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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佛教本土化的过程，禅宗在宋代成为佛教主要流派，也为两宋人文思想注入新鲜血液。吉州窑作为宋代陶瓷的杰出代表诞生在禅宗文化盛行的江西，深受其影响，无论器形、釉色、使用方式都和当时的禅宗流行思潮息息相关。
日用陶瓷是宋代经济的支柱产业。吉州窑就是规模化生产日用陶的一个系列窑厂，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其中在今天江西吉安市南永和镇的窑址最具代表性，鼎盛期在北宋末至南宋，窑工曾达3万人左右。它所生产的产品通过南昌中转后遍布长江两岸各大城镇，南京、镇江都曾大量发现品质优秀的吉州窑产品。
宋代吉州窑中，黑釉器是其主要产品，从早期的单色黑釉，发展到各种窑变黑釉，及在基础黑釉上的多种装饰变化。这样特征鲜明的形式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当时的吉州乃至整个江西，僧团势力庞大，也是禅宗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处在赣江中游的吉州正是沟通南北(从庐山到岭南)禅学基地和东西(从南岳衡山到皖、浙闽)禅学基地的枢纽，是禅宗的核心地带。这里寺庙林立，也是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的集散地。吉安青原山是禅宗七祖青原行思(?－740)的驻锡之地。他在此弘法28年，提倡把佛教作为一种普通人能接受、执行的道德修行，他的徒弟后来发展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对这一地区的生活习俗，文化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吉州寺院繁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禅宗农禅制的产生，禅林庄园经济的壮大，使得大规模的寺院得以建造。组织严密的僧团生活方式扎根于民间，遍布穷山僻壤。《百丈清规》就诞生于江西，其中规定，禅僧必须普遍劳动、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种亦禅亦农的作法既保证了寺院的经济来源，也使禅的价值观深入到世俗生活，禅众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有利于传法布道，同时也衍化出和寺院关系紧密的民俗文化。其中茶叶、茶盏就是两者之间重要的媒介。
在宋代，许多寺院重要的经济作物是茶叶，(吉安茶在唐代就已经是贡茶。)茶是宋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人们饮茶成风，社会上流行斗茶，大家比赛茶叶、冲泡的好坏，宫廷、寺院僧侣、文人、百姓，各阶层都在和茶较劲。难怪所需茶盏的产量那么大。从永和的窑包上看，几乎每一个窑包的大宗产品都是茶盏和黑釉碗，其他黑釉产品有注壶，罐，碟，钵，瓶。不少黑釉器上写有铭文，为某某寺，或充供养。这反映出当时寺院和信徒对器物的一些具体要求。人们也用黑碗来衬托带沫的茶汤，伴随着茶香，发展出“茶百戏”，达官贵人们则竞相搜罗釉色特殊的茶盏。
标准的吉州黑釉碗、盏的特点是假圈足，几乎看不见足。弧线饱满，象一个缩小的敞口钵，全黑釉到底，釉表面有一层细腻的肌理，泛着一种内敛的光。另一种是容量大些的高足碗。除标准的黑釉以外，还有许多窑变色，茶色、青灰色，大多色彩深沉，质朴含蓄。
其中常被今人推崇的，或与寺院茶礼有关的是木叶盏，日本大阪陶瓷美术馆藏有一件“木叶盏”标准器。一片菩提叶或是桑叶，停在盏内，有的叶子或在中间，或在边缘，一个意象符号飘浮在深邃的黑色空间。有的盏中还有因釉变产生出的幻化彩虹，确实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绝妙诠释，一盏在手，可以观心。
典型的茶盏在南北宋之交广泛地传播到各地的寺院、市镇，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例如南宋兴起的径山寺茶宴，就曾大量使用黑茶盏。它成为宋禅宗美学的活道具。
除普通的黑釉器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洒釉装饰，蝌蚪纹、兔毫、虎皮斑、玳瑁、油滴等多种纹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不求工整，是在静寂的黑底上釉的自然表演。典型地反映出宋代人们对“意”境的追求。
看来在宋代工匠中普遍有一种愿望，将动植物的皮毛，皮肤，甲壳花纹复制在陶瓷器上的努力，这种努力体现在对自然质感的极度尊从，他们甚至想把星星印在黑盏上。这些表现没有呈现出精确写实的一面，而流露出一种书写的，看似偶然的，自信洒脱的特征。这种美的背后，有着含蓄而又内省的特质，浓缩地反映了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民俗倾向，深沉的、质朴的禅——在这里面既是产生的源头又是表现的对象。
