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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人媒体”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的时代产物，也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传媒领域的“新物种”。以2004年《浙商》《苏商》杂志创办为元年计算，至今发展歷史不足2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陪伴中国商人群体的崛起，中国本土诞生了“商人媒体”，它们以复兴商帮文化为出发点，以区域经济报道为切入点，以企业和企业家为焦点，力图重塑新时期的商帮群像。一个“商”字是“商人媒体”的源头活水，而一个“人”字，则是“商人媒体”的立足之本，这两个字决定了它们既有商业媒体的经济属性，也传承了商帮文化的地缘属性、人文基因。
关键词：“商人媒体”；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4-0176-03
2010年11月，在《浙商》杂志倡议下，全国11家“商人媒体”发起成立全国商人媒体联盟，旨在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国内商人媒体健康发展[1]。除《中国商人》杂志作为观察员参加了成立大会外，其余10家媒体均为带有地缘性质的泛财经类杂志，分别为《浙商》《苏商》《徽商》《川商》《闽商》《潮商》《新晋商》《赣商》（后更名为《楚商》）《鄂商》《商业2.0豫商》。本文以全国商人媒体联盟这10家会员单位（以下简称“商人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探寻其传承、发展及创新路径。
一、商脉传承，文化基因
虽然我国在汉代已经有了针对工商业的管理制度，所谓“仓曹收民租，金曹收市租”，但中国古代社会历来重农轻商，商品经济成熟较晚，成熟度较低，商人阶层饱受歧视，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商人形象就是“重利轻别离”。
至明清时期，以相同籍贯和宗族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商帮渐成气候，尤以晋商、徽商、浙商、潮商等盛极一时，声名显赫。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文化，浓墨重彩登上历史舞台[2]。“商人媒体”对应商帮历史及文化如表1所示。
万商云集，百货充溢，封建王朝的短暂繁华给商业以喘息之机。明唐寅在《阊门即事》中描写姑苏商业之繁华：“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清《娱目醒心编》中对商帮已有记录，云：“钻天洞庭，遍地徽州。”这是形容近代以洞庭山为标志的太湖商人和古徽州商人之繁盛。
二、继往开来，重振商脉
中国商帮历史源远流长，承载着大国商脉。据显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近七成亿万富豪来自广东和浙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潮商、浙商。以全国商人媒体联盟首批10家会员为例，大多发源于文化较为厚重、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3]。
“商人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一场场“造富神话”和“财富盛宴”，“商人媒体”分享了民营经济从“0”到“56789”的发展红利。“商人媒体”基本架构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看出，“商人媒体”属性绝大多数为国资、国有，且几乎全为省属国企，国资几乎100%控股，而其关注的主要对象却是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因此，新一代“商人媒体”传承发展商帮文化的形式多为国企搭台，民营唱戏。
同时，“商人媒体”具有传统媒体的典型特征，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的，社会效益应当放在第一位，这被视作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其属性决定了“商人媒体”具备以下几大媒体优势。
第一，有政府背书，有较高公信力，有一定的政府资源。如2005年创办的《新晋商》，主管单位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单位则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政府参事室是省级人民政府直属的统一战线性质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常参与政策建言与制定，可较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声[4]。
