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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华，中日双方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结合两国关系的现实，就增强政治互信达成诸多共识，同时进一步确认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两国深化经贸合作的新平台，并就此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通过安倍此次访华，中日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虽然中日关系还面临诸如历史、领土、海洋权益等复杂问题的挑战与风险，但珍视双边关系改善的重要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无疑是双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安倍访华;中日关系;成果评估;课题与挑战
【DOI】10.19422/j.cnki.ddsj.2018.12.007
2018年10月25—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中国。其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与安倍进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通过安倍此次访华，中日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中日两国依然面临历史、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等诸多难题。新形势下，中日需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在改善发展的轨道上前行。
日本首相时隔七年
正式访华之经纬
2006年安倍第一次当选首相后，首次对外访问并没有按传统去美国，而是选择了中国。通过此访，中日两国达成了关于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这次被称之为“破冰之旅”的访问，使因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受到极大伤害的中日关系得到一定修复，中国舆论也对当时的安倍政府抱有很大期待。但好景不长，由于安倍保守的历史观、强烈的修宪意愿，以及刻意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因素，中日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安倍政府则因内阁丑闻不断、经济治理毫无起色，导致国会选举失败，形成在野党在国会占优的局面。同时，他还用政治生命豪赌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结果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内外交困下，安倍不得不以身体健康欠佳为由黯然辞去首相职务，任职不足一年。
福田康夫接任首相后，提倡与中国协调、合作的“共鸣外交”，通过2007年底正式访问中国的“迎春之旅”、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中日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两国领导人还共同签署了战后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其后麻生太郎成为日本首相，虽然他也曾在2009年4月正式访问中国，但其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试图制衡中国，从而使已经改善的中日关系受到很大负面影响。麻生太郎执政仅一年，其领导的自民党政权便被民主党取而代之，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相继执政。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当选首相后也曾有访华计划，但都因故取消;野田佳彦则于2011年12月作为日本首相正式访问中国，距这次安倍正式访华已时隔7年。
安倍2012年重新执政后，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止跌止损，反而持续恶化。他推行的“俯瞰地球仪外交”，被喻为全面制衡中国的战略举措。尽管安倍在国际多边场合，包括两次来中国出席APEC及G20会议，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多次会面，但直到这次才是其以首相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促成安倍此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倍对华以及周边外交的失利。对日本任何一个政治家而言，虽然日美同盟为基轴，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依然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长期与近邻大国处理不好关系，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随着安倍任期的加长，这种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何况安倍上任以来所采取的对华外交战略并没有奏效，而且处处败笔。中国则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繁荣，“一带一路”建设有声有色，国际声望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在对俄罗斯外交方面，安倍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成果了了。此外，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不仅日朝关系不断恶化，对韩外交基本上也处于不佳状态。周边外交的挫败感给安倍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促使其寻求改善中日关系。
二是特朗普上台伊始，就给安倍在兹念兹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致命一击，并强迫日本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在钢铝关税等其他经贸领域，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没有给铁杆盟国日本面子和优惠。这使在军事、政治、外交多听命于美国，但在经贸领域希望平等互惠、有更多自主权的日本很受伤。这对重新执政以来在中美之间实行向美“一边倒”的安倍政府的打击是巨大的，并且极具讽刺意味，也迫使安倍不得不重新进行权衡。在此背景下，与中国改善关系，则有可能使日本在对美外交方面获得更多空间和砝碼。把握时机，调整对华政策，自然成为一个选项。
三是中日之间“政冷经凉”的状态使安倍面临日本企业界的巨大压力。安倍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持冷淡态度，使日本企业失去了很多机会。与此相关联，安倍政府奉行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外交，也使日本在东南亚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形成恶性竞争关系，从而导致日本企业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展开，安倍面临的压力也越发强烈。
以上诸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促使安倍不得不调整对华战略，中日关系也因此迎来改善的契机。
安倍访华的主要成果评估
第一，通过这次访问，中日双方在增强政治互信方面取得了诸多共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再次确认四个政治文件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作用，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中日两国领导人均强调将遵循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处理双边关系，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
二是特别重申和强调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互为合作伙伴”，狭义上主要指经贸领域彼此合作、力避恶性竞争，广义上应指在所有可以合作的领域彼此都应视对方为伙伴。强调“互不构成威胁”，不言而喻是增强政治互信的前提。这一政治共识，一方面依然在四个政治文件原则范畴之内，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考虑，有必要特别予以重申和强调，以便作为增强政治互信的抓手。
