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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都柏林人》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的一部关于瘫痪与死亡、挣扎与逃离的系列短篇小说集，它被认为是一部爱尔兰人的道德史。乔伊斯作品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他开创式的表现手法，更多的是作品对“人的本质”的关注。《都柏林人》作为乔伊斯作品的开山之作，并未显现出任何青涩与稚嫩。相反，他后期的很多作品都是以这一作品为线索所进行的升华。本文试图以《都柏林人》为例，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构作品中部分人物的内心与整个城市瘫痪的本质，以期对作品从另一视角进行解读。
关键词：乔伊斯 《都柏林人》 瘫痪 本我 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研究背景
詹姆斯·乔伊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他之后的欧洲文学创作开始不再完全依附于生活，而是来自于生活，通过作家的文字对人物意识流动的描写更加深入读者的内心。《都柏林人》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当时的乔伊斯不过20多岁，却已透露出一个伟大作家的锋芒，他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的光辉贯穿全书。整部小说由15个小故事构成，以不同主人公“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生活的四个阶段”为横向时间轴安排故事顺序，而每篇文章又纵向细致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包括神职人员、女佣、小职员、音乐教师、学生、流浪汉、商店店员、骗子和潦倒的商人。而正是这些看起来日常的生活场景与生活中的小人物，恰恰最能体现出强烈的个人和社会的悲剧色彩，直入每个读者的心灵深处。整个都柏林的社会气氛死气沉沉，城市中的人们犹如围墙中的困兽，期待着某种宣泄与爆发。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他们想逃出这个牢笼，却又由于精神的瘫痪而失去了逃离的力量，精神的瘫痪又导致道德的瘫痪，人们渐渐地迷离并失去方向。整部书以都柏林这座城市为背景，看似分散，实则珠联璧合，人物刻画细致入微，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洞察力与描写力，揭示了一系列社会、宗教、政治、家庭问题。因此，对于乔伊斯而言，这部书中没有一部作品是孤立的。
二 研究理论
1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构成。”属无意识层面的“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它是心理能量的初始来源，包括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它不受外在规范与道德的束缚。“自我”则遵循现实原则，它为“本我”服务，在寻求“自我”欲望与冲动得到满足的同时，有意识地避免外界因素带来的伤害。因此，“自我”是有意识的，它存在于原始需求与道德、伦理信念之间，力图寻求平衡。“超我”亦属无意识层面，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代表社会引发生成的良心，以道德及伦理思想反制“本我”。健康的自我具适应现实的能力，以涵纳本我与超我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互动。自我为解决超我与本我之间产生的冲突，会使用心理防卫机制。若适当使用，防御机制可减缓超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但过度或过当使用，而不正视面对冲突，则会造成焦虑或产生罪疚，最终将导致如抑郁沮丧的精神失衡。总之，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三个部分必须始终是和谐的。
2 主题分析
瘫痪与逃离是整部书的主题。“瘫痪”一词原指人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或一种无力的状态。它源于希腊语，意为“无力的”。乔伊斯曾经说过：“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因为这里是瘫痪的中心。”爱尔兰长期受到英格兰的压制，天主教会又长期用宗教禁锢人们的思想，爱尔兰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却仍然过着瘫痪的生活，他们机械、麻木、安于现状也无力改变现状。正是这样的压抑与束缚使人们的“本我”试图选择逃离——逃离自己的国家、逃离自己的家庭、逃离宗教的束缚、逃离无聊的工作，甚至逃离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然而，结果却往往是徒劳无功。
三 人物分析
1 弗林神甫
