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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位外国友人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阿蘭·梅里埃
作为将疫苗工业化生产的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梅里埃基金会主席，阿兰·梅里埃秉承“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的健康提供助力。从1978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开始，植根中国30多年来，阿兰·梅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在梅里埃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国生物医药公司，都把中国作为创新的发源地。
威尔纳·格里希
1919年生于德国的威尔纳·格里希，是一位企业管理专家，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1984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他经过一系列调研，率先提出要发展就要打破“铁饭碗”。还提出“减员增益”的改革方案，并开创了中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
克劳斯·施瓦布
1971年，出生于德国，后加入瑞士籍的克劳斯·施瓦布倡议并创建“欧洲管理论坛”，并在1987年将其“升级”为“世界经济论坛”，也称作“达沃斯年会”。
“我在1978年读到有关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文章，当时就确定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于是，1979年，我们（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并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达沃斯参会。”
2005年，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在他与中方的共同努力下，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7年9月在大连举行，自此，中国成为了论坛的长期主办国。
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他在耄耋之年两次访华，并与邓小平会谈，从此拉开了松下电器在中国发展的序幕。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认为，当时日本电子产业蓬勃发展，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许多日本企业并不看好中国市场。松下幸之助的决定在当时需要勇气和决心。多年来，松下电器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多达160多个，也为中国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是日本第68、69任首相，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对中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哲学有深入理解，并把《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当作座右铭。
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大平正芳在担任首相期间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贷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这项贷款直到2008年结束，持续近30年，可以说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李光耀
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1976年以来，李光耀在任内访华30余次，并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的改善。
李光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持坚定的支持态度， 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在与李光耀会见时说，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但李光耀说，新加坡华人可以做成的任何事情，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或不能做得更好的。此后，两国政府达成人才交流协定，开启中新关系的友好篇章。
萨马兰奇
1978年，中国还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就在这一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西班牙人萨马兰奇第一次造访中国。“我想不通，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居然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为此，萨马兰奇四处奔走。
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萨马兰奇又萌生了让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的想法。2008年8月8日，88岁的萨马兰奇如愿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斯蒂芬·佩里
斯蒂芬·佩里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1953年，斯蒂芬的父亲、时任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的杰克·佩里与48名英国商界人士突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访问北京，成为英中关系的“破冰者”。
在斯蒂芬·佩里的努力下，如今的48家集团俱乐部拥有600多名中英两国个人或机构成员，涵盖商业、文化、外交、学术等多个领域。
莫利斯·格林伯格
1919年，科尼利厄斯·史带在上海创立了世界知名保险公司史带集团的前身美亚保险代理公司，成为首位把保险概念带给上海的西方人。
在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后，现任董事长莫利斯·格林伯格第一时间就重新踏上这片土地。1992年，史带集团旗下的美国国际集团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牌照，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独资经营寿险及非寿险业务，成为第一家重返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为中国引入了创新的保险代理人制度，并在中国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此外，格林伯格积极推动公司在中国的慈善基金会。截至2018年，基金会对中国慈善事业捐赠约3亿美元，并高价收回圆明园宝云阁10扇铜窗无偿归还中国。
罗伯特·库恩
美国投资银行家、库恩基金会主席……拥有多个头衔的罗伯特·库恩是著名的“中国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1989年起，罗伯特·库恩就在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和国际传播等多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与包括国新办、科技部等许多部门有广泛合作。
阿蘭·梅里埃
作为将疫苗工业化生产的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梅里埃基金会主席，阿兰·梅里埃秉承“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的健康提供助力。从1978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开始，植根中国30多年来，阿兰·梅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在梅里埃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国生物医药公司，都把中国作为创新的发源地。
威尔纳·格里希
1919年生于德国的威尔纳·格里希，是一位企业管理专家，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1984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他经过一系列调研，率先提出要发展就要打破“铁饭碗”。还提出“减员增益”的改革方案，并开创了中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
克劳斯·施瓦布
1971年，出生于德国，后加入瑞士籍的克劳斯·施瓦布倡议并创建“欧洲管理论坛”，并在1987年将其“升级”为“世界经济论坛”，也称作“达沃斯年会”。
“我在1978年读到有关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文章，当时就确定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于是，1979年，我们（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并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达沃斯参会。”
2005年，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在他与中方的共同努力下，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7年9月在大连举行，自此，中国成为了论坛的长期主办国。
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他在耄耋之年两次访华，并与邓小平会谈，从此拉开了松下电器在中国发展的序幕。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认为，当时日本电子产业蓬勃发展，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许多日本企业并不看好中国市场。松下幸之助的决定在当时需要勇气和决心。多年来，松下电器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多达160多个，也为中国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是日本第68、69任首相，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对中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哲学有深入理解，并把《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当作座右铭。
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大平正芳在担任首相期间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贷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这项贷款直到2008年结束，持续近30年，可以说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李光耀
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1976年以来，李光耀在任内访华30余次，并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的改善。
李光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持坚定的支持态度， 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在与李光耀会见时说，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但李光耀说，新加坡华人可以做成的任何事情，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或不能做得更好的。此后，两国政府达成人才交流协定，开启中新关系的友好篇章。
萨马兰奇
1978年，中国还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就在这一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西班牙人萨马兰奇第一次造访中国。“我想不通，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居然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为此，萨马兰奇四处奔走。
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萨马兰奇又萌生了让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的想法。2008年8月8日，88岁的萨马兰奇如愿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斯蒂芬·佩里
斯蒂芬·佩里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1953年，斯蒂芬的父亲、时任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的杰克·佩里与48名英国商界人士突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访问北京，成为英中关系的“破冰者”。
在斯蒂芬·佩里的努力下，如今的48家集团俱乐部拥有600多名中英两国个人或机构成员，涵盖商业、文化、外交、学术等多个领域。
莫利斯·格林伯格
1919年，科尼利厄斯·史带在上海创立了世界知名保险公司史带集团的前身美亚保险代理公司，成为首位把保险概念带给上海的西方人。
在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后，现任董事长莫利斯·格林伯格第一时间就重新踏上这片土地。1992年，史带集团旗下的美国国际集团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牌照，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独资经营寿险及非寿险业务，成为第一家重返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为中国引入了创新的保险代理人制度，并在中国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此外，格林伯格积极推动公司在中国的慈善基金会。截至2018年，基金会对中国慈善事业捐赠约3亿美元，并高价收回圆明园宝云阁10扇铜窗无偿归还中国。
罗伯特·库恩
美国投资银行家、库恩基金会主席……拥有多个头衔的罗伯特·库恩是著名的“中国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1989年起，罗伯特·库恩就在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和国际传播等多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与包括国新办、科技部等许多部门有广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