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雨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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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涨水蛾挺多,那段时间庄稼差不多涝死了,太阳从未在天上停留超过半小时,雨水不停往地上灌,我觉得山下的河水很快就会满起来,会把我住的半山腰淹没。“天灾要来了。”到处是这样的声音。我带着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连夜打着火把绕过深沟里的河水,走了三天三夜走到现在这座高山,实在走不动了,就此居住下来。
   我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名字,四面环山,树林密布,随便一棵松树都要两个人手拉手才能抱完。我的小儿子说,妈妈啊,你看这儿的松树好高啊!我就把这里取名为“高松树”。
   我们不敢住在地上,害怕野兽伤害。我们住在树上。小小的野兽会从林子背后伸出脑袋观察我们。它们从未见过除了我们一家之外任何人。整夜有鸟飞来,以为是它们的窝。
   儿子们还小,即便最大的儿子已经十四岁,在我眼里他也还小,又矮又瘦,看起来比他的二弟弟还要矮一些。姑娘们就更小了。他们对于生活在树上这种事情充满了好奇和喜悦,整日从树下上来,再从树上下去。
   他们兄弟姊妹之间相差一岁多,那些年我生孩子和种庄稼差不多,啊,一口气生了六个!
   我的丈夫是个木工,一年之间在家的时日加起来不过一个月。有时候过年那几天也不回家。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在什么地方待着。偶尔我都怀疑回来跟我睡那么几天的人是个鬼。只有他心情好时临走了会跟我说,有人请他制作箱子、椅子、凳子,还有衣柜,还有房顶上的木料。他只会跟我说这些。不告诉我什么人请他、要去的地方有多远。他总在夜间离开。晚上一起睡觉的人,睡到半夜我翻个身发现人已经走了,半夜里悄悄爬起来走了,就似乎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必须通过一场夜路。他回来也总是在天亮之前。黑乌乌的晚上如果有人敲我的门,那一定就是他回来了。那些年我一直活在一次一次的敲门声中。直到后来——敲门声再也不响。
   哎呀……不好了,雨水滴入我的眼睛。我的房子一定在漏雨。
   我又从床上摔下来睡在地上。地面暖烘烘的,都是我的身体烘热的。
   “老大!”我喊一嗓子,问他能不能帮我把哪一片漏雨的瓦换掉。
   一口痰堵住我的喉咙。不知道我的声音到底有没有喊出去。
   “老二!”我再喊一喊,万一他们能听到。
   我有四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我一共有六个孩子。
   “老三啊!”
   “老四……”
   今天不知什么日子。雨季来了吗?
   我还是继续想过去的事情吧。
   想起年幼时偷偷去大户人家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读书。我是读了书的。我认真读过,即使没有读更多,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现在让我写几个随便什么字,我一定写得出来。我就是读了书才觉得眼睛是亮的。为了读书,大户人家让我帮他们浇花我就浇花,让我给他们的老太太按摩我就按摩,他们喊我“小丫鬟”,我张口就答应,他们让我洗衣服我半点也不犹豫;只要肯让我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认字,我什么都高兴。
   后来大户人家就不再是大户人家了。我记不清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成亲后日子一直不好过,到了高松树更苦。我们始终住在树上。我不会建房子。我的丈夫是个木工,但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个家做过哪怕一根三条腿的凳子。我只听说他不仅木工活做得好,还是个建房子的好手。他算什么东西?他让别人都有房子住,却让我和孩子们住在树上。小女儿两岁之后他就没再回家。也许他已经死在外面了。
   我真高兴他死在外面。
   我希望他死在外面了。
   我希望他死得像只癞疙宝,浑身是罪恶的疙瘩。
   可他如果现在回来也好啊。我的房子肯定是漏了。他是个木工,他能修好我的房子。
   儿子们长大了我才从树上下来。我的房子就是他们亲手给我修建。從树上下来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住。他们各自成了家。女儿也嫁远了。我才想起来她们已经嫁人了。
   “雨滴到我的脸上了,老大!”我还是要喊一喊,万一房子塌下来怎么办。
   “老二!”
