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看完《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脑海里自然浮起这句话，来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很久没有出现过如此有力量的中国电影了。故事所揭示的国际资本对人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的压制，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异化”事实，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赞叹。
　　《药神》把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推上了一个高峰，但它又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
　　因为它并不完全客观、冷静、理性。它在电影院里赚走的每一滴泪珠，都反射着鲜明的道德立场；它给予观众的每一记心灵重击，都让回归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野心昭然若揭。

“人鬼两难”

　　在《药神》里，大部分角色都同时是自己的对立面。
　　主人公程勇，从牟利开始，以良心收尾，在市侩和仁义之间转化，在助人者和违法者之间摇摆。
　　诺瓦公司，原本是功德无量的救命药的研发者与生产者，却在垄断利润的驱使下成为合理合法的生命分配者—按金钱分配。
　　张长林，是一个唯利是图、谋财害命的假药贩子，但在最后一刻，面对警方审讯时，他又以“嚣张”的表现直面了自己的良知。
　　印度仿制药企业主，在国际社会一直是声名狼藉的“专利流氓”，以受本国法律支持的侵犯（不承认）国际制药巨头的专利权、仿制其产品的行为来获利，但他们在电影里又不无真情地充当了源头上的“救世主”。
　　警察曹斌，徘徊于法与情的峡谷，在职责与良知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
　　公安局长，作为一个绝对忠实于法律的执法者，同样展现了努力压抑个人情感、克制价值判断的一面。
　　唯有患者，这些如果失去仿制药就会连生命在内一无所有的人，才是立场一致、绝无摇摆的大资本反抗者。唯有他们，才具备真正的“彻底性”。
　　因此，电影里完全通体透明的“人性担当”，是患者黄毛—一个来自贵州凯里的沉默寡言的杀马特少年。每一个让人“飙泪”的镜头，都是对准患者的：吕受益的妻子抢过杯子喝下了一大杯白酒、黃毛为了掩护程勇而驱车成仁、夹道的白血病患者对着囚车摘下口罩……
　　可以说，除了患者，其余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分裂的矛盾体。每个人都从本性的A面，走向了相反的B面。

无论多么深刻的电影，其意义都要在电影之外去探寻。电影驱使着观众思考：是什么让人异化，造成了这种“人鬼两难”的局面？

　　此时，一个陈旧的哲学名词跳到了眼前—异化。“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无论多么深刻的电影，其意义都要在电影之外去探寻。电影驱使着观众思考：是什么让人异化，造成了这种“人鬼两难”的局面？
　　电影从一开头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大群绝望的患者高举着“天价药”、“无良企业”的手写标语包围了“诺瓦”公司，要求“格列宁”降价，当盛气凌人的高管作了一番“不说人话”的表演之后，患者们扔出了一堆粪便。他们说：“命都没了，我们还怕你报警？”
　　马克思说：“货币的魔力起到了颠倒黑白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确感知的、《药神》所具有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客观、冷静地反映现实世界，就像给现实拍照片。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以及继承者，批判现实主义说，这还不够，我们要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人道主义，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立场。

有苦衷的恶

　　《药神》不是在给现实照相，至少不是拍一张全景照。它所呈现的外表文明而内在狰狞的制药巨头形象，只是它们的一个片面。
　　生产“格列宁”的“诺瓦”，喻指现实中生产格列卫的瑞士诺华公司，如果仅仅把它所代表的一众制药巨头完全视作恶的源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格列卫的确是一种神药。
　　它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能用口服药的方式，几乎百分之百有效地对抗某种癌症。它没有耐药性，不论狡诈的“慢粒白血病”癌细胞如何变异，也逃不过格列卫的追杀。如果稳定使用格列卫，“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从30%左右提高到90%，这已经与正常人群水平相当。格列卫救活了无数的人，这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如果专门就格列卫的诞生和应用去拍一部电影，人性光辉一样激动人心，其中的科学工作者一样值得我们深深致敬。
　　但我们不能苛求《药神》，毕竟电影永远是诉诸情感和形象的艺术形式，而且一个局部的真实，也是真实。
　　如果要在电影之外作真正有意义的反思，那就不能忽视另一部分事实，因为那是逻辑前提之一，唯有前提正确，结论才能正确。创新药造福人类但同时又和社会发生无解的冲突，其要害正在于“创新”二字—必须有高回报来鼓励高投入，否则它就不会出现。
　　20年的专利保护期，就是制药巨头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的关键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内，它们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就会向市场要求一个垄断价格。电影里的“格列宁”，一瓶用一个月，需要4万元，现实中的格列卫，大概需要2.3万元。
　　价格是一种分配机制。这就意味着，在专利保护期限内，大部分患者会处于“有救治之方仍必须等死”的处境。因为这一极端的伦理困境，药物就从一个科学问题突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生命和财富直接挂上了钩，药企在这段时间里事实上扮演了一个“客观的死神”的角色，它无意决定人的生死，但分配机制“决定了生死由它决定”。
　　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停止循环，它就自我终结了。所以片中唯一让人深恶痛绝的角色—假药贩子张长林，说了一句直指内核的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以一国之力是无法扭转这样的普遍现实的，又何况一个文艺作品呢？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杏林的至上原则，人人熟读，在中国唐朝药王孙思邈也说过：“若有疾厄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每个人都得到问诊服务诚然不难，但奈何的是，关键问题是药。
　　就各种“神药”的共享性而言，批判的武器对世界现实不可能有太大的撼动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那么，《药神》的批判性，只能指向尚可改善的制度了。
　　电影末尾，警察曹斌去接出狱的前姐夫程勇，说了一句：不用去卖仿制药了，抗癌药已经纳入了医保。
　　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不代表过往的悲情都是因为制度的忍心。作为长长的问题链条中有限的一环，一国能做的并不多，医保也有其承受能力的天花板，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部分抗癌药纳入医保的一个大背景是，创新药陆续过了专利期，国产仿制药已经把价格降到可接受的程度，比如格列卫就在2013年专利到期，一盒仿制药只需200元，相当于原来一片的价格。
　　批判的更深意义，在于提醒国人自主的科技研发是多么重要。有一位官员说过：“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很多‘Made in China’的商品，但找不到中国制造的药品。”
　　某一天，当中国能够不断研发出类似格列卫的“神药”时，我们才有条件去思考如何打破“天价”逻辑。
　　国家在思考，也在行动。《药神》重拾批判的武器，证明了它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证明了电影并不注定只是几十平方米的放映厅内的玩物，有些人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