禅宗在北宋宋仁宗执政时开始被重视，得以迅速发展。与此相吻合的较早的有记年黑釉器在吉州窑里也开始出现。很快吉州黑釉器在1050至1100年间逐渐流行起来了。
北宋末时，吉州寺庙增加迅速。宋吉州不仅寺院多而且规模大，净居寺盛时僧尼几千，传说大智寺内有直径丈余的大锅。在永和镇方圆两三公里的地方，有宝寿寺、智度寺、慧灯寺、古佛寺、本觉寺、守约斋等，达到10余座寺庙。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如此众多且规模庞大的寺院，又有愈来愈完善的丛林制度配合，反映出当时寺院僧侣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可推断当时围绕寺院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民俗活动。僧众人数的增加显然需要更多施舍，对供佛器物的需求量也就增大了。“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北宋欧阳铁《杂著》中记述了这种现实情况。
禅宗寺院普遍使用茶器，也可以从《敕修百丈清规》一书大量寺院茶礼的描述中看到端倪。这部书为禅宗寺院的僧职制度、礼仪程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也对寺院的茶禅礼仪制度做出详细的规定，甚至有茶头一职。寺院一切茶事活动必须依章而行，不得有任何随意性。
那么禅寺对日用器物有什么要求吗?我们拿出家僧尼生活资具——钵来说，寺庙所用的钵是有明确的规范的。钵是出家人所用的食器。圆形、稍扁、口向内收，其材料、颜色、大小都有规定，佛教教义中有应腹分量而食之说，所以“钵”又译作应量器。对外观色彩、材质、大小都有要求。外观色彩要灰黑色，令不起爱染心；材质上明确要求尚粗，使人不起贪欲；大小因人而异，含有少欲知足之意。黑色，质粗，节俭是它的美学特征。至少在唐代，就有不少黑釉钵的出现。说明了寺院定制的器物，需要符合佛教教义。
其他供佛器中，香炉、烛台、佛饭器、茶汤器、水瓶(净瓶、军持)、盘、盏等日常供养之器具也都是吉州窑的常见产品。
吉州黑釉器成熟烧制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北宋中期。
记年瓷中，最早有吉安元丰五年(1082)墓中出土的黑釉罐。“元佑元年”(1086)铭黑釉白覆轮茶盏。
说明当时素黑釉已经开始流行，11世纪末黑釉瓷以敞口型为主，进入南宋后，在单色黑釉成熟烧制的基础上，器型样式增加，装饰手法也多起来，之后的纪年瓷中，黑釉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南宋是吉州窑的黑釉装饰的鼎盛期。
这一时期，也正是禅僧社会活动频繁，上至宫廷辩论，下与百姓打成一片，用各种方法普及禅宗思想的时期，是禅宗的大发展时期。
吉州黑釉器的美学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装饰生动有力，气质写意深沉。正像由青原系发展出的曹洞宗默照禅法所提倡的“默言坐禅”一样。“默默忘言，昭昭现前……晦而弥明，隐而愈显”，以此来理解吉州黑釉，观察器物，你会发现这吉州黑釉简直就是为禅宗量身定作的。“照与照缘，混融不二”表达了主体和客体、物我之间圆融无碍的思想。
“一切诸法，皆是心地上的妄想缘影”，结合宋代煎茶、点茶里发展出的在茶盏中观察各种幻象的注汤游戏，禅理在黑釉盏的素底上借助茶汤成为活注解。所谓“得意于忘形”，这里你可以看出禅在民间的广泛影响。
吉州黑釉器的审美价值是清晰的。可以想象在广泛的信徒当中，不仅从吉州窑定制黑釉器供养寺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曾大量使用黑釉器，这可以从宋元以来黑釉日用器不断出土中看到它的深远影响。从寺院这方面来看，每个和尚，包括方丈在内，都需要参加手工或卑微的工作，这是丛林的规则。在窑厂林立的吉州，僧人亲自动手制作茶器，或者对产品釉色有特别要求也许是合理的猜想。
禅宗寺院的庶民化使得它极少甚或不依附国家的资助或官僚的布施，这也使它在意识形态上更有独立性。农禅制的盛行使民众与寺庙结合得更紧密，禅宗美学深深扎根于民间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黑釉的流行反映出一种民间的立场，它和北宋宫廷尚细、尚精的官窑美学倾向大相径庭。黑釉器不仅是寺庙传道的媒介，也是民间文化自信的代表。黑盏的大量制造体现了这种普遍的诉求。
可以肯定的说，欣赏和使用黑釉器是宋禅宗美学的一个特征。修行人不仅注意“话头”，还特别讲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的行为、劳作活动中去悟道。小参之后的一杯茶，或者田间地头忙完一天后的喝上一杯茶，用的应该是一样的黑釉茶盏吧。
宋代的禅僧实践着一种把“单调乏味的生活，索然的平凡生命，变成一种艺术的、充满真实内在创造的”的生活。寺院成了学术交流的基地，禅的美学在宋代是一支重要的文教力量。它对事物真相的追求毫不犹豫、直接了当，并认为人人能够接近这个真相，在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中身体立行地实践着节俭和朴素。
黑釉器在当时是吉州地区的普通百姓的日用器，它是宋代吉州地区的民间审美风尚的代表，用黑釉来装饰佛供器、寺院日用器非常符合宗教寻求贫苦之德的观念，它无疑是农禅生活的美学道具。