   没有人答应。
   “老三!”
   没有人答应。
   我先看看是哪一片瓦漏雨了。
   我还能站起来吗?已经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不知道是哪个小孙子告诉我,像这种连续三个月站不起来的人可能永远也站不起来了。我认不清他是哪一个儿子的儿子,也或者我们之间的辈分更远,说不定是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他每天给我送饭——不,也不是他一个人给我送饭,有四个孩子轮流送饭。他们心地善良,虽然力气很小,但发现我摔倒在地上,他们就会合起伙来将我重新扶起送回床上。
   按照能配合他们回到床上的力气,我应该还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我苦于不知该如何跟他们交流,他们从不喊我奶奶或者祖奶奶,连大一点儿的走路声都不会留下,似乎我这个身在暗室的人告诫过他们不许从外面带进任何声音。从未看清他们的长相,房间很暗,窗口很小,并且为了防止那些小巧却烦人的野兽窜进房间,特意将窗户开在墙壁的半腰;从那道小小的孔洞中透入的光亮照不明整个房间,夜里我又不爱点灯,整个房间基本上都是瞎的。孩子们视力好,他们只需要一点亮光就能看见我。好在我熟悉他们的身影,只要一进门就能准确地“看见”是哪一个孩子来了:瘦的影子,胖的影子,高的影子,矮的影子……每天早晚,每次一碗饭一碗菜,总是他们轮流送进来。我吃不吃或者吃多少或者不够吃,他们从不过问,就这一点使我不太满意。我谈不上爱他们,也谈不上不爱他们。有时我会怀疑他们不是我的孙子,不是我从树上带下来的那些孩子的孩子,他们说不定是我刚搬到高松树居住时那些认不清方向的调皮的鸟儿变来的。我曾在树上的家中给小鸟备下食物,他们飞来的时候就会满载而归。这样说来他们或许是乌鸦,只有乌鸦始终怀着情义不肯长大,只有乌鸦才肯合力扶起他们摔倒在黑暗中的母亲。现在他们要把我曾经给予的食物一点一点回报给我了。他们正在这么做。    啊,我在想些什么?难道我在想象我的四个儿子不如一只小鸟儿孝顺吗?
   我爱四个儿子也爱两个女儿。他们都爱我。
   可是从树上下来以后我的儿子们就变得很忙碌,他们说他们已经长大了,要出去找活命的路。他们给我修了房子就出门,在外面结了婚带着媳妇回来给我看一眼又带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高松树住着。我守着一大片林子过了很长时间。为了壮胆,我买回四条大黑狗,一条拴在屋后一条拴在屋前,一条拴在左边一条拴在右边,直到儿子们回家,我才让四条黑狗一并到牛圈门口守牛。他们回来时已经长变了模样,把他们年轻的样子全部长没有了。我和他们说话越来越少,后来就不怎么说话,后来我就生病了。
   我前年开始生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今年这一回病得最狠。
   “老四——”我拖长声音再喊我的小儿子,四个儿子当中我最宠他。
   老大的房子在左边,老二的房子在右边,老三的房子在背后,老四的房子在前面。我的房子在中间。他们应该都能听到我的喊声。可我喊了这么久一个人也不来答应。莫非我的声音是哑的?
   他们跟我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不信。
   “老三。”
   “老三啊……”
   我想起来了,老三已经搬走了。他恨我。他的女人也恨我。他们选在一个无风无雨的半夜打着火把翻山越岭走了。我才想起他们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不止老三。我的儿子们都恨我。他们说我从树上下来就变了,变得像个疯的,心也够狠,蛮不讲理,看他们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他们的父亲,眼里全是仇恨。我在山下的河沟边开了一块方方正正的水田,春天时我让他们给我插上秧苗,秧苗长大我让他们给我拔了重新一排一排栽入秧田;到了秋天,再让他们给我割回稻子,脫粒,晒干,装入麻袋。之后便不让他们接触我的谷子,更不让他们吃一口米饭,我总怕谷子被人偷走,总怀疑它已经被偷走了。如果有老鼠从谷子里跳过,我就怀疑是某个媳妇的手偷偷抓走谷子留下的痕迹。他们说我每天都在他们中间抓贼。
   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忘记了。我过掉的日子就像风吹过的尘土,地面上都是空的。
   我得自己想办法翻一翻身子,平躺的时间太久;若是可以,还得自己回到床上去。
   我要闭一闭眼睛,让滴入的雨水滚出去。
   我要站起来——试试看吧——啊!我能站起来!
