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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糟。无论好坏，都会过去。
生于1962年的是枝裕和，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影坛最耀眼的日本导演之一。在中国，他因“治愈”而爆红，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家庭内部，集中于親情和日常点滴，因而所有的影片既漫不经心，又意味深长。但是枝裕和并不认可“治愈”一说，一如不认可“小津安二郎接班人”的说法。他说，他的电影只是出于表达需要，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等待不期而至的惊喜
同是枝裕和接触过的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样，有一种宽厚的温情脉脉，很容易让人适应和沉浸其中。
是枝裕和不是那种咄咄逼人、控制欲强的导演，恰恰相反，他谦卑到几乎没有姿态。他脸上总挂着某种因好奇而生的打量的神情，而他最擅长的事情，是倾听。他喜欢起用没有经验的“素人”，喜欢无台本拍摄，喜欢让演员现场自由发挥，甚至，接受媒体采访前拒绝看采访提纲。他似乎总在等待世界不期而至的惊喜。
拍《下一站，天国》，是枝裕和带着团队，扛着摄像机去街头采访老人，询问他们人生中最想拍成电影留下来的记忆是哪一段。800名老人询问下来后，很多采访实录被原封不动地写进电影情节，还有一部分“有意思的人”，直接以真名成了电影中的角色。
拍《无人知晓》时，是枝裕和在海选中见了许多“有了不起的表演欲”的孩子，最后却选择了看上去最普通的没有表演经验的四个。四个孩子表演时没有台本，全是临场发挥的真实反应，他说：“电影的拍摄对象应该是看起来真实的活人，最理想的是普通人。如果彩排，就会像校园剧一样。”
在与是枝裕和有过合作的演员印象中，是枝裕和没有过一次大吵大嚷的情况，不发怒，不逢迎，不盛气凌人，一切很轻松舒适地进行。
是枝裕和从不愿约束别人，甚至乐意“放纵”身边的人。在电影《第三次的杀人》里，有一个女主角坐在二楼房间听见妈妈上楼声音的情节，是身子先动还是头先转？是枝裕和与演员细致分析过不同动作细节背后的心理，分析完却让演员自由发挥。他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意思：“比如，我现在叫她把脸朝右转，可假如她把脸朝左转，我并不会强制她，我会考虑为什么她要向左转，是她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不太自然？我会反过来思考，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是很有趣的事。”
拍摄电影至今，是枝裕和唯一有台本的是处女作《幻之光》。但《幻之光》在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放映后，有位女士站起来问：“影片里所有事情都重复了两遍，开头和结尾应该都是梦境，那么梦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没等是枝裕和回答，另一名观众举手开始分析，但马上又有观众以另一种解读方式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此许久，是枝裕和听得饶有兴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插话的空当，话音未落又被提问的女子打断：“还没轮到导演您，请等一下。”
对这样的情形，是枝裕和总会心里窃笑。“在海外的映后交流，语言不通留下许多你画我猜的游戏空间，一边想象，一边观察，最好玩。”
不当上帝和法官
在知乎上，有人总结是枝裕和的电影特征：无论是《无人知晓》《距离》这种取材于真实社会事件的残酷故事，还是《花之武者》这样的喜剧片，抑或是《鬼怪文豪怪谈》的恐怖题材，脱去题材的外衣，是枝裕和都能将其处理成类似《步履不停》的温情家庭剧的内核，细腻地刻画人们的日常状态。
“治愈系”“小清新”似乎是是枝裕和的标签。的确，比起赤裸尖锐的批判，他的表达方式更“绅士”——不追求戏剧化的冲突，不给角色打标签。
