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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修
台湾政治大学公民社会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创办人与召集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苗栗小区大学校长
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台湾的“祖父母节”，尊老敬老立意良善，但往年并未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直至今年一群热情的年轻人，于“祖父母节”当天，在台湾20个火车站当起“临时孙子”，帮年长、行动不便的民众抬行李，获得台湾民众热烈回响与赞许，也让“祖父母节”一时之间变得热络起来，并唤起各界对年长或行动不便者的关心，相当有意思，也相当有意义。
“需要帮忙吗？我们可以帮忙抬行李。”东台湾的花莲火车站第三月台没有电扶梯、电梯，对许多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人，短短的几阶楼梯，都得耗费许多时间、体力才走得完，令人不忍。放眼台湾，其实有很多火车站都还是这样，并不见得都很方便。因此，花莲青少年公益组织协会发起“临时孙子”抬行李运动，从花莲开始，透过网络脸书连结，串连不同学校的学生当志工，在全台湾各火车站帮忙抬行李，协会执行长黄荣墩呼吁青年志工：“记住，我们只做别人不做，却该做的事。”
事实上，抬行李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微公益”的善意，却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间接提醒与促进了火车站软硬件设施未来改善的机会，在还没改善前，用这个方法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让参与“临时孙子”的青年志工，在这个服务实践的过程中，触发其不同的想法与省思，“原来不是别人的阿公阿嬷出门这么的不方便，自己的阿公阿嬷甚至根本不出门。”换句话说，这一群青年志工当起别人的“临时孙子”，其实不是想要代替成为别人的孙子，而只是想以此抛砖引玉行动，让真正的孙子可以陪伴在老人家身旁，共同做些事，享受天伦之乐。因此，这活动并不只是单纯在火车站进行的志工行为，也不仅想要引发一些公共议题的讨论，更让年轻世代有机会去想到，应该要陪伴自家的阿公阿嬷出去玩，这样的反省，可以深化青年志工之公益内涵，也可以连结孝道伦理的省察，更重要的是让长者可以更有尊严地去旅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临时孙子”也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公益活动，除了吸引很多年轻人参与投入，打响帮“银发贵族”抬行李的公共议题外，同时也摆脱了以往从事慈善的“苦情形象”。“别人以为我很聪明，可以策划很多活动，其实我认为不是。”黄荣墩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同情，不忍，别人在那个痛苦之中。就像我对我学生的同情，或者我对青少年的同情，我对花莲卖菜的那个人的同情……”
说起来，每个故事都有它的源头。“小时候，我家就在花莲的旧火车站那个地方，附近有将近四五十家旅馆。由于交通不发达，在那个时候，来花莲的观光客必须在早上7点半前出发北上，当天才能抵达宜兰苏澳。”黄荣墩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历程，“我妈妈是一个很认真、很聪明的客家妇女，她就想出卖稀饭早餐贴补家用的办法。我们全家动员，我爸爸凌晨1点钟煮第一锅稀饭，我负责3点钟起来接手继续煮，从小学三年级就这样一路到长大。”
他和阿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的记忆，“阿公每次骑脚踏车载我的时候，总是讲家里的事情。”不只是流动的影像，而是一个时光流逝的定格，“你妈妈好辛苦喔!半夜就要起来，你看她晚上8点多就要睡觉，然后很早很早就要起来煮稀饭……”三代之间，浓浓亲情的如风絮语，亦是其能知亲恩的关键启蒙。“我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学会体会妈妈的事情或爸爸的事情。”
“我在花莲创立青少年公益组织，那一年，我29岁，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出社会后，他早先在花莲当地国中担任数学老师，在教书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的专长被压抑，或者没有被开发，或者有一点好的表现，也很容易被疏忽，“我发现在学校，一个老师没有能力把全部的课程包下来，那不是自己能够独立做的，所以，后来我决定成立一个青年服务团体来服务年轻人。”于是，在1994年创办台湾第一个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民间团体，迄今已将近二十个年头。
从一开始投身青年服务的工作，到近年以助农的概念，成立善哉市集，同时推广朴素的好人运动。多年来以社会企业方式，持续在花莲这样一个较为偏远、保守而又资源匮乏的地方，倡议许多理想，也让一群年轻朋友跟着他一起快乐行善。“我们和慈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爱玩’，可是我们在玩的时候，还在拐人家来做志工。当我们用‘玩’的方式，年轻人就进来了。当年轻人进来，‘玩’的这个接口存在，那么各种尝试的可能性就有办法开始。”
先是从好人的需求里找出互相帮助的方法，再从互相帮助的方法里结成“好人帮”，扮演媒合好人的平台；对于“社会互助”一词，更有趣的说法即是：请好人用自己吃喝玩乐的钱，来帮助弱势者的一种机制。例如，吃饭，就把买米这件事变成聪明消费，向愿意转做有机稻作的农民买米；另一方面，找寻村子里愿意做好人的人，用他的田好好种植，好好生产，帮助都市里的好人有更健康的食材，以此找出：除了“吃”和“价格”之外的其他意义与价值。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同样是在做公益，影响力却各有不同，差别有可能在，慈善义举背后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究其原因，主要归功于其“趣味性”。这也让我联想到，台湾作家原创的一个绘本故事《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它有趣的文字和图画，总是能吸引大朋友和小朋友按图索骥，猜猜“我”是谁，充分传达出一种童趣的美的愉悅。正如同“临时孙子”，一个抬行李的好人运动，小小的行动，却让好多人产生巨大的感受。
其实所有的感受，都是相互影响，不断在传递着。常常在想，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多一点正向的小改变，多一些善的涟漪效应，我们的社会真的会变得不同。你心里有几颗种子，有没有努力让它发芽？