   可我要躺着。最近这段时间,孤独像一只破麻袋,从头至尾将我裹在里边,只有躺下来回想往事才能让我不感到绝望。
   “为什么不出去?”我问我自己。
   “不出去。”我回答我自己。
   门开了。我的眼睛急忙看过去。来的是个高影子。我闻到一股桐子花的气味跟着他一起进门。
   “桐子花开了。奶奶。”那高影子说。他第一次跟我说话。
   “我以为现在是雨季。”我说。我也第一次跟他说话。
   “雨季还早。”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你的声音。”
   “你一定饿坏了吧,奶奶。”
   “不。”
   “感觉怎么样,还是不能站起来吗?”
   “不能。”
   “你要躺到床上去吗?”
   “扶我坐起来。你说外面是春天吗?”
   “是的。”
   “外面在下雨吗?”
   “没有。外面一直是晴天。到处都是桐子花,一阵一阵的风把桐子花全都吹开了。”
   “我晓得。我比你见得多啦。搬到高松树的时候桐子树并不多,后来一年一年,它们自己旺起来了。”
   “是的。现在都开成海了。”
  “你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想过给我送一盏灯吗?”
   “你有一盏灰色马灯,奶奶,你不记得吗?”
   “想起来了。你去点亮它。”
   “点过了。点不亮了。”
   “生锈了吗?”
   “我不晓得。就是点不亮了。”
   “再试一试。”
   “奶奶,你现在不需要点亮。现在天还没有黑。你的房间一直就有光,我和兄弟们给墙壁一边一下凿开两个窗户,你的房间亮堂堂的。”
   “这么说来,是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我不知道。但就算眼睛生了病,它也会好的。”
   “难怪我看见你们只是一个影子。”
   “它会好的。”
   我突然心里很烦躁,就把高个子小孩赶出去了。把他赶出去我便站起来自己躺到床上——哦,我其实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我只是不想站起来也不想走路。难怪儿子们总是不来看我,他们一定看出来我在装病。
   我把高个子小孩赶出去才有点儿后悔。他浑身粘着桐子花香气。我喜欢这种香气。
   可就是因为他浑身粘着香气我才急匆匆将他赶出去。我排斥这种香气。
   我心里是矛盾的。他不知道这些。
   那是我们搬到高松树的第五年。桐子树比之前更多,每一年都有新的苗子长出来,越长越多,多得脚下原来的土地都不够用了,硬生生从茂密的松林中挤出一寸地方。桐子树开花的季节大风就像河水一样冲进松林,冲到桐子树的花苞上,顶多三日,大风就将它们吹开了。在我多年记忆中,桐子花是我见过的需要狂风才能吹开的花朵。由此它们总是白白净净,身上不带一点污渍,花苞总是硬朗笔直地向着天空,开花的一刹那也向着天空,花瓣像白云做的帽子,那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帽子。后来之所以有更好的去处而一直没有动过搬家的念头,就是因为我喜欢高松树的桐子林。孩子们也喜欢。到了桐花谢却、桐树结果,他们就摘下那些果子,一次摘两个,一边一个穿在一根细短的棍子上,中间再用一根长棍绑着握在手里,一架两轮小车就做好了。那时候他们恰好到了喜欢给自己发明玩具的年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玩具。即使山下原本没有人烟的地方已经布满人家,逐渐形成一个集市,从我居住的地方往下走几十里山路,来回两个时辰左右,就可以给他们带回一些彩色玩意儿,我还是没钱赶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值得花钱。他们的父亲如果在的话,一定可以动用木工的天赋给孩子们做出更好玩的东西。我就是用这个借口一次次回绝他们想要买玩具的要求。“等着吧,你们的爹很快就回来了。他回来你们就有比山下那些玩具更好的玩具。”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讲。    可他们的爹一直没有出现。
