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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创新才是新的增长动力来源。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才能为社会提供有创造力的人才
1977年，因“文革”而废止12年的高考制度被恢复，大学为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希望。但是在庆祝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的同时，“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再次成为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
“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比如好奇心和想象力。”
“相对于巨大的入口规模和潜在的人才规模，相对于巨大的经济总量，中国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数量，无论是在科
学技术成就、入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方面.都显得很不相称，不令国人满意
近年来，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受到教育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公认为有思想的教育家。但是钱颖一说，自己只是一个“教育的改革者和实践者”。
自从2006年钱颖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以来，他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在学院推动教育改革。在他近90万字的新书《大学的改革》里记录了这些思与行。中国教育学界泰斗、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称赞它是一本“渗透着教育哲理的教育学著作”。
在钱颖一看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创新才是新的增长动力来源。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才能为社会提供有创造力的人才。“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因此，他呼吁切实推进大学改革，“一是现代教育理念，二是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改革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不过，钱颖一也提醒道，“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局限在为了经济发展更好、创新更好。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教育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教育最终是为了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人格健全的人。”
《财经》：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您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40年来从读书到任教，一直没有离开大学，而且是在国内外不同的著名大学。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的大学距离世界名校还有多大差距？
钱颖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3600万，高校在校生2700万，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
目前，中国经济GDP总量是全球第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七分之一。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潜在的人才规模，相对于巨大的经济总量，中国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数量，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方面，都显得很不相称，不令国人满意。
《财经》：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培养的学生中缺乏创造性人才。2005年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迄今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钱颖一：“钱学森之问”指出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方面。我曾通过统计学上的概念“均值”与“方差”来描述中国教育中的问题：从培养“才”的角度来看，中国学生的“均值”是比较高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另一方面，中国学生中突出人才不多，统计上的衡量就是“方差”小。
《财经》：这个概括流传很广，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认同。其实，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说过，“中国教育教出来的人才有高原，无高峰”，和你的觀点是一致的。
钱颖一：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也说过，“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90分以下的学生很成功，但是很难培养出90分以上的学生。”顾先生、杨先生，都是表达相同含义的比喻，而我是用了统计学中的概念做了更加一般性、可以进行验证的概括。
“均值”高是中国教育的优点。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拥有大批具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劳动力，恰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当然， “钱学森之问”也值得思考：相对于中国对教育的投入，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过于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我曾把中国式的“因材施教”的特点概括为“多学一点、早学一点、学深一点”。“早学一点”就是说中国教育比较超前，恨不得让两岁孩子背古诗、学算术，将知识提前学习，很多中国孩子小学学习的知识是欧美国家中学的知识。所谓“多学一点”、“学深一点”就是中国孩子的作业、学习内容的范围和程度远远超出国外学校的。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是局限在“知识”上。
《财经》：在教育学研究界有一个“中国学习者悖论”：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表现出色，但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就会逊色很多，因为创造力缺乏。
钱颖一：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和知识获取。创造力需要有知识，但不仅仅是知识。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第一次到美国，记者们纷纷前来采访，有记者问他声速是多少，但他拒绝回答，而是说了这样一句名言：“大学教育的价值不是为了记住很多事实，而是为了训练大脑会思考。”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方面非常关键，首先是教师人事制度，包括薪酗制度、准聘长聘制度。其次是大学治理改革，包括内部治理、外部治理。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高。但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批评，但是在客观上就容易产生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
如果创造力是知识与好奇心的乘积，那么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结果作为两者合力的创造力，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上升的形状。
这就形成了创新型人才培养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预测教育对创造性的贡献很难，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很有创造性。
因此，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比如好奇心和想象力。
《财经》：你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教育很有启发。人们都说，中国教育要抛弃应试教育，实行素质教育，现在又说要提高核心素养。能不能说，教育改革的核心之一是要保护学生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不是简单的增加知识？
钱颖一：我认为是这样。创造力的产生不仅仅是培养问题，更是环境是否宽松问题。对大学教育来说，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这也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大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财经》：1998年以来，许多大学都提出了创办“一流大学”的口号，在硬件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大楼林立，豪华气派，但是在教育改革方面动作很少。
钱颖一：改革需要行动，行动需要思想。在我看来，思想取决于眼光。具体地说，我相信大学教育改革必须要有三种眼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现代眼光。这与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一致的。
长远眼光就是教育要考虑学生的一生，不仅仅是当下的知识掌握和眼前的就业。长远眼光就是反对急功近利，要立足于教育育人的长远目标。中国教育界的现实情况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下，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教师和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而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