是枝裕和喜欢写小人物，比如《海街日记》中同父异母在艰难生活中共同扶持的四姐妹，比如《步履不停》中的母亲。他很直接地说：“我不喜欢英雄式的人物，也不喜好英雄式的情节。”所以，在他的电影中，展现的是生死、孤独、丧失、记忆的主题，继承并回归传统日本电影富有日常生活气息的家庭伦理观，场面微小，画面精致，节奏舒缓，捕捉的总是有点脏污的世界突然展现出的美丽瞬间，以及生命共通的善意。
这样的含蓄、温柔捕获了很多人的心。比如，《步履不停》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展映之后，一位西班牙观众走过来对是枝裕和说：“您为什么这么了解我的母亲？”是枝裕和始料未及，一下愣在当场——他只不过是描写了自己的母亲。后来他反思，人类内在的情感体验终归是相通的，他讲的小人物故事，似乎映照着所有人的经历。
是枝裕和不愿意探讨人生隐藏的种种残酷，也不为任何角色下判定。《无人知晓》的原型是1988年震惊日本社会的弃婴事件，但这部令人压抑的弃婴电影没有安排一个孩子哭喊流泪，有的只是偶尔的惶恐、偶尔的思念，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坦然接受着一切。整个片子唯一出现的眼泪，是在刚搬到新家的某天清晨，母亲在睡梦中眼角垂下的一滴泪。这滴如朝露般了无痕的眼泪被她的长子看到，所以儿子最终选择了原谅母亲。
是枝裕和承认，在他的电影里，无论性格有何种缺陷，主要人物的底色都是善良，“我的作品中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人性的阴暗面是需要去描写，但我觉得一味去展现这个人背后不好的东西，与所谓深度挖掘人性，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世界上不存在非黑即白的人，人类是灰色的、渐进般的暧昧存在，而我，只负责讲故事。”
无论好坏，都会过去
回顾一路走来的导演生涯，是枝裕和这样总结：“30多岁的时候，只要有电影拍，我就很高兴，过了40岁，尤其是在拍摄了《无人知晓》后，我才真正觉得自己是个电影导演了。”
转折发生在2006年到2009年间。那几年，是枝裕和不得不面对各种离别：母亲离世，创办TV Man Union公司（是枝裕和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加入该公司拍片）的村木良彦离世，被他视为父亲般存在的制片人安田匡裕离世……尤其是在2009年安田匡裕走后，他突然意识到，是时候让自己成为“父亲”了——正是在安田匡裕所创立的独立制片公司Engine Film的支持下，是枝裕和才得以与那个更为商业化的日本电影产业保持一定距离。
是枝裕和意识到，轮到他承担起安田匡裕的责任，继续为电影界后辈提供稳定的创作环境了。在这样的责任感驱使下，2011年，他接下了以前从不考虑的“命题作文”，为九州新干线的开通拍摄电影。虽然是“戴着镣铐跳舞”，是枝裕和却用严格律己的标准，拍出了出乎意料的影片：电影《奇迹》故事节奏紧凑、色调明朗，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直到今天依然是他自己十分喜欢的作品。
2014年，在TV Man Union工作了26年后，52岁的是枝裕和离职创立了电影制作公司“分福”。他既做导演也担任制片人，希望为年轻导演保留一片有自由、鼓励思考的创作空间，而不必持续地为生存、赚钱所困。
是枝裕和很忧心日本电影业的当下。“如今，40岁以下的日本导演在国外几乎无人知晓，再这样发展下去，日本电影就会被世界遗忘。”“好莱坞的电影即便是在亚洲国家也始终是最卖座的，但在日本就不一样，日本永远是本国的电影和动漫最卖座。”就连2017年风靡亚洲的日本电影《你的名字》，也被他批评包含了太多的流行因素：“过于迎合市场，尤其是高中女生加时光穿越这个组合。”
是枝裕和说自己不打算尝试任何人眼中的热门片，更多的时间会用在“无用的事上”，“也许小人物、小事件、小情感没有用，但世间也需要没用的东西。如果一切事物都必须有其意义，会让人喘不过气。”
除了拍摄“小格局”的“是枝裕和电影”，是枝裕和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母校早稻田大学教电影课直至2019年。万般责任一肩挑，他的搭档说：“大概是受安田匡裕影响很大吧。”