   那段时间我没有盼着他们的爹死在外面。我希望他平安回家,即便他这辈子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给我留下,只给我留下一堆不值钱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都不爱他们,他们沉重,像石头,像梦魇,整整十个月躲在我体内吃我的心头血。我是从生下他们那一天开始爱他们。因为他们长得像我的心头肉。看在孩子们的面上我可以原谅他们的爹。只要他肯回来,在我想他回来的时候回来,我就可以原谅。
   “等着吧。等着吧。”我每天这样劝孩子们,也像说给自己听。
   “等着吧,等着吧……”
   可是桐子花一年一年开,一年一年开得多,就像逐渐堆积起来的等待的时日像天上的白云一样聚了散、散了聚,孩子们的爹还是没有回来。他们的身边只有我,我带着他们在桐子树林中劳动,一个一个捡起掉在地上颜色半黑的桐子果,把它们堆在一起沤着,沤到完全发黑发软,直到能剥出里边一瓣一瓣的果核。我告诉他们,卖了果核多余的钱就可以考虑给他们买一件好玩的东西。他们很高兴,很期待,很卖力,手被尖刺扎穿了也不哭。可是没有多余的钱。永远没有。我一开始就知道没有多余的钱。
   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淡忘了亲爹,不再问我“那个人”还回不回来。我对丈夫一直以“那个人”作为称呼。孩子们后来也用上了这个称呼。他们早就不指望通过捡售桐子果核获得一枚玩具。早就不指望了。因此后来他们在桐子树下捡着捡着就很伤心,一伤心就哭,一哭就停不下来。我也不指望他们能高高兴兴帮我干活,作为更伤心的人,我没有时间哭泣也没有时间安慰他们,我已经听惯了他们的哭声。我只能浸在他們的泪水中。而我的心一直像一棵桐树,开花是白的,暗地里果实沤成黑色。
   即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值得等待,我和孩子们也要活下去。事实上我们也没多少闲暇的时间等人。渐渐地孩子们也懂事了,我们的日子一直就很忙碌,我们一起将周围的松树砍倒一些,让它们原地倒在那儿,等到干透了再去砍成一截一截,劈柴往“家”里搬——就是我们住的大树底下。我们做饭是要到树下来做的。吃饭可以在树上。我们的饭菜非常简单,晒干的青菜或萝卜煮上一锅汤,储存起来的上一年的土豆煮上几个,一小碟磨成粉末的辣椒混上一点盐作为蘸料,饭菜就完成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住到地面上,还没有在深沟里的河边开出一块水田。那时候因为处于收成惨淡的荒年,到处都还有饿肚子的人,哪怕山下已经开始卖几样孩子们的简单玩具,也还是有饥荒,能给孩子们买玩具的人家并不多见。我和孩子们还住在树上,我们相依为命,夜里我就给他们讲妖魔鬼怪的故事,那全是我在大户人家干活并且读书时听来。那时候我们树上的“家”开始旧了,用细竹子和野生鸡屎藤绑的架子逐渐松动,我们便七手八脚合起来重新改造一个新家。虽然还是住在树上,却比从前那个树窝更大、更牢固。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都在土地上劳动,即使种出来的庄稼总会因为各种原因歉收。天黑之前我们就得从土地上收工,回到树上休息。哪怕我们“住所”周围已经开垦出来几块土地,松林和我们有了一点距离,也还是有小而凶巴巴的野兽在树林边徘徊和叫唤。毕竟我们住在树上,太像它们的同伴了。它们肯定想搞清楚我们是野鸡还是猴子。
   从树上下来我很舍不得。到现在也舍不得。昨天晚上梦见那几棵我们住过的高高的松树竟然开满桐花。
   “老二……”我犹犹豫豫,边喊边想哭。没有任何一个时候能跟现在相比,现在我非常清醒,仿佛宿醉后的清醒,想起我的确八十多岁,活到恍恍惚惚坐立难安却又迟迟不死的高龄,想起我的二儿子已经搬到对面的山坡居住,我的喊声他听不见。我的小儿子早就离家出走。他一定更恨我,即便我最疼爱他。我只能喊大儿子。我是分给大儿子和小儿子照管。我全部想起来了。
