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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猴，活泼可爱，富有灵性，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猴不仅是十二生肖之一，也经常被视为是吉祥运气的象征，因此常常被用于艺术题材。本文通过对传统视觉艺术中的猴形象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目前我国传统视觉艺术中猴形象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关键词：猴形象；视觉艺术；审美；综述
目前，在我国传统视觉艺术中猴形象的相关研究中，对具体视觉艺术作品展开的研究占有大多数。赵富德以宋代画猴大师易元吉作品为例对宋代猴画进行研究，对易元吉的猴画技法表现和审美表现进行分析，考察易元吉猴画对后世猴画的影响，提出猴画题材反映出的猴形象内涵：善变多智，长寿多福，仁让孝慈，谐音吉祥。[1]朱万章对明清画家笔下的灵猴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戏猿图》、《罗汉白猿图》、《双猴图》、《猴石图》、《松猴图》等作品，认为在明清绘画的作品中，除写生外，其余灵猴的题材多寄予了艺术家的吉祥用意。[2]除猴画外，也有学者对民间手工艺品中的猴形象进行研究，但整体而言，更为偏重民俗学层面的分析，而从艺术形象的审美性角度切入较少。曹海水对陕北和关中地区猴题材的民间艺术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剪纸、布玩具、木版年画等民俗艺术形式中的猴形象，将此地区的猴题材作品归纳为三种：一是神话故事与吉祥寓意相结合，如“猴子吃桃”、“封侯挂印”等。二是猴拟人的主题，以剪纸最多，以风趣的表现当地人的现实生活。三是直接描写猴子的天性，并加以故事化，如剪纸作品《大猴给小猴搔痒》，表现了猴子的舐犊之情。[3]宋小静对民间石刻艺术方城石猴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方城石猴的创作群体进行考察了解，分析方城石猴造型创作中体现的真、善、美理想，从而阐释方城石猴独特的精神内涵，在民间艺人的心中，石猴能够为人们避凶納吉，是祈求平安、送人吉庆的灵物。[4]欧阳景晏从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的角度对南阳市的猴加官民间艺术品进行考察，认为猴加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融合祖先与神灵崇拜，佛道二教的宗教思想以及“封侯加官”的价值观念为一体。[5]
除了具体视觉艺术作品中的猴形象研究外，以更宽广视角来探讨我国猴形象审美性的文化研究已经有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成果，学者秦榕认为猴是非常古远的原始图腾之一，猴文化的产生与图腾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提出在复杂的猴祖文化背景下，至原始社会末期，猴已经具备了众多形象不同、内涵丰富的猴型神，其中有正面的猴神形象也有负面的猴神形象。[6]而在猴文化的审美变迁历程上，许多学者认为：人们对猴形象经历了从神到鄙到美的态度转变，且猴形象在不同时期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有关。秦榕对这一变迁过程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从远古时期的神猴沦落到鄙猴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而其中最为本质原因的是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人类由于自我力量的觉醒从而产生了优越感，原始信仰遭到贬斥，新文明注入，龙作为新兴图腾兴起，猴的神格逐渐沦丧，地位让位于神龙，从而导致在人们的心中价值降低，逐渐沦为王公的宠物、民众的玩物等。随着猴的神性彻底消失，猴的优伶化使猴顽皮的形象逐渐定型，猴的灵性使人们开始对猴的印象逐步改观，猴初步具有了协趣之美，这是猴形象审美的起步，也是后来所形成的猴形象审美内涵的内在基础。佛教传入中国后，賦予了猴形象善和佛性的特征，对传统猴形象内涵进行了补充，从此鄙猴的倾向开始转变为美猴，最终其形成由“丑”到“美”的质变。[7]
然而，除了从文化层面对猴形象的审美变迁进行研究外，基于艺术的视角去深入考察猴形象的审美象征性及审美变迁性的研究则较为缺少。学者张长海对中国古代猴子和马艺术组合形象的渊源、功能及其寓意方面进行了分析，将国内外研究者对猴子和马组合形象起源的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在印度的佛陀或更早的时期便已出现猴子和马在一起能防止马匹不得病的观念，之后，经过斯基泰或其他草原民族传播到了我国的新疆、宁夏和更远的鄂尔多斯草原，并把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和猴子能给马治病的理念带到了东方。结合这种观点，他通过我国猴子和马艺术组合形象的考古出土情况，认为猴子与马这一形象是从印度经由中亚传到我国内蒙、宁夏的北方草原地带再到内地，然其初始信仰确实为“猴子能给马治病”。张长海提出，在中国早期的农耕文明中，猴子和马组合形象的寓意仅是为了预防马匹得瘟疫，而我们熟悉的“马上封侯”则是经过我国社会发展赋予其新涵义。汉代时期出现的“猴”、“马”形象文物，其寓意之一是通过武力征伐，在“马背上”建立功勋，进而封侯（猴）晋爵。这是猴子和马这一题材艺术所包含的信仰观念的第一次转变，但那时“马上封侯”还并非现在所说的含义，而是指在马背上建功立业。到了唐代，“马上”一词才具有“立即”的意思，而“马上封侯”的寓意才与今天流传下来的意义一致，这是我国中原文明对猴马组合造型寓意的发明，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8]