也是，历经31载的时光洗礼，是枝裕和终于成为了“父亲”。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
生于1962年的是枝裕和，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影坛最耀眼的日本导演之一。在中国，他因“治愈”而爆红，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家庭内部，集中于親情和日常点滴，因而所有的影片既漫不经心，又意味深长。但是枝裕和并不认可“治愈”一说，一如不认可“小津安二郎接班人”的说法。他说，他的电影只是出于表达需要，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等待不期而至的惊喜
同是枝裕和接触过的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样，有一种宽厚的温情脉脉，很容易让人适应和沉浸其中。
是枝裕和不是那种咄咄逼人、控制欲强的导演，恰恰相反，他谦卑到几乎没有姿态。他脸上总挂着某种因好奇而生的打量的神情，而他最擅长的事情，是倾听。他喜欢起用没有经验的“素人”，喜欢无台本拍摄，喜欢让演员现场自由发挥，甚至，接受媒体采访前拒绝看采访提纲。他似乎总在等待世界不期而至的惊喜。
拍《下一站，天国》，是枝裕和带着团队，扛着摄像机去街头采访老人，询问他们人生中最想拍成电影留下来的记忆是哪一段。800名老人询问下来后，很多采访实录被原封不动地写进电影情节，还有一部分“有意思的人”，直接以真名成了电影中的角色。
拍《无人知晓》时，是枝裕和在海选中见了许多“有了不起的表演欲”的孩子，最后却选择了看上去最普通的没有表演经验的四个。四个孩子表演时没有台本，全是临场发挥的真实反应，他说：“电影的拍摄对象应该是看起来真实的活人，最理想的是普通人。如果彩排，就会像校园剧一样。”
在与是枝裕和有过合作的演员印象中，是枝裕和没有过一次大吵大嚷的情况，不发怒，不逢迎，不盛气凌人，一切很轻松舒适地进行。
是枝裕和从不愿约束别人，甚至乐意“放纵”身边的人。在电影《第三次的杀人》里，有一个女主角坐在二楼房间听见妈妈上楼声音的情节，是身子先动还是头先转？是枝裕和与演员细致分析过不同动作细节背后的心理，分析完却让演员自由发挥。他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意思：“比如，我现在叫她把脸朝右转，可假如她把脸朝左转，我并不会强制她，我会考虑为什么她要向左转，是她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不太自然？我会反过来思考，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是很有趣的事。”
拍摄电影至今，是枝裕和唯一有台本的是处女作《幻之光》。但《幻之光》在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放映后，有位女士站起来问：“影片里所有事情都重复了两遍，开头和结尾应该都是梦境，那么梦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没等是枝裕和回答，另一名观众举手开始分析，但马上又有观众以另一种解读方式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此许久，是枝裕和听得饶有兴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插话的空当，话音未落又被提问的女子打断：“还没轮到导演您，请等一下。”
对这样的情形，是枝裕和总会心里窃笑。“在海外的映后交流，语言不通留下许多你画我猜的游戏空间，一边想象，一边观察，最好玩。”
不当上帝和法官
在知乎上，有人总结是枝裕和的电影特征：无论是《无人知晓》《距离》这种取材于真实社会事件的残酷故事，还是《花之武者》这样的喜剧片，抑或是《鬼怪文豪怪谈》的恐怖题材，脱去题材的外衣，是枝裕和都能将其处理成类似《步履不停》的温情家庭剧的内核，细腻地刻画人们的日常状态。
“治愈系”“小清新”似乎是是枝裕和的标签。的确，比起赤裸尖锐的批判，他的表达方式更“绅士”——不追求戏剧化的冲突，不给角色打标签。