   我很难过我有四个儿子,就因为有四个儿子,我老的时候一切就不能做主,他们把我从一家之主的位子上拉下来,没有一个儿子愿意听我意见,他们自作主张捏几个纸团子抓阄,谁抓着负责照管我,谁就给我养老送终。我不愿意一个人居住——我是说,我愿意一个人住,是我自己才可以决定的那种独居,不是他们给我安排。被人像陈旧的物件一样归纳的时候我很难过。
   忍不住再喊一声我的大儿子。要是他能从我声音中听到一丝伤感该多好。可惜他听不清楚。大儿子仅有一只耳朵有听力,随着年岁增长,这只耳朵的听力也在下降,只有高声说话才能被他听见。他说他的耳朵是我打坏的。小的时候我的确爱打他们。小的时候他们只能任我打骂。那时候我心里装着一条河那么多的苦水。
   外面一定不是春天。雨水落到屋顶我不会听错。
   “还以为你会流几滴眼泪呢。”那个人的声音还浸在脑海中。他从前总会跟我说这句话。当他很久回一趟家,看见我打开门冷淡的脸子,就会略微带些吃惊的语气跟我说这句话。
   他一定很恼火为何我没有热泪相迎自己的丈夫,搞得他回家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的眼泪都在天上。”我会给他来上这么一句,不知算不算得上一句漂亮的气话。
   我听到一只松鼠在门口“吱”地叫一声。以前我还住在老家的时候,大量松鼠跑到门口玩耍,那个人就回来了。想到这里我朝门那儿望了一眼。就在这当儿,三记短促的敲门声响起。不知哪儿来的力气,我竟一下子从床上起来,迅速跑到门边,把门打开了。是晚上,月亮恰好挂在我对面的山顶上。一个人就站在门口台阶的最下面那一方台阶上,显然是怕被我推门撞倒,退到那个位置站着。他低着脑袋,看不清脸。
   “你找谁?”我竟问了一句糊涂话。
   “看来你是知道我要来。我就说你没什么大病。你能站起来,眼睛也没问题,走起路来和从前一样有劲儿。”那个人说。
   那个人回来了。
   ——是他!
   “你回来干什么?”
   他摇摇晃晃走到我跟前。没有回话。
   “你这么老了呀!”我高兴起来,说了这句恨不得戳断他心尖子的话。    “我回来看一眼。”
   “然后呢?”
   “然后就走。”
   “那你回来干什么。”
   “我一直在寻找你们。”
   “然后呢?”
   “你不要生气。听我把话说完。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那儿的人告诉我你们已经搬走了。没有人透露你们搬到什么地方,于是我四处寻找,一直找到现在。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问,挨家挨户去敲陌生人的门,你想不到这样做的后果,坏心眼儿的人为难我,他们说我是贼,或者是抢匪,或者是疯子,不是打我一顿就是拿棍子吓唬我,让我得不到一丁点儿你们的消息。说来你都不信,要不是遇上一个人……我还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你听了他的名字可能要恨他……我跟着那个人和他的家人一起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起初我设想的是,休息一段时间就去找你,可是一住下来就被这样那样的事情牵着动不了身。”
   “编得很有道理。”
   “我说的都是实情。总归我还是来看你了。刚刚敲门之前我给各路神灵祷告,希望这一户人家就是我要找的,因为我再也走不动了。”
   “你信了多少神灵?”
   “所有的。”
   “信那么多不怕他们打架么?”
   “我没有办法。”
   “你从前不信这些。”
   “后来信了。”
   “你还要去哪里?你的两个儿子还在等着给你养老送终——哦不对,你运气不好,负责抚养你的其中一个儿子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儿子等着给你养老送终。”
   “没有人跟你说吗?”