基于上述对我国视觉艺术中猴形象的研究成果的爬梳，从整体上来看，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对传统艺术中的猴形象研究虽然看似总体数目较多，但大部分仅是对个别视觉艺术作品中猴子形象进行的一般性分析，并且多停留在既有经验层面，未能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究，而对猴形象深层审美内涵的分析则同样缺乏艺术学视角的讨论，因此研究结论更多地仍是停留在表面，难以上升到一定新的理论高度。凡此种种，均需要后人对传统视觉艺术作品中的猴形象进行更开阔、更整体、更深入的讨论和发掘。
注释：
[1]参见赵富德：《中国古代猴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2]参见朱万章：《明清画家笔下的灵猴》，文物天地，2016年第2期。
[3]参见曹海水：《民间艺术中的猴子》，民间美术，1991年第5期。
[4]参见宋小静：《方城石猴与民间信仰》，河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5]参见欧阳景晏：《猴加官研究》，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6]参见秦榕：《图腾崇拜到文学审美》，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7]参见秦榕：《图腾崇拜到文学审美》，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8]参见张长海：《中国古代猴子与马组合形象的渊源、功能及其寓意》，文物世界，201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秦榕.图腾崇拜到文学审美[D].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2]（日）广中智之.和田约特干出土猴子骑马俑与猴子骑驼俑源流考[J].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
[3]张长海.中国古代猴子与马组合形象的渊源、功能及其寓意[J].文物世界，2017年第2期
[4]吴玉萍.民俗符号的艺术转型[J].当代艺术观察，2017年第8期
[5]朱万章.明清画家笔下的灵猴[J].文物天地，2016年第2期
[6]薄松年.金猴临凡兴福降祉—传统美术中的猿猴形象[J].文物天地，2016年第2刊
[7]曹海水.民间艺术中的猴子[J].民间美术，1991年第5期
[8]唐建中.方城石猴的艺术特征与民俗心态[J].装饰2010年第11期
[9]秦榕.中国猿猴意象与猴文化猿流论[D].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10]赵富德.中国古代猴画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1]欧阳景晏.猴加官研究[D].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2]宋小静.方城石猴与民间信仰[D].河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
邓雷，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关键词：猴形象；视觉艺术；审美；综述
目前，在我国传统视觉艺术中猴形象的相关研究中，对具体视觉艺术作品展开的研究占有大多数。赵富德以宋代画猴大师易元吉作品为例对宋代猴画进行研究，对易元吉的猴画技法表现和审美表现进行分析，考察易元吉猴画对后世猴画的影响，提出猴画题材反映出的猴形象内涵：善变多智，长寿多福，仁让孝慈，谐音吉祥。[1]朱万章对明清画家笔下的灵猴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戏猿图》、《罗汉白猿图》、《双猴图》、《猴石图》、《松猴图》等作品，认为在明清绘画的作品中，除写生外，其余灵猴的题材多寄予了艺术家的吉祥用意。[2]除猴画外，也有学者对民间手工艺品中的猴形象进行研究，但整体而言，更为偏重民俗学层面的分析，而从艺术形象的审美性角度切入较少。曹海水对陕北和关中地区猴题材的民间艺术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剪纸、布玩具、木版年画等民俗艺术形式中的猴形象，将此地区的猴题材作品归纳为三种：一是神话故事与吉祥寓意相结合，如“猴子吃桃”、“封侯挂印”等。二是猴拟人的主题，以剪纸最多，以风趣的表现当地人的现实生活。三是直接描写猴子的天性，并加以故事化，如剪纸作品《大猴给小猴搔痒》，表现了猴子的舐犊之情。[3]宋小静对民间石刻艺术方城石猴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方城石猴的创作群体进行考察了解，分析方城石猴造型创作中体现的真、善、美理想，从而阐释方城石猴独特的精神内涵，在民间艺人的心中，石猴能够为人们避凶納吉，是祈求平安、送人吉庆的灵物。[4]欧阳景晏从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的角度对南阳市的猴加官民间艺术品进行考察，认为猴加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融合祖先与神灵崇拜，佛道二教的宗教思想以及“封侯加官”的价值观念为一体。[5]