第二，起点较高，媒体专业性强。“商人媒体”脱胎于各地方官媒，新闻专业性普遍较强，新闻业务水平高，采编经营体系完善，讲政治，有信念。如《浙商》杂志社社长朱仁华曾于2012年荣获我国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徽商》杂志2020年入选中国精品期刊展，并担任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单位。
第三，注重圈层打造，注重活动策划，商业特色突出。通过舆情分析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商人媒体”都在举办圈层活动。《浙商》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引领中国民营商业力量，将自身定义为一个以浙商为主的综合服务平台，下设平台有四个：浙商全国理事会、浙商财智女人会、浙商少帅会、中国浙商会长。这是圈层的进一步细分。不同圈层的活动载体分别有浙商大会、浙商年会、浙商创新创业大赛，都能获得持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徽商》杂志设立了徽商全球理事会、徽商名媛荟、徽商科创委员会等，主要活动载体有徽商奥斯卡、徽商理事会年会等，出版了《徽商领袖》《徽商精英》《太和徽商》等系列丛书。《豫商》杂志提出以“打造全球豫商财智生活圈”为愿景，构建河南财富阶层的新生意圈、生活圈，旗下有豫商理事会、女企业家俱乐部、豫商年度峰会、豫商高峰论坛等常设机构。《川商》杂志的活动载体有全球川商年会、青年川商发展峰会、魅力女川商年度时尚盛典、川商品牌创新发展论坛、川商投融资会等[5]。
第四，多元化经营开展较早，服务意识较强。“商人媒体”是媒体市场化运营的先行者，较早摆脱了写报道、编稿子的传统媒体单一化运营，而是关注政商关系，关心商业大势，关切商人群体，开展多元化经营，与资本联系紧密。
例如江苏省民营经济十分发达，苏商传媒开展对外投资也较早，目前已有三家公司，如表3所示。
浙商传媒积极开拓电商产业，还主办开展了2021中国电子商务投融资高峰论坛，努力体现自己的“带货能力”。虽然优点明显，然而在不足20年的发展中，也应该看到“商人媒体”普遍具有以下短板。 第一，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受新媒体、自媒体冲击较大，近年来萎缩趋势愈加明显。天眼查显示，有独立公司主体的“商人媒体”在2016年至2020年間社保人数均有缩减，如表4所示。
第二，经营萎缩，人才凋敝，专业型人才尤其缺乏。这几乎是传统媒体面临的普遍困难。经营困难造成待遇降低，进而引发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又进一步加剧了生存困境。一篇“10万+”的稿件在传统媒体中可能属于稀缺品，新闻系毕业的记者也未必能写出一篇财经专业分析文章，或许资源与市场的错位才是“商人媒体”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就不可能走出困境。
第三，媒体融合度不够，遍地开花，影响不大。多数“商人媒体”都形成了杂志、网站、微信公众号多维媒体矩阵，有的还开通了抖音、微博，甚至开发了自己的APP，但是从影响力看，总体偏弱。
浙商传媒有7个微信公众号，分别为浙商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浙商杂志、浙商智库、引力明日、设绘咖、浙商少帅会、世界浙商网。苏商传媒注册了4个，分别为苏商会、苏商杂志、沪苏通、江苏微播。徽商传媒有4个，分别为徽商传媒、徽商商学、徽商杂志、徽商全球理事会。
我们收集了几家商人媒体的微信公众号数据，结果发现无论从当天阅读量还是微信总榜排名、微信传播指数上看，都是较弱的，甚至没有一家传媒可以和自媒体人吴晓波的个人频道影响力相提并论。
第四，在企业服务、产业解读、科技创新方面专业度不高。受制于人才，“商人媒体”既要做宣传者，又要做服务者，往往记者、编辑、业务员人人身兼数职，形成了样样都懂、行行不专的局面，缺少向服务要效益的价值底气。
三、奋力破局，创新发展
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社交方式随之骤变，企业家的社交模式、社群生态也必然出现巨变。对于“商人媒体”而言，这是一场技术倒逼的改革。在变局中如何开新局，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牢牢把握舆论主阵地，讲好中国创业故事。如果说“商人媒体”在民营经济领域还有独特的价值优势，把握舆论导向应当是重中之重，利用细分媒体的读者渠道，为企业家正“三观”、立志向，绝不能只为财富唱赞歌，过度渲染造富神话。中国自古不乏爱国商人，创办集美大学、厦门大学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实业救国”的爱国企业家张謇，将自己名下全部财产捐赠清华大学的曹光彪……现代社会，伴随着财富的高速积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却自我膨胀，沉迷于享乐，甚至违法违规。传达党委、政府的声音，做好政策宣传解读，面向市场、服务决策，为企业家打造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真正帮助企业家成长，不仅是“商人媒体”的长袖善舞，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第二，重塑经营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没有过硬的精准服务技能，过于依赖官媒身份，习惯于口号式的流于表面的服务，才是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坚定多元化发展路线，让体制给生产力松绑，提升市场化程度，拓宽活动策划思路，从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优质企业著书立撰、为平台成员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等多方面入手，“商人媒体”仍大有可为。重塑经营模式，贴近服务对象，适应当下去中心化的舆论场，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才能保证“商人媒体”未来可持续发展。