《都柏林人》的开篇之作《姐妹们》是以一个天主教神甫的死亡为线索，通过对比弗林神甫、老柯特姐妹和少年人对于打碎圣餐杯这件事的看法，揭示了弗林神甫透入骨髓的精神瘫痪。弗林神甫代表了都柏林老一辈的天主教徒，他坚信上帝的存在并不断以天主教教义教导少年，因而可以说他是一个天主教忠诚的卫道士。但正是这种没有原则的忠诚最终导致了他的瘫痪与灭亡。在他打碎圣餐杯之后，他每天郁郁不可终日，陷入无尽的自责，最终精神崩溃而死。因为，在他看来，打破圣餐杯不仅仅是对神灵的亵渎，也是自己的失职，在他死后他将无法面对神灵，这种恐惧直至他死亡之后还占据着他的心灵，我们从他死后狰狞的面容就可窥一斑。可以说，这种精神的瘫痪与死亡远比肉体的瘫痪与死亡要可怕得多。正是由于他对“超我”的过度追求导致他失去了“本我”与“自我”，当“自我”的调节作用都不能正常发挥的时候，一个人只能走向疯狂与瘫痪，而无法逃离现实。文章中的老柯特姐妹虽然也是天主教徒，但她们的“自我”调节作用使她们会安慰自己，“没什么，杯子里没什么东西”。虽然她们看似不够虔诚，但她们逃避了良心的不安，使她们得以逃避自己的过失，也使她们避免了内心最终的“瘫痪”。作家也没有忘记给人们留以希望，文中的少年是整个故事的观察者，他的年轻使“本我”的作用超越了“自我”与“超我”，神甫死后他甚至感到了解脱，有一种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感觉。因此，作家不仅对都柏林人的内心瘫痪进行了深刻批判，也表达了少年人内心的挣扎与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这一少年也被看作是作家自己青年时的写照。
2 伊芙琳
伊芙琳是这部小说集中同名故事的主人公。她的母亲去世了，她要勉强支撑家庭的生计，同时还要面对父亲的暴虐。伊芙琳企图通过爱情释放“本我”，也正是由于爱情使她终于有了一次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和男友弗兰克一起出逃去阿根廷结婚。在面临出逃还是留下的选择上，她陷入了艰难的内心斗争之中。毫无疑问，面对当下乏味艰难的生活和酗酒的父亲，她是痛苦的；而和心爱的人一起远走他乡，开始新的生活，是她所衷心向往的，“逃吧！她一定要逃！弗兰克会救她。……她为什么就该没有幸福？她有权获得幸福。”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但是，在码头上，当她必须做出决定性的选择的时候，她退缩了，“不！不！不！这不行。她的双手疯狂地抠住铁栏杆。在海水中她发出一声惨叫！”面对男友的召唤，她“苍白的面孔定定地对着他，满面无奈，像一只无助的动物。”；“她看着他的目光中，没有爱的迹象，没有告别的迹象，也没有相识的迹象。”
伊芙琳无疑是可悲的，在她的本我中，她试图挣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向往自由美好的生活，向往主宰自己的未来。但是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让她想起了自己答应过母亲的事，要尽力维持这个家。她注意到父亲渐现老态，她认为父亲会想念她的。她改变了对自己家庭生活的看法，想起了一些细微的温情：她生病时父亲对她的关心，母亲生前全家去野餐的情景。这些记忆掩盖了父亲的暴虐和工作的乏味。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她突然决定她必须要留在熟悉的环境里。出逃是她自我的爆发，但爆发之后是自我对本我和超我调节的结果。虽然她的决定暂时缓解了她内心的剧烈冲突。但这是否就是她想要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她将继续自己乏味的生活，忍受父亲的暴虐。读者也因此可以预测，伊芙琳将继续在自我与本我和超我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走向瘫痪，像她的母亲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失去自我而疯狂。伊芙琳无疑是个悲剧的例子，在男友面前她始终那么被动，她想把男友作为自己逃离现实并释放“本我”的港湾，但她还是不能战胜“自我”，仍要痛苦地生活在现实中，直到消亡。
3 加布里埃尔
加布里埃尔是最后一篇小说《死者》中的主人公。《死者》作为整部书的结尾，既是对全书的总结，也是整部书的压轴之作。作为这样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加布里埃尔，表面看来正直、善良，是个文雅博识、修养很高的君子。他时而为自己的身份与阅历洋洋自得、自命不凡；时而又因为自己与别人缺乏共同语言而感到孤独。由于他的演说才能，他能够侃侃而谈，甚至主持整个宴会；然而，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他又感到了精神的孤独，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死亡。主人公的自我由于他的才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他却不想与别人交流，看不起别人，跟别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说，他在社会的束缚中失去了“本我”，然而这还不是他全部的瘫痪状态。
加布里埃尔有看似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中规中矩。像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他虽然喜欢妻子，却对她不冷不热，不愿表达自己的爱意。他不肯牺牲自己的假期陪妻子到西部度假，他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却只不过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已，正如他的妻子也只把他当成个男人。因此，就是这样一个表面看起来有思想、有修养、重事业、有着幸福家庭的男人，却面临着爱情的瘫痪。这种瘫痪是对爱情的无力。他的妻子生活在对过去的爱情和爱人的眷恋之中，加布里埃尔渴望爱情，却因为整个社会的瘫痪，不懂得怎样获得爱情。因此，造成这一悲剧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个瘫痪的社会，是这个社会让人们深深地掩埋了“本我”，他们不懂得如何去获得友情与爱情这些人与生俱来所需要的精神安慰，也只能在瘫痪的状态中生活直至灭亡。乔伊斯呼唤民族的觉醒，他认为只有民族与社会的觉醒才能给整个民族带来希望。
四 小结
