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颇深，同时也吸收了徽州学者的“怀疑”与“求是”的精神，不失为一则治学格言。它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部分却必要的思维过程，特别是包含了一种鼓励探索、反对主观武断的合理因素，体现出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这里的“大胆地假设”不是凭空的、异想天开的“假设”，而是建立在“细心搜求事实”的基础上，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其关键在于指导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为其“假设”求得充分而可信的证据，让事实说话。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小心的求证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
在做学问上，首先要占有大量的材料，从材料的研究中形成初步的看法，然后大胆地提出假设，为了证实这个假设，又应该细心地证实，这种治学态度是严谨的，方法是适用而且有效的。他本人正是本着这一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敢于创新而又“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在文学史、哲学史以至佛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颇有创见的探索，取得了世界所公认的成就。
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1928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材料的认识有了质的不同，认为“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绝大不同”。胡适指出，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和中国这三百年来的朴学，方法是一样的，“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牛敦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柏司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三百年朴学的成绩，如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证学、金石学、史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称为“科学的”，然而“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制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
对此，他列表比较了中国与欧洲从1606至1687年这80多年的学术成就，从而得出：中国除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外，都是纸上的功夫；而西洋人已经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路。这里面，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治学材料，我们是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筋斗”，而欧洲人则是用自然物质的材料做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接着，胡适还举出很多例子来阐明依靠纸上的材料考证的局限性和自然科学所采用的实物材料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因为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可以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可以创造材料，创造证据；即使是文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也应多作实地考察调查，发现新的证据，不应限于纸上的材料，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比如在音韵方面，“一个格林姆便抵得许多钱大昕、孔广森的成绩。他们研究音韵的转变，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有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费了几年的功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胡适上述认识的深刻性在于，他有力地阐述论证了治学不仅要依赖科学的方法，更要注重和依赖所用的材料，使纸上材料和实物材料结合起来。这对我们当今的学术研究也是非常有益的。
三、治学方法的“四字诀”
胡适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书信和讲话中多次讲到“勤、谨、和、缓”的四字治学方法。1943年5月30日给王重民的信，1957年5月2日给陈之藩的信，1961年10月14日对胡颂平的谈话都谈到了这一点。胡适历次介绍“四字法”时，具体文字和所举事例有所不同，但基本意思一样。他在致陈之藩的信中，对“勤、勤、谨、和、缓”四字作了这样的解释：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敬慎’。”
“和”，胡适解作“心平气和”“平心静气”“虚心体察”，即“平心考察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人，‘和’之至也”。
“‘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
胡适中年以后，常用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胡适讲述的这个“四字法”的治学方法对人们是有非常大的教益的，尤其是在学术之风与思想观念颇为浮躁的今天，它有着相当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治学理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1921年11月，胡适写成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指出：“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是大胆地假设，二是小心地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从而正式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命题。
胡适的这种治学方法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颇深，同时也吸收了徽州学者的“怀疑”与“求是”的精神，不失为一则治学格言。它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部分却必要的思维过程，特别是包含了一种鼓励探索、反对主观武断的合理因素，体现出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这里的“大胆地假设”不是凭空的、异想天开的“假设”，而是建立在“细心搜求事实”的基础上，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其关键在于指导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为其“假设”求得充分而可信的证据，让事实说话。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小心的求证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
在做学问上，首先要占有大量的材料，从材料的研究中形成初步的看法，然后大胆地提出假设，为了证实这个假设，又应该细心地证实，这种治学态度是严谨的，方法是适用而且有效的。他本人正是本着这一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敢于创新而又“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在文学史、哲学史以至佛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颇有创见的探索，取得了世界所公认的成就。
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1928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材料的认识有了质的不同，认为“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绝大不同”。胡适指出，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和中国这三百年来的朴学，方法是一样的，“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牛敦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柏司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三百年朴学的成绩，如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证学、金石学、史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称为“科学的”，然而“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制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
对此，他列表比较了中国与欧洲从1606至1687年这80多年的学术成就，从而得出：中国除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外，都是纸上的功夫；而西洋人已经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路。这里面，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治学材料，我们是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筋斗”，而欧洲人则是用自然物质的材料做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接着，胡适还举出很多例子来阐明依靠纸上的材料考证的局限性和自然科学所采用的实物材料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因为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可以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可以创造材料，创造证据；即使是文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也应多作实地考察调查，发现新的证据，不应限于纸上的材料，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比如在音韵方面，“一个格林姆便抵得许多钱大昕、孔广森的成绩。他们研究音韵的转变，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有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费了几年的功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胡适上述认识的深刻性在于，他有力地阐述论证了治学不仅要依赖科学的方法，更要注重和依赖所用的材料，使纸上材料和实物材料结合起来。这对我们当今的学术研究也是非常有益的。
三、治学方法的“四字诀”
胡适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书信和讲话中多次讲到“勤、谨、和、缓”的四字治学方法。1943年5月30日给王重民的信，1957年5月2日给陈之藩的信，1961年10月14日对胡颂平的谈话都谈到了这一点。胡适历次介绍“四字法”时，具体文字和所举事例有所不同，但基本意思一样。他在致陈之藩的信中，对“勤、勤、谨、和、缓”四字作了这样的解释：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敬慎’。”
“和”，胡适解作“心平气和”“平心静气”“虚心体察”，即“平心考察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人，‘和’之至也”。
“‘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
胡适中年以后，常用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胡适讲述的这个“四字法”的治学方法对人们是有非常大的教益的，尤其是在学术之风与思想观念颇为浮躁的今天，它有着相当大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