第三，打造智库专家型媒体，为自身平台赋能，为服务对象赋能。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将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商人媒体”应当把握时机，提升专业能力，改革体制，匹配相应的人力资源，成为行业真正的专家、研究员，整合地域政商资源，服务落在实体上，运用大数据等手段，促进产业链协同，在强省建设中产生价值，才能突出重围。瞭望智库是我国第一家媒体型智库，在媒体转型发展上作出成功尝试。创业黑马、36氪等财经媒体转型创业智库服务商也很成功。创业黑马2017年在深交所敲钟，36氪2020年成为微信公众号第一股。工信部直属单位赛迪研究院更是智库型媒体的成功范例，其下设赛迪智库18个研究所，拥有400余名咨询人员，涵盖大数据、区块链、微电子等重点发展领域，2000余名职工中博士、硕士占五成以上，逐步形成了研究咨询、评测认证、科技服务、媒体会展、军工业务、产业金融六大业务格局，累计为20余个国家部委、400余个地方政府、5000余个行业企业提供服务。
四、结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原乡永远是人的精神归宿，在文学大师林语堂笔下，浙江人充满灵性，北方人粗犷热情，广东人进取冒险，湖北人狡黠倔强，湖南人勇武坚韧，“大异其趣”，而各地域商人群体则是地域商业文化特色的传承者，中华商脉底蕴深厚，色彩斑斓，“商人媒体”当努力做大做强做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华商凝心聚力、共同发展的坚强后盾。
参考文献：
[1] 谢永珍，袁菲菲.中国商帮边界划分与文化测度——“和而不同”的商业文化[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09）：76-93.
[2] 王镇，张镜.社群时代商人媒体的商业模式创新[J].记者摇篮，2019，4（10）：9-10.
[3] 周海博，商丽娟.媒体视域下商人责任的法律边界[J].新闻战线，2015，4（01）：126-127.
[4] 姚恩育，鲁统磊.《浙商》、《潮商》等11家期刊发起成立“全国商人媒体联盟”[J].潮商，2010，4（06）：100.
[5] 姜朝洋.中国商人媒体联盟吹响号角——多家商人媒体齐聚合肥 共议媒体发展转型之路[J].中国商人，2016（04）：28-31.
作者简介：宣岚（1979—），女，安徽合肥人，本科，编辑，研究方向：商人媒体运营。
关键词：“商人媒体”；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4-0176-03
2010年11月，在《浙商》杂志倡议下，全国11家“商人媒体”发起成立全国商人媒体联盟，旨在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国内商人媒体健康发展[1]。除《中国商人》杂志作为观察员参加了成立大会外，其余10家媒体均为带有地缘性质的泛财经类杂志，分别为《浙商》《苏商》《徽商》《川商》《闽商》《潮商》《新晋商》《赣商》（后更名为《楚商》）《鄂商》《商业2.0豫商》。本文以全国商人媒体联盟这10家会员单位（以下简称“商人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探寻其传承、发展及创新路径。
一、商脉传承，文化基因
虽然我国在汉代已经有了针对工商业的管理制度，所谓“仓曹收民租，金曹收市租”，但中国古代社会历来重农轻商，商品经济成熟较晚，成熟度较低，商人阶层饱受歧视，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商人形象就是“重利轻别离”。
至明清时期，以相同籍贯和宗族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商帮渐成气候，尤以晋商、徽商、浙商、潮商等盛极一时，声名显赫。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文化，浓墨重彩登上历史舞台[2]。“商人媒体”对应商帮历史及文化如表1所示。
万商云集，百货充溢，封建王朝的短暂繁华给商业以喘息之机。明唐寅在《阊门即事》中描写姑苏商业之繁华：“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清《娱目醒心编》中对商帮已有记录，云：“钻天洞庭，遍地徽州。”这是形容近代以洞庭山为标志的太湖商人和古徽州商人之繁盛。
二、继往开来，重振商脉
中国商帮历史源远流长，承载着大国商脉。据显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近七成亿万富豪来自广东和浙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潮商、浙商。以全国商人媒体联盟首批10家会员为例，大多发源于文化较为厚重、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3]。