三是安倍以强调“中日关系新时代”方式，为重建政治互信提供基础性前提。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安倍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中表示，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将日中关系由竞争转向协调并迈向新时代”。[1]实际上，其潜台词应为安倍将以前制衡中国的战略转向与中国进行协调的国策，希望得到中国的呼应，借此将日中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是就敏感领域如何构建政治互信达成重要共识并有相应举措。习近平主席在与安倍的正式会谈中指出，中日两国“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在此基础上，双方签署《中日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鉴于中日两国在东海存在岛礁主权纷争及海洋权益争议，所以该协定在制度、机制建设方面被赋予了有力保障东海真正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内涵和意义，是在敏感领域构建政治互信的体现与成果。
五是双方表达了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路径选择。建立并增进政治互信，需要双方多层面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之间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据媒体报道，安倍访华时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2019年出席在日本大阪举办的G20峰会并正式访问日本。习近平主席在与安倍的会谈中指出，“双方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发挥好两国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机制作用”，以求“准确把握对方的发展和战略意图”。[3]
第二，在经贸合作重要理念、新合作平台、更高层次科技合作等方面，中日双方达成重要共识，取得重大成果。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民粹化蔓延的情势下，特别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世界政治经济显得乱象丛生。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原则，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冲击，其盟国日本也遭受严重影响。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一直以来都将贸易立国视为其生存之道。中日两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有责任也有义务共同表明反对单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理念。安倍此次正式访华，为中日两国达成这一共识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舞台和良机。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具有天然的合作优势，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便是在战后中日关系跌入低谷的最近几年，经贸关系虽受到很大负面影响，但并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2018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之际，两国经贸合作不言而喻需要迈上一个新台阶——在新的平台和更高层次上开展务实、持久合作。
通过此次安倍访华，中日两国进一步确认和强调要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新平台和试验田。这一合作方式的创举，既来源于过往的经验教训，也意在从现实出发开辟未来广阔的合作空间。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理念，旨在将中国人力、融资、价格等优势与日本在技术、精细化管理等方面之所长相结合，以起到1 1≥2、1 1 1≥3的效果;同时，第三方市场合作将变过度竞争为协调合作，以此实现双赢和多赢。为切实推动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在北京举办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随安倍来访的500多位日本企业界代表和中方代表1000余人参加。以官民并举的论坛为平台，中日双方对这一新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签署了多达52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日两国还签署了十余项政府间合作协议。
战后东亚地区的经贸发展曾有过所谓“雁型模式”，日本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如今这种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需求，中国出台了包括下一代数字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在内的一系列新技术革命战略举措，跨境电子商务也走在了日本前面。中日之間的合作要进一步深化和持久发展，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实现。鉴于此，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共同确认和强调进一步推动旨在便利开展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创新对话机制”，使其成为未来两国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平台。
金融是经贸发展的血液。为了更好地给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保障和动能，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签订了升级版的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约300亿美元），是2002年中日货币互换规模的10倍。这一协议的签订，不仅为今后中日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还为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示范性案例。
第三，安倍访华成为官民并举、深化交流的助推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健康发展，行稳致远。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还很薄弱。从两国权威机构提供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比例虽然多年来一直高达70%以上，但对对方持好感的比例却比较低。尽管中国国民对日本持好感的比例近两年有所提高，但也不过40%左右，而日本国民对中国持好感的比例不足20%，这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高达80%的状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4]因此如何增进处于低位的两国国民的感情，实乃当务之急。习近平主席在同安倍会谈时强调，“要开展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鼓励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5]中日双方利用安倍访华的机会，特别安排其赴北京大学进行交流。此外，两国政府还共同决定明年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安倍在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的致辞中，特别强调了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意在说明中日之间存在深厚的文化纽带。近几年，中国赴日旅游的国民每年已经超过700万人，无论是促进两国经济交流，还是加深对日本社会的理解，都呈现出良好的趋势。随着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两国国民间的交流会更加广泛和深入，而此次安倍访华，将成为这一交流的助推剂。
中日关系从峰回路转到
行稳致远面临的挑战与课题
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通过多边场合会见会谈以及2018年10月安倍访华等一系列高层互动，使双方关系不断走出低谷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安倍此次访华取得了重要成果，达到了预期目标，但中日关系从峰回路转到行稳致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虽然安倍此次访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高层在如何认知和应对中国发展问题上，显示出有所转变和较为理性的一面，但毋庸讳言依然脆弱。当然，日本需要时间不断调整和深化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知和应对。双方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做的是不断展示善意。正如习近平主席与安倍会谈时所指出的，要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沟通，加深相互了解与理解，同时管控危机，减少误判。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既是主观努力的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两国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 第二，美国因素。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微妙平衡，是对其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全面制衡中国的举措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这对政治理念保守的安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容易引发某种冲动。此外，在海洋问题上，美国搅局南海，日本如何抉择，也是中日关系面临的重大考验。