最后一个故事《死者》是全书的高潮。全书故事由简单到复杂，从不知名的少年对宗教的逃离和对异国他乡的渴望；再到伊芙琳对毫无生机的家庭的失败的逃离经历；最后到加布里埃尔表面风光、却想逃离瘫痪的友情与爱情，可以说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涵盖了都柏林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似乎有意在做一种比较：都柏林的少年虽然无力改变现状，但对美好与自由的生活却始终心存向往，并且努力地反抗与追求；而相比之下的成年人虽然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财产与地位，却对改变心存恐惧，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他们，使他们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这是更为可怕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瘫痪。
可以说，《都柏林人》中的每个故事都是一部戏剧，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灵魂的失败、迷茫与无助。整部书合在一起就展示了一个瘫痪的都柏林，一个渴望觉醒的都柏林，一个失去自我的都柏林。弗洛姆说：“人类存在中有一种固有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无法绝对消除，但人能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孤独。”通过《都柏林人》，乔伊斯展现了由于社会的瘫痪，都柏林人所表现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以及他们不同的排遣方式。人人都有一种出逃的意向，想逃离这个瘫痪而又麻痹的现实世界。本文所论述的三个人物只是其中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都柏林人所具有的悲剧共性：消极逃避的方法并没有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解放，反而扩大了这种感觉，使他们在更痛苦的深渊中挣扎，找不到出路。因此，在本质上，乔伊斯所渴望与呼唤的逃离是对“本我”的释放，是对腐朽的社会制度、宗教束缚和道德标准这一系列“超我”的鞭笞与痛恨。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詹树魁：《乔伊斯〈死者〉中的精神顿悟和象征寓意》，《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4] 詹姆斯·乔伊斯，徐晓雯译：《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5] 詹姆斯·乔伊斯，孙梁、宗白译：《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6] 爱利希·弗洛姆，朱明启等译，冯川编：《弗洛姆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
王莹，女，1983—，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语言文学。
唐鹏，男，1982—，河南信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语言学、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关键词：乔伊斯 《都柏林人》 瘫痪 本我 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研究背景
詹姆斯·乔伊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他之后的欧洲文学创作开始不再完全依附于生活，而是来自于生活，通过作家的文字对人物意识流动的描写更加深入读者的内心。《都柏林人》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当时的乔伊斯不过20多岁，却已透露出一个伟大作家的锋芒，他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的光辉贯穿全书。整部小说由15个小故事构成，以不同主人公“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生活的四个阶段”为横向时间轴安排故事顺序，而每篇文章又纵向细致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包括神职人员、女佣、小职员、音乐教师、学生、流浪汉、商店店员、骗子和潦倒的商人。而正是这些看起来日常的生活场景与生活中的小人物，恰恰最能体现出强烈的个人和社会的悲剧色彩，直入每个读者的心灵深处。整个都柏林的社会气氛死气沉沉，城市中的人们犹如围墙中的困兽，期待着某种宣泄与爆发。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他们想逃出这个牢笼，却又由于精神的瘫痪而失去了逃离的力量，精神的瘫痪又导致道德的瘫痪，人们渐渐地迷离并失去方向。整部书以都柏林这座城市为背景，看似分散，实则珠联璧合，人物刻画细致入微，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洞察力与描写力，揭示了一系列社会、宗教、政治、家庭问题。因此，对于乔伊斯而言，这部书中没有一部作品是孤立的。
二 研究理论