   “说什么。”
   “我跟着老三生活很多年了。来这之前的某一天下午我们两个还一起喝了一顿酒。”
   “我听懂了,他就是你刚才想说又没说清楚的那个人。”
   “是的。”
   “你们怎么相认?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
   “那天傍晚我走进一片松林,常迷路,常走到哪儿算哪儿,也就搞不清楚走到哪个地方了。我点着火把往林子里钻,走着走着遇见老三和他的妻儿也点着火把赶路。我自然不知道他是老三,我开口打听你的名字,他就猜出来我是谁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他是谁。我们在树林中抱头痛哭,讲述了分开的那些年我们各自的经历,然后我们还打了一架。当然是他跟我打架。出于条件反射我也揪着他不放。打完那一架我们就和好了。我看他诚心诚意让我跟他走,我就跟他一起到了一个地方居住下来(他不让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是哪儿),直到有人给我们传信,说你快要病死了。”
   我没有快要病死,但的确生了病,也的确逢人就告诉他们:我快要死了。我想看看老三是不是真的不回来。至于我的眼睛和体力,也确实刚刚才恢复,敲门声响起的时候突然有了气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我不感到累,也不觉得头晕目眩,两只脚站得很稳,眼睛能看见四面的山坡以及房子周围的树木,就连天空中之前看着像长了荒草似的毛边月亮,现在也看得清楚了。
   “他还在恨我。”这话一出口我心里有点儿憋屈,像被谁捅了一刀。
   “我不知道。”他说。
   “你们一直住在一起。”
   “是的。”
   “你跟老三住下来以后,就没想过再看看你的其他几个孩子吗?”我赶紧补充,“是你的几个孙儿想知道他们的爷爷长得什么样子。你的儿子们早就无所谓有没有父亲,至于你的两个女儿,她们连你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和我一样对你的称呼只有一个:那个人。要不是今天晚上你还穿着曾经我给你亲手裁缝的衣裳,我也会认不出你。说到这儿我也奇怪,那些衣裳过去这么多年竟然还没有朽坏。”
   “只怪我走了很长时间,稍微停下脚步就容易困乏,多年走在路上日晒雨淋,两根脚骨头都是冷的。我之前寻找你们一直凭着一口气,后来稍微放松那一口气,再想提起来就不容易了。你能体会吗?”
   “我不能。”
   “噢……”
   “两个心狠的人。四个儿子最像你的就是他。”
   “你不要恨老三。其实老三最像你。他嘴上说得越狠心里越软弱,喝醉了红着脖颈偷偷一个人哭。他承包了很多土地,从早到晚扑在土地上,让自己没有一丁点儿空闲。”
   “我可没有让他不回来。”
   “他回不来了。他的儿子们在那儿成了家。他的儿媳们一个也不愿离开自己的老家。他让我回来看一眼就回去。你不要恨我。我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回到那个地方。”
   “你又不是死在那个地方,只有死在那个地方的人才必须回到那儿去。”
   “你这是气话。但也许你说得有道理。”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伤感。老天有眼,我很高兴看到你这种样子。”
   “你和老三一样嘴硬,心里不是这样想。你还记得我敲门总是短短三声,大量的松鼠从山顶跑到门前,你就知道我要回来了。即使换了一个地方居住,你也没有忘记我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回家。”
   我没接他的话。
   “可以给我一碗水喝吗?”他说。
   我给他端来一碗水。
   他喝了。
   “小时候我的母亲跟我说,人如果拖着时间走就会一切如愿,如果时间拖着人走就会陷入泥涡。现在想起来她的话最有道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被时间拖着走的。我也是被时间拖着走。要是当初我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就好了。一出门我就回不了家。就像我的父亲,他是个流浪者,我母亲生下我不到一年他就不回家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从我父亲那儿没有断绝,像风一样吹到我头上的一种病。我越想回家越回不来。后来我明明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却突然莫名其妙掉转头,向着更远的方向走。我知道你和孩子们过的尽是一些没有好运的日子。说来让人伤心,我眼下站在你身前都感觉很不真实,就仿佛不是我自己站在你身前,是梦站在你身前。”
   那个人低下头去,低得像一根狗尾巴草;轻飘飘地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之前最下面那一方台阶上站着,然后才把头抬起来。
   “我要走了。”他说。
   “赶紧走你的。”我说。
   “你不要恨我。”
   “这不重要。”
   “对我来说重要。”
   “那是你的事。”
   他就走了。我竟眼睁睁看他从月亮的暗光底下走远,而没有开口叫他留下。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自尊心害了我和他的一生。如果当年他最后一次回家,我稍微表现得悲伤和不舍,流几滴眼泪,没有他活不下去的样子,他可能就不走了。
   可我不会那样表现。
   到现在,他在月亮底下走远了我也还是喊不出口。“你不要走了。”那句话仍然沉在心底。