世界眼光就是要汲取全世界的经验，吸收全人类文明的智慧。历史的事实是，在过去几百年中，先是西欧的大学、后是北美的大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先者。世界眼光就是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创造和建设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
《财经》：什么是“现代眼光”呢？
钱颖一：现代眼光就是要把教育现代化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之中，并以教育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具体来说，现代眼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代教育理念，二是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改革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如何实践现代大学理念？我觉得大学教育要重视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识教育，一个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通识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具有一般性。但是关键是通识教育要能够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这就包括思维的训练。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包括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的“三位一体”的教育。
《财经》：现在一般大学都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虽然效果参差不齐。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创造性思维教育，在许多大学仍然付之阙如。
钱颖一：一方面，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桥梁，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也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另一方面，创造性思维教育又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延伸。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既有比较功利的一面，比如它们对现在特别强调的创新非常关键;但也有不那么功利的一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健全人格的体现。
提倡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育有利于突破“教育只是知识传授”的旧观念，因此对于那些通过应试教育进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特别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帮助这些学生“恢复”好奇心和想象力，提高他们的创造力。
《财经》：“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这也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补救吧。
钱颖一：是的，我们需要“补课”。
从2009年秋季开始，清华经管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开设“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简写为CTMR）。我们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纯粹的道德推理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比较难，而批判性思维如果单独开课，很可能变成了纯粹的逻辑课。这种结合是一种创新。我经常问即将毕业的学生和校友对在学校学的哪门课印象深刻，或者使你改变了你的想法，或者使你发现了你的潜力？我听到比较多的是这门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在清华经管学院同学们之间，“你有没有CTMR过”甚至变成了一个日常用语。
《财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教育界的共识，但是从何入手、如何推进，似乎一直也没有解决。
钱颖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方面非常关键。首先是教师人事制度，包括薪酬制度、准聘长聘制度。其次是大学治理改革，包括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内部治理改革的内容包括“教师治学”和“职业化管理”，而外部治理改革的内容则包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和社會的关系、大学和校友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毋庸置疑，经济改革的经验可以为大学改革提供借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允许大胆尝试不同模式。中国的大学改革也应该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式向前推进。
《财经》：和经济改革比起来，教育改革似乎并不那么迫切。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钱颖一：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教育的大发展。由于中国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扎实用力，培养了无数模仿能力强的优秀劳动者，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阶段，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的时候。
客观地说，过去近40年，中国的教育，特别是我们关注的高等教育，尽管存在很多问题，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作为经济学者的一个基本判断。
不过，经过了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转型。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因为人口红利消失，资本回报下降，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创新就是新的增长动力来源。
《财经》：全世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热衷于创新。国家把建立“创新型国家”定为战略目标;企业把创新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大众创新创业的热情空前高涨。
钱颖一：是的。但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不缺创新的意志、创新的热情，也不缺创新的市场，甚至不缺创新的资金，最缺的是大量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创新意味着很多方面的改变，比如产业结构的改变、产业的升级、企业的升级，企业走出去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这一点在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在经济学最简单的增长模型中，人才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我们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中除了可度量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还有剩余的一部分无法用可度量的因素来解释，我们把这部分因素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它通常来自创新。
《财经》：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钱颖一：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传授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
因此，中国的经济转型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竞争到现在要变成创新的竞争，而创新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终要落到教育上。这就是从经济转型到教育转型的逻辑链条。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财经》：看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转型之间是非常有关联的。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包括大学改革必须提速。
钱颖一：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观点。虽然教育的其中一个功用是为了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局限在为了经济发展更好、创新更好。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
2000年前孔子教育就是要培养“君子”，这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教育观。到了中国近代，我们发现，原来教育跟科技有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导致经济的富强、军事的强大。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我们开始重视科学技术，要发展经济，发展教育。教育的重点就转到了直接有用的知识上，特别是与科技和军事有关的知识，这是功利主义的目的。
今天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当然同我们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密不可分。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要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固然很重要，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教育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教育最终是为了人。
