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5月9日，被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教父”的钱其琛走了。
钱其琛是上海嘉定人。早年曾任职上海《大公报》，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的外交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至1974年，他一直同苏联打交道，其中有十年是在苏联度过。
1976年至198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82年至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到199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1993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国务院原副总理，2017年5月9日逝世李年
90岁
从钱老的履历，不难看出，他生于战争年代，早年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又走向外交工作的领导岗位，一生都处在时代的潮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钱其琛长期担任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助手，是一系列具体外交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堪称中国外交的“操盘手”。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职业外交官逐渐走向前台。此前，由于领袖的光环太强，职业外交官的角色更多是作为执行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拓展，在给钱其琛等外交决策者及执行者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1988年到2003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最错综复杂、最变化频繁的时期。
2003年，钱其琛出版了他的《外交十记》，分别回顾了对苏关系正常化、对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海湾战争前夕的斡旋、与印尼复交、同韩国建交、1989年后中美关系的博弈、苏联解体、同非洲的外交关系、涉台外交与港澳回归共十个主题，对一些重大事件做了权威披露和思考。
钱其琛也是最早的“外交部发言人”。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严重对立。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调子与以往有些差别。讲话虽继续在对中国进行攻击指责，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领命对此讲话进行回应。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随后发布会结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首次进入大众视野。关于此事，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回忆称：“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钱其琛是香港、澳门回归的亲历者和见证者。1984年12月18日至20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访问中国，与中方共同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意让香港按期回归中国。然而，声明或共识并没有明确方案细则，中英双方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也并不一致。
钱其琛回忆道，“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执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
他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谈判，前后与五任英国外交大臣打过交道。其间，冷战结束、苏东剧变，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蜜月期”到重新审视的过渡阶段，加之英国政府人员和政策频繁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多次意图对此前双方的磋商共识“翻案”，并提出关于解放军驻港、香港政治改革等问题，谈判异常艰难。钱其琛在谈判过程中体现了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娴熟的外交谈判手腕，既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又据理力争、临危不乱。
要全面认识钱其琛在外交上的成就，我们必须客观把握他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冷战结束及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在外交上必须解决几大问题：
一是怎样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如何打破封锁与制裁？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主动融入世界，争取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与美国等国甚至形成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准同盟关系”。
然而，冷战的结束、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需求降低，双方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重新调适。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到达一个冰点。
面对国际上的复杂情况，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
该方针的首要践行者便是钱其琛，他长袖善舞、频繁穿梭斡旋，对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中国用不到两年的時间，基本打破了西方的制裁和孤立。
二是如何处理与现今国际秩序的关系，是要继续融入，还是停止开放走向封闭？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有国际秩序的西方色彩进一步凸显，强权政治事件频繁发生，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接二连三出现。而当时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初见成效，无论是加强国内经济改革，还是扩大对外关系，都需要中国继续加强国际联系;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给中国带来军事、政治和安全上的重大挑战，也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由此，中国外交的国内国外压力同步增大，受到的舆论、政治干扰日益增多。对此，中国奉行斗争与合作并行的策略，与西方国家坚持“斗而不破”，虽然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激烈的理性批判，但在主流上仍选择加大融入，典型的例子如中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加入WTO等，而大部分的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国都是这个时期加入的。 坚决融入国际社会的大方向是中央定的，但作为当时中国外交“掌门人”的钱其琛，其想法、个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如何稳定周边，推行睦邻友好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睦邻外交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一是北部-西北方向，由于苏联解体，中国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四国需要划定边界，并妥善处理历史上的划界纠纷和互信问题。中国早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就第一时间承认了上述各国的自主选择，并积极与它们展开双边关系的谈判与合作，不仅迅速解决了边界问题，增进了战略互信，还成功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而北部及西北压力的缓解，大大改变了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安全形势，使得中国终于能够集中精力走向海洋。二是东南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关系处于摩擦、对抗甚至冲突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快速与东南亚所有国家和东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正式对话，同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此后十余年，中国全面参与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对话合作机制，并率先作为大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东南亚地区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的过程中，钱其琛几乎参与了所有外长及以上级别的对话磋商，直接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
此外，这期间，钱其琛还直接领导着有关南海局势的谈判。
1992年7月，钱其琛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及有关活动。会议期间，他正式在多边场合提出了处理南沙争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为中国与相关国家进行谈判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指导原则。当然，在涉及主權和基本原则立场的问题上，他所领导的团队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就外交操作层面而言，钱其琛“沉着、冷静、耐心”的风格受到国内外好评。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摩擦、国力不足和沟通不足等原因，中国在国际上频遭指责与冷遇。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领导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涵养，不可能做好外交工作。
据多名外交圈内人士透露，在进行激烈的外交谈判或斗争时，钱外长总是保持淡定和冷静，经常在外方拍桌子、发火的时候，不动声色、纹丝不动，而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弱国更需要外交，将强未强的大国更需要外交技巧，我们应铭记钱其琛等老一辈外交领导人的贡献与言传身教，并缅怀他们的坚守与不易。
