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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的艺术市场上，关良成为了业界最为关注的名家之一。继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的“高妙传神—关良绘画艺术展”亮相之后，“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关良先生115周年诞辰特展”又于近日在上海龙美术馆开幕，200余件展品力求全面展现关良的绘画成就。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嘉德春拍中，关良的一幅《新安水电站》拍出了575万元的佳绩。
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
关良（1900年至1986年），号良公，广东番禺人。1917年留学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太平洋美术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潜心研究学习欧洲现当代艺术家莫奈、马奈、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的作品，回国后，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研究室主任兼顾问及上海文联委员会等职。
关良与早期第一批留学国外的艺术家一样，以西画入手，将高更、梵高、马蒂斯的艺术中夸张的造型、平涂的大面积对比色、简练的线条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在早期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回国后，上世纪20年代在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中国画，并上溯八大山人，最终形成了以中国艺术精神为旨归，融合中西技艺的独特的风格特色，开启一个绘画表现的新时代。正如程十发所言：“关良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也是他最早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的水墨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
说到关良的戏剧画首先映入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小巧可人，充满童稚趣味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传达了中国人的天趣和单纯的特质，同时，简约的造型、富有生气的表现和独特的中国意韵，让人回味无穷。
他的油画造型简练，色彩鲜明，下笔有力，极具精神，充满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味，正如他人评论：“有一种油画是西洋的，有一种是中西结合的，关良的油画却是中国的，所以他的画既不是外国的，也不是古人的，更不和他人同有的，是中国的，又是时代的，也是他个人的。”在《舞蹈》一画中，画家完美地控制了画面，两个人物之间、人物与景物之间、色块之间，画面中的各个因素均和谐有序。《舞蹈》和关良的其他戏剧人物画一样，不拘泥于具体的情节及服饰细节，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胜多，以拙求朴，充溢着率真的稚趣。这种形式上的简约，加上少见的大尺幅，传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此次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征借到作品200多件，是目前最全面地展现关良绘画成就的一次展览，画种齐全，涵括油画、水彩、国画、瓷板画等，题材包括常见的古典戏曲，更有现代京剧《沙家浜》、《林海雪原》等，展览以时间、题材纵横交错呈现，以时间为顺序展示关良先生的笔墨探索、风格形成的过程;以题材为纵向表现关良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对题材的反复创作表现，展现艺术家将个人融入时代，将个性人情寄以画面抒怀写意，再现艺术家从文本到戏曲再到绘画的表现程式，为研究关良的艺术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梨园票友 戏画祖师
以“戏”入画在中国画史上自古有之，但是专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画家却寥寥。关良不同，他爱戏，而且痴迷于此。关良不但会在授课、创作之余跑去看戏，甚至他还到科班出身的行家那里去学戏，与当时的许多戏曲名家都结为挚友。比如当年有“活武松”之称的京剧表演名家盖叫天便是关良家中的常客，他不但向关良介绍了许多戏曲表演中的经验和体会，还常常拉出架势，示范身段、动作，供关良细细体会、摄取戏曲表演中最美的瞬间。可以说关良是当时戏曲界一位资深的“票友”，所以他也将自己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放在身边触手可及的戏曲上，致力于开拓一种全新的人物画题材。
关良的戏画并非戏曲舞台的忠实记录，关良所做的是将戏曲与书画相融合后的艺术提炼与概括，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写意”精神。这种写意精神正如戏曲表演中的舞台布景，不会出现写实而繁琐的道具，主要是依靠戏曲中角色的表演与身段动作来引领观众走进剧情。关良的戏画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简”发挥到了极致。
好友郭沫若便对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推崇备至，1942年，关良在内地的首次个展在成都举办，这也是他水墨戏曲人物画的首次大量面世，当时很多观众还无法接受欣赏这种新的题材与表现方式，但是郭沫若却给他大力的赞赏与支持，“这是你的独创，你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新作品出世，肯定会碰到很多困难，我支持你！”他将关良参展的几十张戏曲人物画一一题了词，还将他的画作推介给茅盾、老舍、叶圣陶等文化界名人。