教育的本质最终是为了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獨立思考能力、人格健全的人。
1977年，因“文革”而废止12年的高考制度被恢复，大学为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希望。但是在庆祝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的同时，“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再次成为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
“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比如好奇心和想象力。”
学技术成就、入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方面.都显得很不相称，不令国人满意
近年来，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受到教育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公认为有思想的教育家。但是钱颖一说，自己只是一个“教育的改革者和实践者”。
自从2006年钱颖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以来，他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在学院推动教育改革。在他近90万字的新书《大学的改革》里记录了这些思与行。中国教育学界泰斗、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称赞它是一本“渗透着教育哲理的教育学著作”。
在钱颖一看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创新才是新的增长动力来源。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才能为社会提供有创造力的人才。“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因此，他呼吁切实推进大学改革，“一是现代教育理念，二是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改革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不过，钱颖一也提醒道，“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局限在为了经济发展更好、创新更好。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教育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教育最终是为了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人格健全的人。”
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财经》：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您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40年来从读书到任教，一直没有离开大学，而且是在国内外不同的著名大学。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的大学距离世界名校还有多大差距？
钱颖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3600万，高校在校生2700万，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
目前，中国经济GDP总量是全球第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七分之一。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潜在的人才规模，相对于巨大的经济总量，中国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数量，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方面，都显得很不相称，不令国人满意。
《财经》：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培养的学生中缺乏创造性人才。2005年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迄今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钱颖一：“钱学森之问”指出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方面。我曾通过统计学上的概念“均值”与“方差”来描述中国教育中的问题：从培养“才”的角度来看，中国学生的“均值”是比较高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另一方面，中国学生中突出人才不多，统计上的衡量就是“方差”小。
《财经》：这个概括流传很广，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认同。其实，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说过，“中国教育教出来的人才有高原，无高峰”，和你的觀点是一致的。
钱颖一：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也说过，“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90分以下的学生很成功，但是很难培养出90分以上的学生。”顾先生、杨先生，都是表达相同含义的比喻，而我是用了统计学中的概念做了更加一般性、可以进行验证的概括。
“均值”高是中国教育的优点。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拥有大批具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劳动力，恰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当然， “钱学森之问”也值得思考：相对于中国对教育的投入，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过于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我曾把中国式的“因材施教”的特点概括为“多学一点、早学一点、学深一点”。“早学一点”就是说中国教育比较超前，恨不得让两岁孩子背古诗、学算术，将知识提前学习，很多中国孩子小学学习的知识是欧美国家中学的知识。所谓“多学一点”、“学深一点”就是中国孩子的作业、学习内容的范围和程度远远超出国外学校的。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是局限在“知识”上。
《财经》：在教育学研究界有一个“中国学习者悖论”：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表现出色，但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就会逊色很多，因为创造力缺乏。
钱颖一：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和知识获取。创造力需要有知识，但不仅仅是知识。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第一次到美国，记者们纷纷前来采访，有记者问他声速是多少，但他拒绝回答，而是说了这样一句名言：“大学教育的价值不是为了记住很多事实，而是为了训练大脑会思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高。但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批评，但是在客观上就容易产生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
如果创造力是知识与好奇心的乘积，那么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结果作为两者合力的创造力，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上升的形状。
这就形成了创新型人才培养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预测教育对创造性的贡献很难，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很有创造性。
因此，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比如好奇心和想象力。
大学教育改革
《财经》：你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教育很有启发。人们都说，中国教育要抛弃应试教育，实行素质教育，现在又说要提高核心素养。能不能说，教育改革的核心之一是要保护学生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不是简单的增加知识？
钱颖一：我认为是这样。创造力的产生不仅仅是培养问题，更是环境是否宽松问题。对大学教育来说，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这也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大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财经》：1998年以来，许多大学都提出了创办“一流大学”的口号，在硬件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大楼林立，豪华气派，但是在教育改革方面动作很少。
钱颖一：改革需要行动，行动需要思想。在我看来，思想取决于眼光。具体地说，我相信大学教育改革必须要有三种眼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现代眼光。这与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一致的。
长远眼光就是教育要考虑学生的一生，不仅仅是当下的知识掌握和眼前的就业。长远眼光就是反对急功近利，要立足于教育育人的长远目标。中国教育界的现实情况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下，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教师和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而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
世界眼光就是要汲取全世界的经验，吸收全人类文明的智慧。历史的事实是，在过去几百年中，先是西欧的大学、后是北美的大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先者。世界眼光就是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创造和建设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