（作者为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钱其琛是上海嘉定人。早年曾任职上海《大公报》，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的外交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至1974年，他一直同苏联打交道，其中有十年是在苏联度过。
1976年至198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82年至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到199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1993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90岁
外交“操盘手”
从钱老的履历，不难看出，他生于战争年代，早年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又走向外交工作的领导岗位，一生都处在时代的潮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钱其琛长期担任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助手，是一系列具体外交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堪称中国外交的“操盘手”。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职业外交官逐渐走向前台。此前，由于领袖的光环太强，职业外交官的角色更多是作为执行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拓展，在给钱其琛等外交决策者及执行者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1988年到2003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最错综复杂、最变化频繁的时期。
2003年，钱其琛出版了他的《外交十记》，分别回顾了对苏关系正常化、对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海湾战争前夕的斡旋、与印尼复交、同韩国建交、1989年后中美关系的博弈、苏联解体、同非洲的外交关系、涉台外交与港澳回归共十个主题，对一些重大事件做了权威披露和思考。
钱其琛也是最早的“外交部发言人”。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严重对立。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调子与以往有些差别。讲话虽继续在对中国进行攻击指责，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领命对此讲话进行回应。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随后发布会结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首次进入大众视野。关于此事，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回忆称：“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钱其琛是香港、澳门回归的亲历者和见证者。1984年12月18日至20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访问中国，与中方共同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意让香港按期回归中国。然而，声明或共识并没有明确方案细则，中英双方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也并不一致。
钱其琛回忆道，“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执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
他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谈判，前后与五任英国外交大臣打过交道。其间，冷战结束、苏东剧变，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蜜月期”到重新审视的过渡阶段，加之英国政府人员和政策频繁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多次意图对此前双方的磋商共识“翻案”，并提出关于解放军驻港、香港政治改革等问题，谈判异常艰难。钱其琛在谈判过程中体现了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娴熟的外交谈判手腕，既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又据理力争、临危不乱。
“沉着、冷静、耐心”
要全面认识钱其琛在外交上的成就，我们必须客观把握他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冷战结束及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在外交上必须解决几大问题：
一是怎样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如何打破封锁与制裁？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主动融入世界，争取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与美国等国甚至形成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准同盟关系”。
然而，冷战的结束、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需求降低，双方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重新调适。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到达一个冰点。
面对国际上的复杂情况，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
该方针的首要践行者便是钱其琛，他长袖善舞、频繁穿梭斡旋，对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中国用不到两年的時间，基本打破了西方的制裁和孤立。
二是如何处理与现今国际秩序的关系，是要继续融入，还是停止开放走向封闭？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有国际秩序的西方色彩进一步凸显，强权政治事件频繁发生，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接二连三出现。而当时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初见成效，无论是加强国内经济改革，还是扩大对外关系，都需要中国继续加强国际联系;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给中国带来军事、政治和安全上的重大挑战，也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由此，中国外交的国内国外压力同步增大，受到的舆论、政治干扰日益增多。对此，中国奉行斗争与合作并行的策略，与西方国家坚持“斗而不破”，虽然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激烈的理性批判，但在主流上仍选择加大融入，典型的例子如中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加入WTO等，而大部分的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国都是这个时期加入的。 坚决融入国际社会的大方向是中央定的，但作为当时中国外交“掌门人”的钱其琛，其想法、个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如何稳定周边，推行睦邻友好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睦邻外交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一是北部-西北方向，由于苏联解体，中国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四国需要划定边界，并妥善处理历史上的划界纠纷和互信问题。中国早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就第一时间承认了上述各国的自主选择，并积极与它们展开双边关系的谈判与合作，不仅迅速解决了边界问题，增进了战略互信，还成功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而北部及西北压力的缓解，大大改变了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安全形势，使得中国终于能够集中精力走向海洋。二是东南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关系处于摩擦、对抗甚至冲突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快速与东南亚所有国家和东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正式对话，同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此后十余年，中国全面参与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对话合作机制，并率先作为大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东南亚地区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的过程中，钱其琛几乎参与了所有外长及以上级别的对话磋商，直接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
此外，这期间，钱其琛还直接领导着有关南海局势的谈判。
1992年7月，钱其琛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及有关活动。会议期间，他正式在多边场合提出了处理南沙争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为中国与相关国家进行谈判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指导原则。当然，在涉及主權和基本原则立场的问题上，他所领导的团队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就外交操作层面而言，钱其琛“沉着、冷静、耐心”的风格受到国内外好评。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摩擦、国力不足和沟通不足等原因，中国在国际上频遭指责与冷遇。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领导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涵养，不可能做好外交工作。
据多名外交圈内人士透露，在进行激烈的外交谈判或斗争时，钱外长总是保持淡定和冷静，经常在外方拍桌子、发火的时候，不动声色、纹丝不动，而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弱国更需要外交，将强未强的大国更需要外交技巧，我们应铭记钱其琛等老一辈外交领导人的贡献与言传身教，并缅怀他们的坚守与不易。
（作者为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