徐悲鸿为了解决中国画“形不似”问题，提出要“以形写神”，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造型问题。石鲁提倡“以神写形”，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神”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关良则开创了自己的创作方式：“粗看无法，细看有法，匠心就在无法与有法之间”，这与齐白石所提倡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关良的写意戏曲人物画扛起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坛一面独特的大旗，且行且探，且探且行。他没有像徐悲鸿那样提倡现实主义喊出“改良中国画”的豪言壮语，也没像黄宾虹那般独孤求败式的笔墨锤炼。他所有的只是一颗不停跳动的心，一个不向世俗潮流屈服的灵魂。20世纪的中国画坛也正是因为有了关良的存在，人物画的面貌才会多了一种面貌，多了一种特质。 得意忘形 拍场走俏
在2015年上海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关良的一幅《钟馗图》估价40万至60万元，成交价为115万元。虽然在关良作品的拍卖中，这并不算什么高价，但是因为其买家是刘益谦而备受市场关注。
在2014年，关良作品也颇为风光。特别是在上海明轩的拍卖会上，关良在1978年创作的《东郭先生受教图》，估价350万至500万元，成交价为1552.5万元。而在今年的1月13日，关良从上世纪40年代到1986年逝世前的作品100余件，涵盖戏剧人物油画等等。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良的作品并不受到市场热捧，像1994年他的《金玉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32万元成交;1997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手卷在上海拍卖行秋拍上以7.9万元成交，这已经是当时关良中国画作品的最高价。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关良从一位拍卖市场上的二线画家，一下子成为了顶级藏家追捧的对象。这个过程，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梅兰芳写过一篇《漫谈戏曲画》，其中有一段话专论关良：“他（关良）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对关良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更加赞不绝口。在他看来，画戏的还没有一个人像关良这么“懂行”的，他常说：“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然而，对于许多的收藏者来说，却在很长的时间内缺乏对于关良作品的研究，这其实并不是一种个案，像林风眠、吴冠中等名家的作品，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价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关注的。
在2014年上海天衡的秋拍中，关良的《戏剧人物卷》手卷以408.25万元成交。此卷中每个人物都是先生斟酌再三，沉着落笔而成。全画包含着画家一贯的笔墨特性和笔情墨趣，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因其风格鲜明，独具特色，成为中国画坛极具创意与审美意味的经典。他把西画表现主义与国画写意精神结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在20世纪的国画创新领域独树一帜。
有人曾说，关良的戏剧人物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陈大羽的鸡，都是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大家并不是以形取胜，更多地还是在于意。正所谓“得意忘形”，而关良作品的受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
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
关良（1900年至1986年），号良公，广东番禺人。1917年留学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太平洋美术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潜心研究学习欧洲现当代艺术家莫奈、马奈、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的作品，回国后，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研究室主任兼顾问及上海文联委员会等职。
关良与早期第一批留学国外的艺术家一样，以西画入手，将高更、梵高、马蒂斯的艺术中夸张的造型、平涂的大面积对比色、简练的线条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在早期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回国后，上世纪20年代在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中国画，并上溯八大山人，最终形成了以中国艺术精神为旨归，融合中西技艺的独特的风格特色，开启一个绘画表现的新时代。正如程十发所言：“关良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也是他最早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的水墨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
说到关良的戏剧画首先映入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小巧可人，充满童稚趣味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传达了中国人的天趣和单纯的特质，同时，简约的造型、富有生气的表现和独特的中国意韵，让人回味无穷。
他的油画造型简练，色彩鲜明，下笔有力，极具精神，充满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味，正如他人评论：“有一种油画是西洋的，有一种是中西结合的，关良的油画却是中国的，所以他的画既不是外国的，也不是古人的，更不和他人同有的，是中国的，又是时代的，也是他个人的。”在《舞蹈》一画中，画家完美地控制了画面，两个人物之间、人物与景物之间、色块之间，画面中的各个因素均和谐有序。《舞蹈》和关良的其他戏剧人物画一样，不拘泥于具体的情节及服饰细节，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胜多，以拙求朴，充溢着率真的稚趣。这种形式上的简约，加上少见的大尺幅，传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此次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征借到作品200多件，是目前最全面地展现关良绘画成就的一次展览，画种齐全，涵括油画、水彩、国画、瓷板画等，题材包括常见的古典戏曲，更有现代京剧《沙家浜》、《林海雪原》等，展览以时间、题材纵横交错呈现，以时间为顺序展示关良先生的笔墨探索、风格形成的过程;以题材为纵向表现关良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对题材的反复创作表现，展现艺术家将个人融入时代，将个性人情寄以画面抒怀写意，再现艺术家从文本到戏曲再到绘画的表现程式，为研究关良的艺术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梨园票友 戏画祖师