第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奉行的“印太战略”，到底是对冲关系，还是融合关系，抑或二者兼具。不言而喻，这是中日关系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最初的消极甚至抵制，到安倍出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安倍此次访华时表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对于“印太战略”，目前中国学界多持消极评价，一般认为是日本联手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制衡中国、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平台。当前，中日两国强调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这是否能够为缩小地缘政治色彩强烈的“印太战略”与以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为指归的“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落差提供一个有效平台，还需拭目以待。
第四，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领土主权争端以及海洋问题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中日关系能否行稳致远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发展势头，但如何防止老问题复发，打破恶性循环，建设性地处理矛盾与分歧，从历史经验来看依然是一重大挑战。此次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和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进行了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但如何将这一成果落到实处，通过制度安排加强防务部门的互动与交流，增进了解与互信，是中日关系能否真正行稳致远所面临的一大考验。著名中日关系问题专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天儿慧指出，中日关系从“竞争走向协调”的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条件是双方对于敏感问题要加以抑制。[6]
总之，安倍此次正式访华，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将占有重要的一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次访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开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现实价值。尽管中日关系依然面临诸多重大课题和挑战，但在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性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推动双边关系建设性发展，应该是两国的不二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第一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第二作者系上海商学院日语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
[1]《中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载《环球时报》2018年10月27日，第1版。
[2]《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载《解放日报》2018年10月27日，第4版。
[3] 同[2]。
[4]《中国外文局与日本言論NPO联合调查结果》，http：//news.china.com.cn/2018-10/11/content_65717951.htm。
[5] 同[2]。
[6]「日」《抑制敏感问题》，载《朝日新闻》，2018年10月27日，第13版。
【关键词】安倍访华;中日关系;成果评估;课题与挑战
【DOI】10.19422/j.cnki.ddsj.2018.12.007
2018年10月25—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中国。其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与安倍进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通过安倍此次访华，中日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中日两国依然面临历史、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等诸多难题。新形势下，中日需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在改善发展的轨道上前行。
日本首相时隔七年
正式访华之经纬
2006年安倍第一次当选首相后，首次对外访问并没有按传统去美国，而是选择了中国。通过此访，中日两国达成了关于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这次被称之为“破冰之旅”的访问，使因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受到极大伤害的中日关系得到一定修复，中国舆论也对当时的安倍政府抱有很大期待。但好景不长，由于安倍保守的历史观、强烈的修宪意愿，以及刻意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因素，中日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安倍政府则因内阁丑闻不断、经济治理毫无起色，导致国会选举失败，形成在野党在国会占优的局面。同时，他还用政治生命豪赌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结果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内外交困下，安倍不得不以身体健康欠佳为由黯然辞去首相职务，任职不足一年。
福田康夫接任首相后，提倡与中国协调、合作的“共鸣外交”，通过2007年底正式访问中国的“迎春之旅”、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中日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两国领导人还共同签署了战后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其后麻生太郎成为日本首相，虽然他也曾在2009年4月正式访问中国，但其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试图制衡中国，从而使已经改善的中日关系受到很大负面影响。麻生太郎执政仅一年，其领导的自民党政权便被民主党取而代之，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相继执政。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当选首相后也曾有访华计划，但都因故取消;野田佳彦则于2011年12月作为日本首相正式访问中国，距这次安倍正式访华已时隔7年。
安倍2012年重新执政后，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止跌止损，反而持续恶化。他推行的“俯瞰地球仪外交”，被喻为全面制衡中国的战略举措。尽管安倍在国际多边场合，包括两次来中国出席APEC及G20会议，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多次会面，但直到这次才是其以首相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促成安倍此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倍对华以及周边外交的失利。对日本任何一个政治家而言，虽然日美同盟为基轴，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依然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长期与近邻大国处理不好关系，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随着安倍任期的加长，这种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何况安倍上任以来所采取的对华外交战略并没有奏效，而且处处败笔。中国则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繁荣，“一带一路”建设有声有色，国际声望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在对俄罗斯外交方面，安倍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成果了了。此外，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不仅日朝关系不断恶化，对韩外交基本上也处于不佳状态。周边外交的挫败感给安倍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促使其寻求改善中日关系。
