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钢的琴》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看来并非溢美之词。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场景：下岗工人陈桂林，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唱着前苏联歌曲《三套车》，为一次葬礼助兴。灵棚就搭在一个发电厂的围墙外面，背景是两座巨大的冒着水蒸气的凉水塔，一望而知是建于“一五”期间的大型国有企业，灵棚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母亲”。
　　导演安排这样一个画面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曾经有不少下岗工人把国企深情地称为“妈妈”——陈桂林们参加的葬礼，其实正是国企“妈妈”的葬礼，国企死了，陈桂林们也就成了孤儿。但他们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没有意识到和国企一起被埋葬的还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反而按照吩咐把曲调从沉痛舒缓的《三套车》换成了欢快热烈的《步步高》，这的确够荒诞的，但也颇为真实地反映了90年代国企改制高峰时，相当一部分工人的精神状态，他们还真的以为国企改革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呢。
　　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死了，陈桂林和他的工厂同事们也就只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从头再来。在他们当中，好一点的卖唱、杀猪，次一点的就变成了黑社会、小偷和赌徒，曾经统一、自豪、占据社会舞台中心的“工人阶级”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群挣扎在社会边缘的流氓无产者、小手工业者等，他们的命运，更大的可能是向下堕落，只有极个别人，才会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或特殊的条件，上升为“中产阶级”。
　　但舞台中心的空白还是要有人来填补的，什么人呢?“卖假药的”。陈桂林风姿绰约的妻子就是跟“卖假药的”走了，然后她又带着被金钱支撑起来的自豪感回来了。这次回来，她不仅把“她们车间所有的女工都请去吃饭”，还要带走她和陈桂林的女儿，理由居然是“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
　　影片是在用一种赵本山式的调侃来讲述这个故事的，但笔者却体会到了一种“含泪的微笑”——曾经支撑起共和国脊梁的产业工人沦落了，靠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卖假药的”隆重登场了。“卖假药的”虽然在影片中没有露面，但他却给陈桂林制造了一种无法承受之重，透过陈桂林的压抑与无奈，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卖假药的”的骄横与贪婪，他俨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他不仅夺去了陈桂林的爱情，甚至还要夺去陈桂林未来的希望——他的女儿。
　　初看这部影片时，我一直有一点不解：陈桂林除了会拉手风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何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把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季哥、快手、二姐夫，包括当年留学苏联曾经为女工偶像的“汪工”等都动员出来，参与他近乎荒诞的制造钢琴的行动呢?看到后来我就明白了，真正把他们动员出来的正是那个“卖假药的”，他要夺去陈桂林们最后的希望和尊严，这种贪婪迫使他们不得不“发出最后的吼声”，用制造“钢的琴”来进行反抗。
　　但陈桂林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不经意间，他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市场——金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陈桂林们所拥有并长期为之自豪的技术、友谊、爱情……甚至团结等，都变得一钱不值，真正能够君临天下的，是金钱。制造“钢的琴”，根本改变不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反抗与其说是一种“反抗”，不如说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挣扎”。而已经和“卖假药的”鬼混在一起的陈桂林的妻子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对整个事件冷眼旁观，静待陈桂林们的失败。
　　“钢的琴”果真造出来了，陈桂林们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但陈桂林们也果真失败了，“钢的琴”的竣工仪式，也是他们的失败仪式——最后，当他们开动吊车，在静穆的气氛中，把这架沉重、冰冷、寒碜的“钢的琴”缓缓吊运到空旷的厂房中央时，“钢的琴”预设的主人——女儿，已经和妻子一起整装待发，准备投奔能够给她“更好教育”的“卖假药的”去了。
　　在整个影片中，陈桂林们始终都是处于一利，“自发”的而非“自为”的状态，他们始终没有从宏观上去思考自己的命运，而只是试图依靠亲情、友情、技能和勤劳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故事悲凉的结局又似乎在提醒观众，如果陈桂林们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妻子与女儿，而不考虑通过某利，整体性的方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则他们不仅会失去妻子，还会失去女儿。故事讲到这里，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这个道理可能并非是编导主观上想告诉我们的，但却是人物命运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所决定的。试想，除非重建公有制，否则的话，陈桂林们作为一个整体，又如何能够战胜“卖假药的”进而回到舞台的中央呢?
　　从激进批判的角度看，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影片所诉求的对象，却恰恰是以“卖假药的”为代表的市场成功人士，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目的是要唤起他们的同情，赢得他们的泪水，让他们做出某些善行来抚慰自己的良心。影片讲述了下岗工人的苦难，但却用喜剧手法做了柔化处理，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任何人，这是这部电影能够赢得几乎各阶层人士“口碑”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这也微妙地反映了中国底层电影的某种困局，并为其未来发展预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