1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构成。”属无意识层面的“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它是心理能量的初始来源，包括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它不受外在规范与道德的束缚。“自我”则遵循现实原则，它为“本我”服务，在寻求“自我”欲望与冲动得到满足的同时，有意识地避免外界因素带来的伤害。因此，“自我”是有意识的，它存在于原始需求与道德、伦理信念之间，力图寻求平衡。“超我”亦属无意识层面，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代表社会引发生成的良心，以道德及伦理思想反制“本我”。健康的自我具适应现实的能力，以涵纳本我与超我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互动。自我为解决超我与本我之间产生的冲突，会使用心理防卫机制。若适当使用，防御机制可减缓超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但过度或过当使用，而不正视面对冲突，则会造成焦虑或产生罪疚，最终将导致如抑郁沮丧的精神失衡。总之，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三个部分必须始终是和谐的。
2 主题分析
瘫痪与逃离是整部书的主题。“瘫痪”一词原指人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或一种无力的状态。它源于希腊语，意为“无力的”。乔伊斯曾经说过：“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因为这里是瘫痪的中心。”爱尔兰长期受到英格兰的压制，天主教会又长期用宗教禁锢人们的思想，爱尔兰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却仍然过着瘫痪的生活，他们机械、麻木、安于现状也无力改变现状。正是这样的压抑与束缚使人们的“本我”试图选择逃离——逃离自己的国家、逃离自己的家庭、逃离宗教的束缚、逃离无聊的工作，甚至逃离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然而，结果却往往是徒劳无功。
三 人物分析
1 弗林神甫
《都柏林人》的开篇之作《姐妹们》是以一个天主教神甫的死亡为线索，通过对比弗林神甫、老柯特姐妹和少年人对于打碎圣餐杯这件事的看法，揭示了弗林神甫透入骨髓的精神瘫痪。弗林神甫代表了都柏林老一辈的天主教徒，他坚信上帝的存在并不断以天主教教义教导少年，因而可以说他是一个天主教忠诚的卫道士。但正是这种没有原则的忠诚最终导致了他的瘫痪与灭亡。在他打碎圣餐杯之后，他每天郁郁不可终日，陷入无尽的自责，最终精神崩溃而死。因为，在他看来，打破圣餐杯不仅仅是对神灵的亵渎，也是自己的失职，在他死后他将无法面对神灵，这种恐惧直至他死亡之后还占据着他的心灵，我们从他死后狰狞的面容就可窥一斑。可以说，这种精神的瘫痪与死亡远比肉体的瘫痪与死亡要可怕得多。正是由于他对“超我”的过度追求导致他失去了“本我”与“自我”，当“自我”的调节作用都不能正常发挥的时候，一个人只能走向疯狂与瘫痪，而无法逃离现实。文章中的老柯特姐妹虽然也是天主教徒，但她们的“自我”调节作用使她们会安慰自己，“没什么，杯子里没什么东西”。虽然她们看似不够虔诚，但她们逃避了良心的不安，使她们得以逃避自己的过失，也使她们避免了内心最终的“瘫痪”。作家也没有忘记给人们留以希望，文中的少年是整个故事的观察者，他的年轻使“本我”的作用超越了“自我”与“超我”，神甫死后他甚至感到了解脱，有一种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感觉。因此，作家不仅对都柏林人的内心瘫痪进行了深刻批判，也表达了少年人内心的挣扎与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这一少年也被看作是作家自己青年时的写照。
2 伊芙琳
伊芙琳是这部小说集中同名故事的主人公。她的母亲去世了，她要勉强支撑家庭的生计，同时还要面对父亲的暴虐。伊芙琳企图通过爱情释放“本我”，也正是由于爱情使她终于有了一次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和男友弗兰克一起出逃去阿根廷结婚。在面临出逃还是留下的选择上，她陷入了艰难的内心斗争之中。毫无疑问，面对当下乏味艰难的生活和酗酒的父亲，她是痛苦的；而和心爱的人一起远走他乡，开始新的生活，是她所衷心向往的，“逃吧！她一定要逃！弗兰克会救她。……她为什么就该没有幸福？她有权获得幸福。”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但是，在码头上，当她必须做出决定性的选择的时候，她退缩了，“不！不！不！这不行。她的双手疯狂地抠住铁栏杆。在海水中她发出一声惨叫！”面对男友的召唤，她“苍白的面孔定定地对着他，满面无奈，像一只无助的动物。”；“她看着他的目光中，没有爱的迹象，没有告别的迹象，也没有相识的迹象。”
伊芙琳无疑是可悲的，在她的本我中，她试图挣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向往自由美好的生活，向往主宰自己的未来。但是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让她想起了自己答应过母亲的事，要尽力维持这个家。她注意到父亲渐现老态，她认为父亲会想念她的。她改变了对自己家庭生活的看法，想起了一些细微的温情：她生病时父亲对她的关心，母亲生前全家去野餐的情景。这些记忆掩盖了父亲的暴虐和工作的乏味。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她突然决定她必须要留在熟悉的环境里。出逃是她自我的爆发，但爆发之后是自我对本我和超我调节的结果。虽然她的决定暂时缓解了她内心的剧烈冲突。但这是否就是她想要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她将继续自己乏味的生活，忍受父亲的暴虐。读者也因此可以预测，伊芙琳将继续在自我与本我和超我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走向瘫痪，像她的母亲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失去自我而疯狂。伊芙琳无疑是个悲剧的例子，在男友面前她始终那么被动，她想把男友作为自己逃离现实并释放“本我”的港湾，但她还是不能战胜“自我”，仍要痛苦地生活在现实中，直到消亡。
3 加布里埃尔