“商人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一场场“造富神话”和“财富盛宴”，“商人媒体”分享了民营经济从“0”到“56789”的发展红利。“商人媒体”基本架构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看出，“商人媒体”属性绝大多数为国资、国有，且几乎全为省属国企，国资几乎100%控股，而其关注的主要对象却是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因此，新一代“商人媒体”传承发展商帮文化的形式多为国企搭台，民营唱戏。
同时，“商人媒体”具有传统媒体的典型特征，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的，社会效益应当放在第一位，这被视作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其属性决定了“商人媒体”具备以下几大媒体优势。
第一，有政府背书，有较高公信力，有一定的政府资源。如2005年创办的《新晋商》，主管单位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单位则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政府参事室是省级人民政府直属的统一战线性质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常参与政策建言与制定，可较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声[4]。
第二，起点较高，媒体专业性强。“商人媒体”脱胎于各地方官媒，新闻专业性普遍较强，新闻业务水平高，采编经营体系完善，讲政治，有信念。如《浙商》杂志社社长朱仁华曾于2012年荣获我国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徽商》杂志2020年入选中国精品期刊展，并担任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单位。
第三，注重圈层打造，注重活动策划，商业特色突出。通过舆情分析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商人媒体”都在举办圈层活动。《浙商》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引领中国民营商业力量，将自身定义为一个以浙商为主的综合服务平台，下设平台有四个：浙商全国理事会、浙商财智女人会、浙商少帅会、中国浙商会长。这是圈层的进一步细分。不同圈层的活动载体分别有浙商大会、浙商年会、浙商创新创业大赛，都能获得持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徽商》杂志设立了徽商全球理事会、徽商名媛荟、徽商科创委员会等，主要活动载体有徽商奥斯卡、徽商理事会年会等，出版了《徽商领袖》《徽商精英》《太和徽商》等系列丛书。《豫商》杂志提出以“打造全球豫商财智生活圈”为愿景，构建河南财富阶层的新生意圈、生活圈，旗下有豫商理事会、女企业家俱乐部、豫商年度峰会、豫商高峰论坛等常设机构。《川商》杂志的活动载体有全球川商年会、青年川商发展峰会、魅力女川商年度时尚盛典、川商品牌创新发展论坛、川商投融资会等[5]。
第四，多元化经营开展较早，服务意识较强。“商人媒体”是媒体市场化运营的先行者，较早摆脱了写报道、编稿子的传统媒体单一化运营，而是关注政商关系，关心商业大势，关切商人群体，开展多元化经营，与资本联系紧密。
例如江苏省民营经济十分发达，苏商传媒开展对外投资也较早，目前已有三家公司，如表3所示。
浙商传媒积极开拓电商产业，还主办开展了2021中国电子商务投融资高峰论坛，努力体现自己的“带货能力”。虽然优点明显，然而在不足20年的发展中，也应该看到“商人媒体”普遍具有以下短板。 第一，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受新媒体、自媒体冲击较大，近年来萎缩趋势愈加明显。天眼查显示，有独立公司主体的“商人媒体”在2016年至2020年間社保人数均有缩减，如表4所示。
第二，经营萎缩，人才凋敝，专业型人才尤其缺乏。这几乎是传统媒体面临的普遍困难。经营困难造成待遇降低，进而引发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又进一步加剧了生存困境。一篇“10万+”的稿件在传统媒体中可能属于稀缺品，新闻系毕业的记者也未必能写出一篇财经专业分析文章，或许资源与市场的错位才是“商人媒体”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就不可能走出困境。
第三，媒体融合度不够，遍地开花，影响不大。多数“商人媒体”都形成了杂志、网站、微信公众号多维媒体矩阵，有的还开通了抖音、微博，甚至开发了自己的APP，但是从影响力看，总体偏弱。
浙商传媒有7个微信公众号，分别为浙商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浙商杂志、浙商智库、引力明日、设绘咖、浙商少帅会、世界浙商网。苏商传媒注册了4个，分别为苏商会、苏商杂志、沪苏通、江苏微播。徽商传媒有4个，分别为徽商传媒、徽商商学、徽商杂志、徽商全球理事会。
