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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宇航员能够顺利地围绕轨道飞行，实验人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甚至吃尽了苦头。他们没有享受到丰厚的物质待遇，也从来没有获得过“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并且一直没有邀游过太空，尽管他们曾经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身心健康献给了神秘的太空。这些人便是在幕后为苏联宇航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宇航实验员。
苏联时代并没有公开的“宇航实验员”这种职业，他们的工作和活动极其保密，因为在当时，利用人体进行实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后来，随着人们对宇航业的了解逐步加深，已不再需要这一职业。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记者采访了苏联时期的两名宇航实验员——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和维克托·列尼，从而了解到他们鲜为人知，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经历。
“宇航实验员”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在宇航员训练中心一共有八名实验员。我们所有人的证件上标注的都是其他职业——工程师或者科学工作者。”米哈伊尔·诺维科夫说，“实际上我们是‘全能’的实验员，几乎参与了所有实验，包括离心机实验、希洛夫秋千实验、科里奥利加速度实验、高压氧气舱实验、跳伞实验以及失重实验等。我们还服用那些用来使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保持良好感觉的药物，以测试它们的效果。最为可怕的是，我们必须经受各种严酷的生存训练。每三个月我们都需要经专门的医学委员会检查一次，由他们决定是否可以去做实验。如果鉴定为‘适合从事专业训练’，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太空实验。”
在苏联时期，宇航员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后，将自动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在今天的俄罗斯，从太空返回的宇航员也会荣获“俄罗斯英雄”的称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宇航实验员经受的失重状态要长得多，其身体也需要承载更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也不是平白无故地授予宇航员光荣称号。从太空返回的宇航员有90%自我感觉很差，而且不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能康复。”列尼说，“在之后的4年内，他们往往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态。一些宇航员首次飞行后便坚决拒绝再次进入太空，有一位甚至很快就递交了‘自愿’退役申请。”
几乎所有宇航员在经历过失重太空飞行后，其听力、视力、脊柱和关节等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证实说，失重状态对人的整个身体都有害，特别是对骨骼和肌肉组织。
“人在飞行过程中，全身骨头的钙质会渗出，因此骨骼变得脆弱。”列尼继续说，“通常在宇航员着陆后，会马上用担架将其抬走。这不是因为他无法自行站立，而是因为在经历了10分钟的垂直失重状态后，他的腿有折断的危险。如果着陆后宇航员马上伸手抓什么东西，他的手指很可能会骨折。”
维克托·列尼和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在宇航员训练中心工作的30余年期间，参与了200余次实验，经历了数千次模拟太空失重飞行。
“我们试图在地面上模拟宇航员在太空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列尼说，“乘坐实验飞机进行抛物线飞行时便可体会到失重的感觉。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实验飞行，在50岁时我的左耳已完全失聪。”
宇航实验员还对身体的耐高温能力进行实验。实验是在人工控温室里进行的。列尼和诺维科夫进入一个温度高达80℃、湿度达40%的控温室中。当实验结束时，实验员的体温上升到了39℃，脉搏高达每分钟200下。
“宇航员本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实验。当时有这样一种观念：超越一定范围的负荷应该让宇航实验员测试。我们应该挑战人类机体的极限，这种挑战是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很少经历的。”列尼说。
1984年夏天，一项令人难受的实验任务落到了维克托·列尼和同事的身上。他们奉命在黑海海域实验一种新型的三个座位的飞行装置。
“我们进入一个位于救生船内的水池中。在一昼夜间，强劲的水浪不时地撞击着船舷。船体摇晃得非常厉害，池中的水不停往外飞溅，不得不往水池中加了五次水。”列尼说，“水浪把我们抛出3米多高，头部差点撞上水池上方的梁。我们经历了可怕的日子。之后，我勉勉强强通过了矫形检查，但我的两名同事当时就昏迷了。”
几个小时后，他们又被塞进一个狭小的宇航器中，然后沉入黑海海底。
“我们在这个难以形容的宇航器里待了三天三夜。里面空间极其狭小，站也不是，坐也不成，更谈不上走了，所有人必须像胎儿一样蜷曲着。”列尼继续说，“宇航器里的温度高达38℃，而湿度达到了100%。最可怕的是，海流引起的毫无规则的颠簸使人无法忍受。”
而在这3天时间里，实验员只得到了一份口粮——航天员专用便携式应急食品。这些食品在制作过程中排除了所有水分，从而压缩成了外形像巧克力的小方块。