以“戏”入画在中国画史上自古有之，但是专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画家却寥寥。关良不同，他爱戏，而且痴迷于此。关良不但会在授课、创作之余跑去看戏，甚至他还到科班出身的行家那里去学戏，与当时的许多戏曲名家都结为挚友。比如当年有“活武松”之称的京剧表演名家盖叫天便是关良家中的常客，他不但向关良介绍了许多戏曲表演中的经验和体会，还常常拉出架势，示范身段、动作，供关良细细体会、摄取戏曲表演中最美的瞬间。可以说关良是当时戏曲界一位资深的“票友”，所以他也将自己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放在身边触手可及的戏曲上，致力于开拓一种全新的人物画题材。
关良的戏画并非戏曲舞台的忠实记录，关良所做的是将戏曲与书画相融合后的艺术提炼与概括，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写意”精神。这种写意精神正如戏曲表演中的舞台布景，不会出现写实而繁琐的道具，主要是依靠戏曲中角色的表演与身段动作来引领观众走进剧情。关良的戏画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简”发挥到了极致。
好友郭沫若便对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推崇备至，1942年，关良在内地的首次个展在成都举办，这也是他水墨戏曲人物画的首次大量面世，当时很多观众还无法接受欣赏这种新的题材与表现方式，但是郭沫若却给他大力的赞赏与支持，“这是你的独创，你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新作品出世，肯定会碰到很多困难，我支持你！”他将关良参展的几十张戏曲人物画一一题了词，还将他的画作推介给茅盾、老舍、叶圣陶等文化界名人。
徐悲鸿为了解决中国画“形不似”问题，提出要“以形写神”，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造型问题。石鲁提倡“以神写形”，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神”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关良则开创了自己的创作方式：“粗看无法，细看有法，匠心就在无法与有法之间”，这与齐白石所提倡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关良的写意戏曲人物画扛起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坛一面独特的大旗，且行且探，且探且行。他没有像徐悲鸿那样提倡现实主义喊出“改良中国画”的豪言壮语，也没像黄宾虹那般独孤求败式的笔墨锤炼。他所有的只是一颗不停跳动的心，一个不向世俗潮流屈服的灵魂。20世纪的中国画坛也正是因为有了关良的存在，人物画的面貌才会多了一种面貌，多了一种特质。 得意忘形 拍场走俏
在2015年上海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关良的一幅《钟馗图》估价40万至60万元，成交价为115万元。虽然在关良作品的拍卖中，这并不算什么高价，但是因为其买家是刘益谦而备受市场关注。
在2014年，关良作品也颇为风光。特别是在上海明轩的拍卖会上，关良在1978年创作的《东郭先生受教图》，估价350万至500万元，成交价为1552.5万元。而在今年的1月13日，关良从上世纪40年代到1986年逝世前的作品100余件，涵盖戏剧人物油画等等。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良的作品并不受到市场热捧，像1994年他的《金玉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32万元成交;1997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手卷在上海拍卖行秋拍上以7.9万元成交，这已经是当时关良中国画作品的最高价。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关良从一位拍卖市场上的二线画家，一下子成为了顶级藏家追捧的对象。这个过程，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梅兰芳写过一篇《漫谈戏曲画》，其中有一段话专论关良：“他（关良）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对关良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更加赞不绝口。在他看来，画戏的还没有一个人像关良这么“懂行”的，他常说：“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然而，对于许多的收藏者来说，却在很长的时间内缺乏对于关良作品的研究，这其实并不是一种个案，像林风眠、吴冠中等名家的作品，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价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关注的。
在2014年上海天衡的秋拍中，关良的《戏剧人物卷》手卷以408.25万元成交。此卷中每个人物都是先生斟酌再三，沉着落笔而成。全画包含着画家一贯的笔墨特性和笔情墨趣，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因其风格鲜明，独具特色，成为中国画坛极具创意与审美意味的经典。他把西画表现主义与国画写意精神结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在20世纪的国画创新领域独树一帜。
有人曾说，关良的戏剧人物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陈大羽的鸡，都是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大家并不是以形取胜，更多地还是在于意。正所谓“得意忘形”，而关良作品的受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