是枝裕和喜欢写小人物，比如《海街日记》中同父异母在艰难生活中共同扶持的四姐妹，比如《步履不停》中的母亲。他很直接地说：“我不喜欢英雄式的人物，也不喜好英雄式的情节。”所以，在他的电影中，展现的是生死、孤独、丧失、记忆的主题，继承并回归传统日本电影富有日常生活气息的家庭伦理观，场面微小，画面精致，节奏舒缓，捕捉的总是有点脏污的世界突然展现出的美丽瞬间，以及生命共通的善意。
这样的含蓄、温柔捕获了很多人的心。比如，《步履不停》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展映之后，一位西班牙观众走过来对是枝裕和说：“您为什么这么了解我的母亲？”是枝裕和始料未及，一下愣在当场——他只不过是描写了自己的母亲。后来他反思，人类内在的情感体验终归是相通的，他讲的小人物故事，似乎映照着所有人的经历。
是枝裕和不愿意探讨人生隐藏的种种残酷，也不为任何角色下判定。《无人知晓》的原型是1988年震惊日本社会的弃婴事件，但这部令人压抑的弃婴电影没有安排一个孩子哭喊流泪，有的只是偶尔的惶恐、偶尔的思念，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坦然接受着一切。整个片子唯一出现的眼泪，是在刚搬到新家的某天清晨，母亲在睡梦中眼角垂下的一滴泪。这滴如朝露般了无痕的眼泪被她的长子看到，所以儿子最终选择了原谅母亲。
是枝裕和承认，在他的电影里，无论性格有何种缺陷，主要人物的底色都是善良，“我的作品中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人性的阴暗面是需要去描写，但我觉得一味去展现这个人背后不好的东西，与所谓深度挖掘人性，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世界上不存在非黑即白的人，人类是灰色的、渐进般的暧昧存在，而我，只负责讲故事。”
无论好坏，都会过去
回顾一路走来的导演生涯，是枝裕和这样总结：“30多岁的时候，只要有电影拍，我就很高兴，过了40岁，尤其是在拍摄了《无人知晓》后，我才真正觉得自己是个电影导演了。”
转折发生在2006年到2009年间。那几年，是枝裕和不得不面对各种离别：母亲离世，创办TV Man Union公司（是枝裕和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加入该公司拍片）的村木良彦离世，被他视为父亲般存在的制片人安田匡裕离世……尤其是在2009年安田匡裕走后，他突然意识到，是时候让自己成为“父亲”了——正是在安田匡裕所创立的独立制片公司Engine Film的支持下，是枝裕和才得以与那个更为商业化的日本电影产业保持一定距离。
是枝裕和意识到，轮到他承担起安田匡裕的责任，继续为电影界后辈提供稳定的创作环境了。在这样的责任感驱使下，2011年，他接下了以前从不考虑的“命题作文”，为九州新干线的开通拍摄电影。虽然是“戴着镣铐跳舞”，是枝裕和却用严格律己的标准，拍出了出乎意料的影片：电影《奇迹》故事节奏紧凑、色调明朗，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直到今天依然是他自己十分喜欢的作品。
2014年，在TV Man Union工作了26年后，52岁的是枝裕和离职创立了电影制作公司“分福”。他既做导演也担任制片人，希望为年轻导演保留一片有自由、鼓励思考的创作空间，而不必持续地为生存、赚钱所困。
是枝裕和很忧心日本电影业的当下。“如今，40岁以下的日本导演在国外几乎无人知晓，再这样发展下去，日本电影就会被世界遗忘。”“好莱坞的电影即便是在亚洲国家也始终是最卖座的，但在日本就不一样，日本永远是本国的电影和动漫最卖座。”就连2017年风靡亚洲的日本电影《你的名字》，也被他批评包含了太多的流行因素：“过于迎合市场，尤其是高中女生加时光穿越这个组合。”
是枝裕和说自己不打算尝试任何人眼中的热门片，更多的时间会用在“无用的事上”，“也许小人物、小事件、小情感没有用，但世间也需要没用的东西。如果一切事物都必须有其意义，会让人喘不过气。”
除了拍摄“小格局”的“是枝裕和电影”，是枝裕和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母校早稻田大学教电影课直至2019年。万般责任一肩挑，他的搭档说：“大概是受安田匡裕影响很大吧。”
也是，历经31载的时光洗礼，是枝裕和终于成为了“父亲”。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