“我们没有吃掉一块食品，根本不想吃。感觉有一团让人恶心的东西堵在喉咙上，不断提醒你，不饿，不要去吃东西。”列尼回忆说，“我的前庭器官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一位同事却一直嚷嚷：‘我的妈呀，我真是个大傻瓜，为什么要参加这种实验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给同事们鼓鼓劲。”列尼继续说，“我从便携式应急食品中取出一块带有黑李子干的干凝乳，其颜色和味道就像粪便一样。‘怎么样，伙计们，开始吃吧。’说完我带头咬了一口。真没有想到，大家恶心得更厉害了。”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类似的实验了。如今的宇航实验员在海底宇航器上的实验时间不超过3小时，轻松完成实验任务后，便离开宇航器了。
当记者问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实验时，列尼回答说：“因为宇航器可能会着陆在任何地方，经常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以前认为，人处于放置在动荡不定的海底的宇航器中时，能坚持的时间不超过两昼夜。而我们的实验结果推翻了这一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列尼和诺维科夫被派往寒冷的冻土地带进行实验。
“实验之前，我们身上粘满了各种传感器。”诺维科夫回忆说，“我突然发现一个金属导管挂在电线上，这时过来一位医生，递给我一瓶凡士林，说：‘这个传感器你自己安上。’这个导管长约25厘米，应该插入肛门内，因为人体最精准的体温应是直肠的温度。
“在我们团队中还有一位年轻士兵，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严寒中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感觉不舒服了。医生马上让他退出实验。自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这个小伙子被送往莫斯科了，情况非常严重，面临生死问题。
“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实验员用雪块搭建房子，里面塞进降落伞布料，一共加了30层。这样房子里的温度就会比露天温度稍微高一点。”
“有时我们会进入雪屋，但是不能够久待，一是因为那个直肠传感器使我们无法正常落座，二是因为2分钟不活动整个身体就开始麻木了。我们从雪屋里冲出来，在雪地上奔跑。”列尼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是不行的，因为即使停止1分钟，双脚也会麻木，所以我们像企鹅一样来回跑。气温下降到-50%，风速则高达每秒六七米。”
很快，实验员身穿的橡皮制“鳟鱼”救生衣开始破裂。
“人体的温度高于周围的温度，于是便产生了温室效应。只要一弯腰，衣服的接缝处便开始裂开。”诺维科夫说，“过了1小时，双手便开始感觉刺痛。摘下手套，发现里面都结冰了。冷风又吹进腋窝。饭也吃不成，当我把一块食物放进嘴里时，它没有融化，而是完全冻到了嘴唇上。”
这次实验结束以后，列尼和诺维科夫被拉到浴室洗了个桑拿浴，喝了加蜜的白兰地。然后他们被带到市区最好的宾馆休息。
“宾馆房间是镜子墙面。我照了一下镜子，感到吃惊：我的脸皮一片片剥落，非常可怕。原来，在冻土地带进行实验时，我们的脸被严重冻伤，洗完桑拿浴后它便开始自行脱落了。”诺维科夫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维克托·列尼仍然在宇航员训练中心工作，是一名上校军官，早就不做宇航实验工作了。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则在从事个体生意。有时他们也会回忆起那段艰辛的宇航实验员生涯，并且为一直没有能够遨游太空而感到遗憾。多年来他们都梦想着上天，但是希望都落空了。
苏联时代并没有公开的“宇航实验员”这种职业，他们的工作和活动极其保密，因为在当时，利用人体进行实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后来，随着人们对宇航业的了解逐步加深，已不再需要这一职业。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记者采访了苏联时期的两名宇航实验员——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和维克托·列尼，从而了解到他们鲜为人知，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经历。
“宇航实验员”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在宇航员训练中心一共有八名实验员。我们所有人的证件上标注的都是其他职业——工程师或者科学工作者。”米哈伊尔·诺维科夫说，“实际上我们是‘全能’的实验员，几乎参与了所有实验，包括离心机实验、希洛夫秋千实验、科里奥利加速度实验、高压氧气舱实验、跳伞实验以及失重实验等。我们还服用那些用来使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保持良好感觉的药物，以测试它们的效果。最为可怕的是，我们必须经受各种严酷的生存训练。每三个月我们都需要经专门的医学委员会检查一次，由他们决定是否可以去做实验。如果鉴定为‘适合从事专业训练’，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太空实验。”
在苏联时期，宇航员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后，将自动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在今天的俄罗斯，从太空返回的宇航员也会荣获“俄罗斯英雄”的称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宇航实验员经受的失重状态要长得多，其身体也需要承载更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也不是平白无故地授予宇航员光荣称号。从太空返回的宇航员有90%自我感觉很差，而且不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能康复。”列尼说，“在之后的4年内，他们往往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态。一些宇航员首次飞行后便坚决拒绝再次进入太空，有一位甚至很快就递交了‘自愿’退役申请。”
几乎所有宇航员在经历过失重太空飞行后，其听力、视力、脊柱和关节等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证实说，失重状态对人的整个身体都有害，特别是对骨骼和肌肉组织。