《财经》：什么是“现代眼光”呢？
钱颖一：现代眼光就是要把教育现代化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之中，并以教育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具体来说，现代眼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代教育理念，二是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改革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如何实践现代大学理念？我觉得大学教育要重视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识教育，一个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通识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具有一般性。但是关键是通识教育要能够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这就包括思维的训练。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包括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的“三位一体”的教育。
《财经》：现在一般大学都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虽然效果参差不齐。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创造性思维教育，在许多大学仍然付之阙如。
钱颖一：一方面，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桥梁，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也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另一方面，创造性思维教育又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延伸。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既有比较功利的一面，比如它们对现在特别强调的创新非常关键;但也有不那么功利的一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健全人格的体现。
提倡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育有利于突破“教育只是知识传授”的旧观念，因此对于那些通过应试教育进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特别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帮助这些学生“恢复”好奇心和想象力，提高他们的创造力。
《财经》：“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这也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补救吧。
钱颖一：是的，我们需要“补课”。
从2009年秋季开始，清华经管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开设“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简写为CTMR）。我们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纯粹的道德推理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比较难，而批判性思维如果单独开课，很可能变成了纯粹的逻辑课。这种结合是一种创新。我经常问即将毕业的学生和校友对在学校学的哪门课印象深刻，或者使你改变了你的想法，或者使你发现了你的潜力？我听到比较多的是这门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在清华经管学院同学们之间，“你有没有CTMR过”甚至变成了一个日常用语。
《财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教育界的共识，但是从何入手、如何推进，似乎一直也没有解决。
钱颖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方面非常关键。首先是教师人事制度，包括薪酬制度、准聘长聘制度。其次是大学治理改革，包括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内部治理改革的内容包括“教师治学”和“职业化管理”，而外部治理改革的内容则包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和社會的关系、大学和校友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毋庸置疑，经济改革的经验可以为大学改革提供借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允许大胆尝试不同模式。中国的大学改革也应该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式向前推进。
从经济转型到教育转型
《财经》：和经济改革比起来，教育改革似乎并不那么迫切。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钱颖一：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教育的大发展。由于中国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扎实用力，培养了无数模仿能力强的优秀劳动者，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阶段，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的时候。
客观地说，过去近40年，中国的教育，特别是我们关注的高等教育，尽管存在很多问题，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作为经济学者的一个基本判断。
不过，经过了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转型。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因为人口红利消失，资本回报下降，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创新就是新的增长动力来源。
《财经》：全世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热衷于创新。国家把建立“创新型国家”定为战略目标;企业把创新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大众创新创业的热情空前高涨。
钱颖一：是的。但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不缺创新的意志、创新的热情，也不缺创新的市场，甚至不缺创新的资金，最缺的是大量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创新意味着很多方面的改变，比如产业结构的改变、产业的升级、企业的升级，企业走出去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这一点在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在经济学最简单的增长模型中，人才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我们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中除了可度量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还有剩余的一部分无法用可度量的因素来解释，我们把这部分因素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它通常来自创新。
《财经》：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钱颖一：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传授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
因此，中国的经济转型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竞争到现在要变成创新的竞争，而创新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终要落到教育上。这就是从经济转型到教育转型的逻辑链条。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财经》：看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转型之间是非常有关联的。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包括大学改革必须提速。
钱颖一：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观点。虽然教育的其中一个功用是为了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局限在为了经济发展更好、创新更好。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
2000年前孔子教育就是要培养“君子”，这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教育观。到了中国近代，我们发现，原来教育跟科技有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导致经济的富强、军事的强大。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我们开始重视科学技术，要发展经济，发展教育。教育的重点就转到了直接有用的知识上，特别是与科技和军事有关的知识，这是功利主义的目的。
今天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当然同我们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密不可分。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要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固然很重要，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教育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教育最终是为了人。
教育的本质最终是为了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獨立思考能力、人格健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