除了具体视觉艺术作品中的猴形象研究外，以更宽广视角来探讨我国猴形象审美性的文化研究已经有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成果，学者秦榕认为猴是非常古远的原始图腾之一，猴文化的产生与图腾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提出在复杂的猴祖文化背景下，至原始社会末期，猴已经具备了众多形象不同、内涵丰富的猴型神，其中有正面的猴神形象也有负面的猴神形象。[6]而在猴文化的审美变迁历程上，许多学者认为：人们对猴形象经历了从神到鄙到美的态度转变，且猴形象在不同时期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有关。秦榕对这一变迁过程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从远古时期的神猴沦落到鄙猴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而其中最为本质原因的是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人类由于自我力量的觉醒从而产生了优越感，原始信仰遭到贬斥，新文明注入，龙作为新兴图腾兴起，猴的神格逐渐沦丧，地位让位于神龙，从而导致在人们的心中价值降低，逐渐沦为王公的宠物、民众的玩物等。随着猴的神性彻底消失，猴的优伶化使猴顽皮的形象逐渐定型，猴的灵性使人们开始对猴的印象逐步改观，猴初步具有了协趣之美，这是猴形象审美的起步，也是后来所形成的猴形象审美内涵的内在基础。佛教传入中国后，賦予了猴形象善和佛性的特征，对传统猴形象内涵进行了补充，从此鄙猴的倾向开始转变为美猴，最终其形成由“丑”到“美”的质变。[7]
然而，除了从文化层面对猴形象的审美变迁进行研究外，基于艺术的视角去深入考察猴形象的审美象征性及审美变迁性的研究则较为缺少。学者张长海对中国古代猴子和马艺术组合形象的渊源、功能及其寓意方面进行了分析，将国内外研究者对猴子和马组合形象起源的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在印度的佛陀或更早的时期便已出现猴子和马在一起能防止马匹不得病的观念，之后，经过斯基泰或其他草原民族传播到了我国的新疆、宁夏和更远的鄂尔多斯草原，并把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和猴子能给马治病的理念带到了东方。结合这种观点，他通过我国猴子和马艺术组合形象的考古出土情况，认为猴子与马这一形象是从印度经由中亚传到我国内蒙、宁夏的北方草原地带再到内地，然其初始信仰确实为“猴子能给马治病”。张长海提出，在中国早期的农耕文明中，猴子和马组合形象的寓意仅是为了预防马匹得瘟疫，而我们熟悉的“马上封侯”则是经过我国社会发展赋予其新涵义。汉代时期出现的“猴”、“马”形象文物，其寓意之一是通过武力征伐，在“马背上”建立功勋，进而封侯（猴）晋爵。这是猴子和马这一题材艺术所包含的信仰观念的第一次转变，但那时“马上封侯”还并非现在所说的含义，而是指在马背上建功立业。到了唐代，“马上”一词才具有“立即”的意思，而“马上封侯”的寓意才与今天流传下来的意义一致，这是我国中原文明对猴马组合造型寓意的发明，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8]
基于上述对我国视觉艺术中猴形象的研究成果的爬梳，从整体上来看，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对传统艺术中的猴形象研究虽然看似总体数目较多，但大部分仅是对个别视觉艺术作品中猴子形象进行的一般性分析，并且多停留在既有经验层面，未能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究，而对猴形象深层审美内涵的分析则同样缺乏艺术学视角的讨论，因此研究结论更多地仍是停留在表面，难以上升到一定新的理论高度。凡此种种，均需要后人对传统视觉艺术作品中的猴形象进行更开阔、更整体、更深入的讨论和发掘。
注释：
[1]参见赵富德：《中国古代猴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2]参见朱万章：《明清画家笔下的灵猴》，文物天地，2016年第2期。
[3]参见曹海水：《民间艺术中的猴子》，民间美术，1991年第5期。
[4]参见宋小静：《方城石猴与民间信仰》，河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5]参见欧阳景晏：《猴加官研究》，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6]参见秦榕：《图腾崇拜到文学审美》，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7]参见秦榕：《图腾崇拜到文学审美》，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8]参见张长海：《中国古代猴子与马组合形象的渊源、功能及其寓意》，文物世界，201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秦榕.图腾崇拜到文学审美[D].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2]（日）广中智之.和田约特干出土猴子骑马俑与猴子骑驼俑源流考[J].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
[3]张长海.中国古代猴子与马组合形象的渊源、功能及其寓意[J].文物世界，2017年第2期
[4]吴玉萍.民俗符号的艺术转型[J].当代艺术观察，2017年第8期
[5]朱万章.明清画家笔下的灵猴[J].文物天地，2016年第2期
[6]薄松年.金猴临凡兴福降祉—传统美术中的猿猴形象[J].文物天地，2016年第2刊
[7]曹海水.民间艺术中的猴子[J].民间美术，1991年第5期
[8]唐建中.方城石猴的艺术特征与民俗心态[J].装饰2010年第11期
[9]秦榕.中国猿猴意象与猴文化猿流论[D].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10]赵富德.中国古代猴画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1]欧阳景晏.猴加官研究[D].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2]宋小静.方城石猴与民间信仰[D].河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
邓雷，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