二是特朗普上台伊始，就给安倍在兹念兹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致命一击，并强迫日本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在钢铝关税等其他经贸领域，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没有给铁杆盟国日本面子和优惠。这使在军事、政治、外交多听命于美国，但在经贸领域希望平等互惠、有更多自主权的日本很受伤。这对重新执政以来在中美之间实行向美“一边倒”的安倍政府的打击是巨大的，并且极具讽刺意味，也迫使安倍不得不重新进行权衡。在此背景下，与中国改善关系，则有可能使日本在对美外交方面获得更多空间和砝碼。把握时机，调整对华政策，自然成为一个选项。
三是中日之间“政冷经凉”的状态使安倍面临日本企业界的巨大压力。安倍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持冷淡态度，使日本企业失去了很多机会。与此相关联，安倍政府奉行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外交，也使日本在东南亚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形成恶性竞争关系，从而导致日本企业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展开，安倍面临的压力也越发强烈。
以上诸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促使安倍不得不调整对华战略，中日关系也因此迎来改善的契机。
安倍访华的主要成果评估
第一，通过这次访问，中日双方在增强政治互信方面取得了诸多共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再次确认四个政治文件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作用，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中日两国领导人均强调将遵循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处理双边关系，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
二是特别重申和强调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互为合作伙伴”，狭义上主要指经贸领域彼此合作、力避恶性竞争，广义上应指在所有可以合作的领域彼此都应视对方为伙伴。强调“互不构成威胁”，不言而喻是增强政治互信的前提。这一政治共识，一方面依然在四个政治文件原则范畴之内，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考虑，有必要特别予以重申和强调，以便作为增强政治互信的抓手。
三是安倍以强调“中日关系新时代”方式，为重建政治互信提供基础性前提。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安倍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中表示，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将日中关系由竞争转向协调并迈向新时代”。[1]实际上，其潜台词应为安倍将以前制衡中国的战略转向与中国进行协调的国策，希望得到中国的呼应，借此将日中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是就敏感领域如何构建政治互信达成重要共识并有相应举措。习近平主席在与安倍的正式会谈中指出，中日两国“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在此基础上，双方签署《中日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鉴于中日两国在东海存在岛礁主权纷争及海洋权益争议，所以该协定在制度、机制建设方面被赋予了有力保障东海真正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内涵和意义，是在敏感领域构建政治互信的体现与成果。
五是双方表达了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路径选择。建立并增进政治互信，需要双方多层面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之间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据媒体报道，安倍访华时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2019年出席在日本大阪举办的G20峰会并正式访问日本。习近平主席在与安倍的会谈中指出，“双方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发挥好两国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机制作用”，以求“准确把握对方的发展和战略意图”。[3]
第二，在经贸合作重要理念、新合作平台、更高层次科技合作等方面，中日双方达成重要共识，取得重大成果。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民粹化蔓延的情势下，特别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世界政治经济显得乱象丛生。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原则，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冲击，其盟国日本也遭受严重影响。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一直以来都将贸易立国视为其生存之道。中日两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有责任也有义务共同表明反对单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理念。安倍此次正式访华，为中日两国达成这一共识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舞台和良机。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具有天然的合作优势，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便是在战后中日关系跌入低谷的最近几年，经贸关系虽受到很大负面影响，但并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2018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之际，两国经贸合作不言而喻需要迈上一个新台阶——在新的平台和更高层次上开展务实、持久合作。
通过此次安倍访华，中日两国进一步确认和强调要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新平台和试验田。这一合作方式的创举，既来源于过往的经验教训，也意在从现实出发开辟未来广阔的合作空间。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理念，旨在将中国人力、融资、价格等优势与日本在技术、精细化管理等方面之所长相结合，以起到1 1≥2、1 1 1≥3的效果;同时，第三方市场合作将变过度竞争为协调合作，以此实现双赢和多赢。为切实推动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在北京举办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随安倍来访的500多位日本企业界代表和中方代表1000余人参加。以官民并举的论坛为平台，中日双方对这一新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签署了多达52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日两国还签署了十余项政府间合作协议。
战后东亚地区的经贸发展曾有过所谓“雁型模式”，日本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如今这种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需求，中国出台了包括下一代数字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在内的一系列新技术革命战略举措，跨境电子商务也走在了日本前面。中日之間的合作要进一步深化和持久发展，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实现。鉴于此，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共同确认和强调进一步推动旨在便利开展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创新对话机制”，使其成为未来两国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平台。