台湾政治大学公民社会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创办人与召集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苗栗小区大学校长
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台湾的“祖父母节”，尊老敬老立意良善，但往年并未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直至今年一群热情的年轻人，于“祖父母节”当天，在台湾20个火车站当起“临时孙子”，帮年长、行动不便的民众抬行李，获得台湾民众热烈回响与赞许，也让“祖父母节”一时之间变得热络起来，并唤起各界对年长或行动不便者的关心，相当有意思，也相当有意义。
“需要帮忙吗？我们可以帮忙抬行李。”东台湾的花莲火车站第三月台没有电扶梯、电梯，对许多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人，短短的几阶楼梯，都得耗费许多时间、体力才走得完，令人不忍。放眼台湾，其实有很多火车站都还是这样，并不见得都很方便。因此，花莲青少年公益组织协会发起“临时孙子”抬行李运动，从花莲开始，透过网络脸书连结，串连不同学校的学生当志工，在全台湾各火车站帮忙抬行李，协会执行长黄荣墩呼吁青年志工：“记住，我们只做别人不做，却该做的事。”
事实上，抬行李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微公益”的善意，却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间接提醒与促进了火车站软硬件设施未来改善的机会，在还没改善前，用这个方法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让参与“临时孙子”的青年志工，在这个服务实践的过程中，触发其不同的想法与省思，“原来不是别人的阿公阿嬷出门这么的不方便，自己的阿公阿嬷甚至根本不出门。”换句话说，这一群青年志工当起别人的“临时孙子”，其实不是想要代替成为别人的孙子，而只是想以此抛砖引玉行动，让真正的孙子可以陪伴在老人家身旁，共同做些事，享受天伦之乐。因此，这活动并不只是单纯在火车站进行的志工行为，也不仅想要引发一些公共议题的讨论，更让年轻世代有机会去想到，应该要陪伴自家的阿公阿嬷出去玩，这样的反省，可以深化青年志工之公益内涵，也可以连结孝道伦理的省察，更重要的是让长者可以更有尊严地去旅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临时孙子”也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公益活动，除了吸引很多年轻人参与投入，打响帮“银发贵族”抬行李的公共议题外，同时也摆脱了以往从事慈善的“苦情形象”。“别人以为我很聪明，可以策划很多活动，其实我认为不是。”黄荣墩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同情，不忍，别人在那个痛苦之中。就像我对我学生的同情，或者我对青少年的同情，我对花莲卖菜的那个人的同情……”
说起来，每个故事都有它的源头。“小时候，我家就在花莲的旧火车站那个地方，附近有将近四五十家旅馆。由于交通不发达，在那个时候，来花莲的观光客必须在早上7点半前出发北上，当天才能抵达宜兰苏澳。”黄荣墩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历程，“我妈妈是一个很认真、很聪明的客家妇女，她就想出卖稀饭早餐贴补家用的办法。我们全家动员，我爸爸凌晨1点钟煮第一锅稀饭，我负责3点钟起来接手继续煮，从小学三年级就这样一路到长大。”
他和阿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的记忆，“阿公每次骑脚踏车载我的时候，总是讲家里的事情。”不只是流动的影像，而是一个时光流逝的定格，“你妈妈好辛苦喔!半夜就要起来，你看她晚上8点多就要睡觉，然后很早很早就要起来煮稀饭……”三代之间，浓浓亲情的如风絮语，亦是其能知亲恩的关键启蒙。“我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学会体会妈妈的事情或爸爸的事情。”
“我在花莲创立青少年公益组织，那一年，我29岁，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出社会后，他早先在花莲当地国中担任数学老师，在教书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的专长被压抑，或者没有被开发，或者有一点好的表现，也很容易被疏忽，“我发现在学校，一个老师没有能力把全部的课程包下来，那不是自己能够独立做的，所以，后来我决定成立一个青年服务团体来服务年轻人。”于是，在1994年创办台湾第一个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民间团体，迄今已将近二十个年头。
从一开始投身青年服务的工作，到近年以助农的概念，成立善哉市集，同时推广朴素的好人运动。多年来以社会企业方式，持续在花莲这样一个较为偏远、保守而又资源匮乏的地方，倡议许多理想，也让一群年轻朋友跟着他一起快乐行善。“我们和慈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爱玩’，可是我们在玩的时候，还在拐人家来做志工。当我们用‘玩’的方式，年轻人就进来了。当年轻人进来，‘玩’的这个接口存在，那么各种尝试的可能性就有办法开始。”
先是从好人的需求里找出互相帮助的方法，再从互相帮助的方法里结成“好人帮”，扮演媒合好人的平台；对于“社会互助”一词，更有趣的说法即是：请好人用自己吃喝玩乐的钱，来帮助弱势者的一种机制。例如，吃饭，就把买米这件事变成聪明消费，向愿意转做有机稻作的农民买米；另一方面，找寻村子里愿意做好人的人，用他的田好好种植，好好生产，帮助都市里的好人有更健康的食材，以此找出：除了“吃”和“价格”之外的其他意义与价值。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同样是在做公益，影响力却各有不同，差别有可能在，慈善义举背后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究其原因，主要归功于其“趣味性”。这也让我联想到，台湾作家原创的一个绘本故事《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它有趣的文字和图画，总是能吸引大朋友和小朋友按图索骥，猜猜“我”是谁，充分传达出一种童趣的美的愉悅。正如同“临时孙子”，一个抬行李的好人运动，小小的行动，却让好多人产生巨大的感受。
其实所有的感受，都是相互影响，不断在传递着。常常在想，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多一点正向的小改变，多一些善的涟漪效应，我们的社会真的会变得不同。你心里有几颗种子，有没有努力让它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