“人在飞行过程中，全身骨头的钙质会渗出，因此骨骼变得脆弱。”列尼继续说，“通常在宇航员着陆后，会马上用担架将其抬走。这不是因为他无法自行站立，而是因为在经历了10分钟的垂直失重状态后，他的腿有折断的危险。如果着陆后宇航员马上伸手抓什么东西，他的手指很可能会骨折。”
维克托·列尼和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在宇航员训练中心工作的30余年期间，参与了200余次实验，经历了数千次模拟太空失重飞行。
“我们试图在地面上模拟宇航员在太空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列尼说，“乘坐实验飞机进行抛物线飞行时便可体会到失重的感觉。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实验飞行，在50岁时我的左耳已完全失聪。”
宇航实验员还对身体的耐高温能力进行实验。实验是在人工控温室里进行的。列尼和诺维科夫进入一个温度高达80℃、湿度达40%的控温室中。当实验结束时，实验员的体温上升到了39℃，脉搏高达每分钟200下。
“宇航员本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实验。当时有这样一种观念：超越一定范围的负荷应该让宇航实验员测试。我们应该挑战人类机体的极限，这种挑战是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很少经历的。”列尼说。
1984年夏天，一项令人难受的实验任务落到了维克托·列尼和同事的身上。他们奉命在黑海海域实验一种新型的三个座位的飞行装置。
“我们进入一个位于救生船内的水池中。在一昼夜间，强劲的水浪不时地撞击着船舷。船体摇晃得非常厉害，池中的水不停往外飞溅，不得不往水池中加了五次水。”列尼说，“水浪把我们抛出3米多高，头部差点撞上水池上方的梁。我们经历了可怕的日子。之后，我勉勉强强通过了矫形检查，但我的两名同事当时就昏迷了。”
几个小时后，他们又被塞进一个狭小的宇航器中，然后沉入黑海海底。
“我们在这个难以形容的宇航器里待了三天三夜。里面空间极其狭小，站也不是，坐也不成，更谈不上走了，所有人必须像胎儿一样蜷曲着。”列尼继续说，“宇航器里的温度高达38℃，而湿度达到了100%。最可怕的是，海流引起的毫无规则的颠簸使人无法忍受。”
而在这3天时间里，实验员只得到了一份口粮——航天员专用便携式应急食品。这些食品在制作过程中排除了所有水分，从而压缩成了外形像巧克力的小方块。
“我们没有吃掉一块食品，根本不想吃。感觉有一团让人恶心的东西堵在喉咙上，不断提醒你，不饿，不要去吃东西。”列尼回忆说，“我的前庭器官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一位同事却一直嚷嚷：‘我的妈呀，我真是个大傻瓜，为什么要参加这种实验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给同事们鼓鼓劲。”列尼继续说，“我从便携式应急食品中取出一块带有黑李子干的干凝乳，其颜色和味道就像粪便一样。‘怎么样，伙计们，开始吃吧。’说完我带头咬了一口。真没有想到，大家恶心得更厉害了。”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类似的实验了。如今的宇航实验员在海底宇航器上的实验时间不超过3小时，轻松完成实验任务后，便离开宇航器了。
当记者问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实验时，列尼回答说：“因为宇航器可能会着陆在任何地方，经常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以前认为，人处于放置在动荡不定的海底的宇航器中时，能坚持的时间不超过两昼夜。而我们的实验结果推翻了这一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列尼和诺维科夫被派往寒冷的冻土地带进行实验。
“实验之前，我们身上粘满了各种传感器。”诺维科夫回忆说，“我突然发现一个金属导管挂在电线上，这时过来一位医生，递给我一瓶凡士林，说：‘这个传感器你自己安上。’这个导管长约25厘米，应该插入肛门内，因为人体最精准的体温应是直肠的温度。
“在我们团队中还有一位年轻士兵，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严寒中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感觉不舒服了。医生马上让他退出实验。自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这个小伙子被送往莫斯科了，情况非常严重，面临生死问题。
“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实验员用雪块搭建房子，里面塞进降落伞布料，一共加了30层。这样房子里的温度就会比露天温度稍微高一点。”
“有时我们会进入雪屋，但是不能够久待，一是因为那个直肠传感器使我们无法正常落座，二是因为2分钟不活动整个身体就开始麻木了。我们从雪屋里冲出来，在雪地上奔跑。”列尼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是不行的，因为即使停止1分钟，双脚也会麻木，所以我们像企鹅一样来回跑。气温下降到-50%，风速则高达每秒六七米。”
很快，实验员身穿的橡皮制“鳟鱼”救生衣开始破裂。
“人体的温度高于周围的温度，于是便产生了温室效应。只要一弯腰，衣服的接缝处便开始裂开。”诺维科夫说，“过了1小时，双手便开始感觉刺痛。摘下手套，发现里面都结冰了。冷风又吹进腋窝。饭也吃不成，当我把一块食物放进嘴里时，它没有融化，而是完全冻到了嘴唇上。”
这次实验结束以后，列尼和诺维科夫被拉到浴室洗了个桑拿浴，喝了加蜜的白兰地。然后他们被带到市区最好的宾馆休息。
“宾馆房间是镜子墙面。我照了一下镜子，感到吃惊：我的脸皮一片片剥落，非常可怕。原来，在冻土地带进行实验时，我们的脸被严重冻伤，洗完桑拿浴后它便开始自行脱落了。”诺维科夫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维克托·列尼仍然在宇航员训练中心工作，是一名上校军官，早就不做宇航实验工作了。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则在从事个体生意。有时他们也会回忆起那段艰辛的宇航实验员生涯，并且为一直没有能够遨游太空而感到遗憾。多年来他们都梦想着上天，但是希望都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