金融是经贸发展的血液。为了更好地给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保障和动能，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签订了升级版的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约300亿美元），是2002年中日货币互换规模的10倍。这一协议的签订，不仅为今后中日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还为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示范性案例。
第三，安倍访华成为官民并举、深化交流的助推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健康发展，行稳致远。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还很薄弱。从两国权威机构提供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比例虽然多年来一直高达70%以上，但对对方持好感的比例却比较低。尽管中国国民对日本持好感的比例近两年有所提高，但也不过40%左右，而日本国民对中国持好感的比例不足20%，这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高达80%的状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4]因此如何增进处于低位的两国国民的感情，实乃当务之急。习近平主席在同安倍会谈时强调，“要开展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鼓励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5]中日双方利用安倍访华的机会，特别安排其赴北京大学进行交流。此外，两国政府还共同决定明年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安倍在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的致辞中，特别强调了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意在说明中日之间存在深厚的文化纽带。近几年，中国赴日旅游的国民每年已经超过700万人，无论是促进两国经济交流，还是加深对日本社会的理解，都呈现出良好的趋势。随着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两国国民间的交流会更加广泛和深入，而此次安倍访华，将成为这一交流的助推剂。
中日关系从峰回路转到
行稳致远面临的挑战与课题
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通过多边场合会见会谈以及2018年10月安倍访华等一系列高层互动，使双方关系不断走出低谷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安倍此次访华取得了重要成果，达到了预期目标，但中日关系从峰回路转到行稳致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虽然安倍此次访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高层在如何认知和应对中国发展问题上，显示出有所转变和较为理性的一面，但毋庸讳言依然脆弱。当然，日本需要时间不断调整和深化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知和应对。双方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做的是不断展示善意。正如习近平主席与安倍会谈时所指出的，要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沟通，加深相互了解与理解，同时管控危机，减少误判。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既是主观努力的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两国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 第二，美国因素。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微妙平衡，是对其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全面制衡中国的举措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这对政治理念保守的安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容易引发某种冲动。此外，在海洋问题上，美国搅局南海，日本如何抉择，也是中日关系面临的重大考验。
第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奉行的“印太战略”，到底是对冲关系，还是融合关系，抑或二者兼具。不言而喻，这是中日关系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最初的消极甚至抵制，到安倍出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安倍此次访华时表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对于“印太战略”，目前中国学界多持消极评价，一般认为是日本联手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制衡中国、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平台。当前，中日两国强调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这是否能够为缩小地缘政治色彩强烈的“印太战略”与以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为指归的“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落差提供一个有效平台，还需拭目以待。
第四，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领土主权争端以及海洋问题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中日关系能否行稳致远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发展势头，但如何防止老问题复发，打破恶性循环，建设性地处理矛盾与分歧，从历史经验来看依然是一重大挑战。此次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和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进行了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但如何将这一成果落到实处，通过制度安排加强防务部门的互动与交流，增进了解与互信，是中日关系能否真正行稳致远所面临的一大考验。著名中日关系问题专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天儿慧指出，中日关系从“竞争走向协调”的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条件是双方对于敏感问题要加以抑制。[6]
总之，安倍此次正式访华，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将占有重要的一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次访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开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现实价值。尽管中日关系依然面临诸多重大课题和挑战，但在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性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推动双边关系建设性发展，应该是两国的不二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第一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第二作者系上海商学院日语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
[1]《中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载《环球时报》2018年10月27日，第1版。
[2]《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载《解放日报》2018年10月27日，第4版。
[3] 同[2]。
[4]《中国外文局与日本言論NPO联合调查结果》，http：//news.china.com.cn/2018-10/11/content_65717951.htm。
[5] 同[2]。
[6]「日」《抑制敏感问题》，载《朝日新闻》，2018年10月27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