   他没有回头,似乎脖颈僵硬使他回不了头,似乎山风太紧,吹得他转不过身。
   夜风带来一阵桐子花香气。我走到桐树底下,看月亮下面灰白的花朵像雨水刚刚从表面经過,花瓣上漾着一层光,到今天我才仔细看清楚它们,原来不仅顶着天开花,也可以横着开花,甚至低下头去。无论哪一种姿态,花朵仍然是洁净而壮美。我忍不住回头去看那条伸向松林的小路,看那个人还在不在我眼前的路上。看不见了。走远了。
   他果然只是回来看一眼。也是个倔强的人。
   我就回到房间。这回我躺在床上半点儿力气没有,仿佛刚才出去走了一段长路伤了体力。
   之后我就不知道自己睡着了还是醒着。但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始终冰凉,雨水从屋顶漏下来滴入眼睛那种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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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又醒了,他凝神静听着隔壁房间里那些熟悉的响动,在他耳旁窸窸窣窣。房间里没有一点光亮,他看着另一头窗户上沿那块仅存的四边形墙泥,每次醒来时,他都会望向那里,它与墙体越剥离一分就越固执地不肯掉落。摆钟挂在光秃秃的墙上,黑暗中辨不出时针的位置。它从他记事起就在那里,如今已无法报时。失眠拉长了黑夜,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聆听夜间那些充满威胁的声音。   木床只占据了房间很小的一部分,他将能够发出声音的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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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的家在北京天坛公园附近,一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俄苏式四层楼的老房。   国内的诗歌活动越来越多。一直旅居国外的杨炼现在经常回国。采访的时候,杨炼的妻子、小说家友友就在旁边安静地倾听。   杨炼,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   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国内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并受邀到欧洲各国朗诵。   1988年,杨炼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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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专业教师与研究生   讨论记录:王海月  一、“罪案小说”形制与创作主题探究   吕彦霖:我们这次讨论房伟的新作《血色莫扎特》。房伟老师是苏州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王小波研究专家,曾经出版过《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之前在天津的一次见面中,房伟老师讲到自己在写抗战故事的时候,深切地感觉到现实中的故事,比作家虚构的要精彩得多。总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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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很忙,我就在家附近的幼儿园里上学,也没有人接送,每天晃晃悠悠走上半个小时的路程上下学。那个时候,马路上还没有那么多的车。有一次,我得了一张奖状,急着拿回家向父母炫耀,不料半途中摔了一跤,跌进了泥坑里。奖状摔烂了,上面沾满了黑黑的污泥,我一路哭着回了家。这是一张绘画比赛的奖状,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荣誉。那个时候我最拿手的事是画画,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最初的表达方式。   我高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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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到魏思孝的作品是在“废柴写小说”的公众号上——一篇叫《垃圾盟主李尚成》的小说。小说的“原型”就是魏思孝的朋友——垃圾盟主李尚成。小说写得特别逗,我看的时候一直在笑。魏思孝对于“底层”是有慈悲之心的,对于身处“底层”坚持写作的朋友更是关心帮助有加,但“慈悲”不是“怜悯”更不是“纵容”,对于“底层”存在的问题魏思孝批判讽刺起来也是毫不留情的,即便是对朋友。他在小说里写道:“李尚成希望我多谈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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