我们收集了几家商人媒体的微信公众号数据，结果发现无论从当天阅读量还是微信总榜排名、微信传播指数上看，都是较弱的，甚至没有一家传媒可以和自媒体人吴晓波的个人频道影响力相提并论。
第四，在企业服务、产业解读、科技创新方面专业度不高。受制于人才，“商人媒体”既要做宣传者，又要做服务者，往往记者、编辑、业务员人人身兼数职，形成了样样都懂、行行不专的局面，缺少向服务要效益的价值底气。
三、奋力破局，创新发展
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社交方式随之骤变，企业家的社交模式、社群生态也必然出现巨变。对于“商人媒体”而言，这是一场技术倒逼的改革。在变局中如何开新局，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牢牢把握舆论主阵地，讲好中国创业故事。如果说“商人媒体”在民营经济领域还有独特的价值优势，把握舆论导向应当是重中之重，利用细分媒体的读者渠道，为企业家正“三观”、立志向，绝不能只为财富唱赞歌，过度渲染造富神话。中国自古不乏爱国商人，创办集美大学、厦门大学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实业救国”的爱国企业家张謇，将自己名下全部财产捐赠清华大学的曹光彪……现代社会，伴随着财富的高速积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却自我膨胀，沉迷于享乐，甚至违法违规。传达党委、政府的声音，做好政策宣传解读，面向市场、服务决策，为企业家打造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真正帮助企业家成长，不仅是“商人媒体”的长袖善舞，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第二，重塑经营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没有过硬的精准服务技能，过于依赖官媒身份，习惯于口号式的流于表面的服务，才是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坚定多元化发展路线，让体制给生产力松绑，提升市场化程度，拓宽活动策划思路，从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优质企业著书立撰、为平台成员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等多方面入手，“商人媒体”仍大有可为。重塑经营模式，贴近服务对象，适应当下去中心化的舆论场，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才能保证“商人媒体”未来可持续发展。
第三，打造智库专家型媒体，为自身平台赋能，为服务对象赋能。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将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商人媒体”应当把握时机，提升专业能力，改革体制，匹配相应的人力资源，成为行业真正的专家、研究员，整合地域政商资源，服务落在实体上，运用大数据等手段，促进产业链协同，在强省建设中产生价值，才能突出重围。瞭望智库是我国第一家媒体型智库，在媒体转型发展上作出成功尝试。创业黑马、36氪等财经媒体转型创业智库服务商也很成功。创业黑马2017年在深交所敲钟，36氪2020年成为微信公众号第一股。工信部直属单位赛迪研究院更是智库型媒体的成功范例，其下设赛迪智库18个研究所，拥有400余名咨询人员，涵盖大数据、区块链、微电子等重点发展领域，2000余名职工中博士、硕士占五成以上，逐步形成了研究咨询、评测认证、科技服务、媒体会展、军工业务、产业金融六大业务格局，累计为20余个国家部委、400余个地方政府、5000余个行业企业提供服务。
四、结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原乡永远是人的精神归宿，在文学大师林语堂笔下，浙江人充满灵性，北方人粗犷热情，广东人进取冒险，湖北人狡黠倔强，湖南人勇武坚韧，“大异其趣”，而各地域商人群体则是地域商业文化特色的传承者，中华商脉底蕴深厚，色彩斑斓，“商人媒体”当努力做大做强做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华商凝心聚力、共同发展的坚强后盾。
参考文献：
[1] 谢永珍，袁菲菲.中国商帮边界划分与文化测度——“和而不同”的商业文化[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09）：76-93.
[2] 王镇，张镜.社群时代商人媒体的商业模式创新[J].记者摇篮，2019，4（10）：9-10.
[3] 周海博，商丽娟.媒体视域下商人责任的法律边界[J].新闻战线，2015，4（01）：126-127.
[4] 姚恩育，鲁统磊.《浙商》、《潮商》等11家期刊发起成立“全国商人媒体联盟”[J].潮商，2010，4（06）：100.
[5] 姜朝洋.中国商人媒体联盟吹响号角——多家商人媒体齐聚合肥 共议媒体发展转型之路[J].中国商人，2016（04）：28-31.
作者简介：宣岚（1979—），女，安徽合肥人，本科，编辑，研究方向：商人媒体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