加布里埃尔是最后一篇小说《死者》中的主人公。《死者》作为整部书的结尾，既是对全书的总结，也是整部书的压轴之作。作为这样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加布里埃尔，表面看来正直、善良，是个文雅博识、修养很高的君子。他时而为自己的身份与阅历洋洋自得、自命不凡；时而又因为自己与别人缺乏共同语言而感到孤独。由于他的演说才能，他能够侃侃而谈，甚至主持整个宴会；然而，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他又感到了精神的孤独，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死亡。主人公的自我由于他的才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他却不想与别人交流，看不起别人，跟别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说，他在社会的束缚中失去了“本我”，然而这还不是他全部的瘫痪状态。
加布里埃尔有看似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中规中矩。像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他虽然喜欢妻子，却对她不冷不热，不愿表达自己的爱意。他不肯牺牲自己的假期陪妻子到西部度假，他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却只不过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已，正如他的妻子也只把他当成个男人。因此，就是这样一个表面看起来有思想、有修养、重事业、有着幸福家庭的男人，却面临着爱情的瘫痪。这种瘫痪是对爱情的无力。他的妻子生活在对过去的爱情和爱人的眷恋之中，加布里埃尔渴望爱情，却因为整个社会的瘫痪，不懂得怎样获得爱情。因此，造成这一悲剧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个瘫痪的社会，是这个社会让人们深深地掩埋了“本我”，他们不懂得如何去获得友情与爱情这些人与生俱来所需要的精神安慰，也只能在瘫痪的状态中生活直至灭亡。乔伊斯呼唤民族的觉醒，他认为只有民族与社会的觉醒才能给整个民族带来希望。
四 小结
最后一个故事《死者》是全书的高潮。全书故事由简单到复杂，从不知名的少年对宗教的逃离和对异国他乡的渴望；再到伊芙琳对毫无生机的家庭的失败的逃离经历；最后到加布里埃尔表面风光、却想逃离瘫痪的友情与爱情，可以说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涵盖了都柏林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似乎有意在做一种比较：都柏林的少年虽然无力改变现状，但对美好与自由的生活却始终心存向往，并且努力地反抗与追求；而相比之下的成年人虽然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财产与地位，却对改变心存恐惧，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他们，使他们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这是更为可怕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瘫痪。
可以说，《都柏林人》中的每个故事都是一部戏剧，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灵魂的失败、迷茫与无助。整部书合在一起就展示了一个瘫痪的都柏林，一个渴望觉醒的都柏林，一个失去自我的都柏林。弗洛姆说：“人类存在中有一种固有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无法绝对消除，但人能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孤独。”通过《都柏林人》，乔伊斯展现了由于社会的瘫痪，都柏林人所表现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以及他们不同的排遣方式。人人都有一种出逃的意向，想逃离这个瘫痪而又麻痹的现实世界。本文所论述的三个人物只是其中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都柏林人所具有的悲剧共性：消极逃避的方法并没有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解放，反而扩大了这种感觉，使他们在更痛苦的深渊中挣扎，找不到出路。因此，在本质上，乔伊斯所渴望与呼唤的逃离是对“本我”的释放，是对腐朽的社会制度、宗教束缚和道德标准这一系列“超我”的鞭笞与痛恨。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詹树魁：《乔伊斯〈死者〉中的精神顿悟和象征寓意》，《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4] 詹姆斯·乔伊斯，徐晓雯译：《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5] 詹姆斯·乔伊斯，孙梁、宗白译：《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6] 爱利希·弗洛姆，朱明启等译，冯川编：《弗洛姆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
王莹，女，1983—，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语言文学。
唐鹏，男，1982—，河南信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语言学、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