这些传统宗教美学遗产，自二十世纪以来地位一直比较边缘。好在这些不会腐朽的瓷器，清晰地还原着当时的美学追求，不断接引着后来人。文化记忆是历史真实和现实实践的纽带，宗教美学的遗产不仅在过去、现在，也会在将来持久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显然离开它，民众自觉的创造力的生长，会脱离肥沃的土壤。
日用陶瓷是宋代经济的支柱产业。吉州窑就是规模化生产日用陶的一个系列窑厂，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其中在今天江西吉安市南永和镇的窑址最具代表性，鼎盛期在北宋末至南宋，窑工曾达3万人左右。它所生产的产品通过南昌中转后遍布长江两岸各大城镇，南京、镇江都曾大量发现品质优秀的吉州窑产品。
宋代吉州窑中，黑釉器是其主要产品，从早期的单色黑釉，发展到各种窑变黑釉，及在基础黑釉上的多种装饰变化。这样特征鲜明的形式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当时的吉州乃至整个江西，僧团势力庞大，也是禅宗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处在赣江中游的吉州正是沟通南北(从庐山到岭南)禅学基地和东西(从南岳衡山到皖、浙闽)禅学基地的枢纽，是禅宗的核心地带。这里寺庙林立，也是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的集散地。吉安青原山是禅宗七祖青原行思(?－740)的驻锡之地。他在此弘法28年，提倡把佛教作为一种普通人能接受、执行的道德修行，他的徒弟后来发展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对这一地区的生活习俗，文化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吉州寺院繁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禅宗农禅制的产生，禅林庄园经济的壮大，使得大规模的寺院得以建造。组织严密的僧团生活方式扎根于民间，遍布穷山僻壤。《百丈清规》就诞生于江西，其中规定，禅僧必须普遍劳动、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种亦禅亦农的作法既保证了寺院的经济来源，也使禅的价值观深入到世俗生活，禅众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有利于传法布道，同时也衍化出和寺院关系紧密的民俗文化。其中茶叶、茶盏就是两者之间重要的媒介。
在宋代，许多寺院重要的经济作物是茶叶，(吉安茶在唐代就已经是贡茶。)茶是宋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人们饮茶成风，社会上流行斗茶，大家比赛茶叶、冲泡的好坏，宫廷、寺院僧侣、文人、百姓，各阶层都在和茶较劲。难怪所需茶盏的产量那么大。从永和的窑包上看，几乎每一个窑包的大宗产品都是茶盏和黑釉碗，其他黑釉产品有注壶，罐，碟，钵，瓶。不少黑釉器上写有铭文，为某某寺，或充供养。这反映出当时寺院和信徒对器物的一些具体要求。人们也用黑碗来衬托带沫的茶汤，伴随着茶香，发展出“茶百戏”，达官贵人们则竞相搜罗釉色特殊的茶盏。
标准的吉州黑釉碗、盏的特点是假圈足，几乎看不见足。弧线饱满，象一个缩小的敞口钵，全黑釉到底，釉表面有一层细腻的肌理，泛着一种内敛的光。另一种是容量大些的高足碗。除标准的黑釉以外，还有许多窑变色，茶色、青灰色，大多色彩深沉，质朴含蓄。
其中常被今人推崇的，或与寺院茶礼有关的是木叶盏，日本大阪陶瓷美术馆藏有一件“木叶盏”标准器。一片菩提叶或是桑叶，停在盏内，有的叶子或在中间，或在边缘，一个意象符号飘浮在深邃的黑色空间。有的盏中还有因釉变产生出的幻化彩虹，确实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绝妙诠释，一盏在手，可以观心。
典型的茶盏在南北宋之交广泛地传播到各地的寺院、市镇，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例如南宋兴起的径山寺茶宴，就曾大量使用黑茶盏。它成为宋禅宗美学的活道具。
除普通的黑釉器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洒釉装饰，蝌蚪纹、兔毫、虎皮斑、玳瑁、油滴等多种纹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不求工整，是在静寂的黑底上釉的自然表演。典型地反映出宋代人们对“意”境的追求。
看来在宋代工匠中普遍有一种愿望，将动植物的皮毛，皮肤，甲壳花纹复制在陶瓷器上的努力，这种努力体现在对自然质感的极度尊从，他们甚至想把星星印在黑盏上。这些表现没有呈现出精确写实的一面，而流露出一种书写的，看似偶然的，自信洒脱的特征。这种美的背后，有着含蓄而又内省的特质，浓缩地反映了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民俗倾向，深沉的、质朴的禅——在这里面既是产生的源头又是表现的对象。
禅宗在北宋宋仁宗执政时开始被重视，得以迅速发展。与此相吻合的较早的有记年黑釉器在吉州窑里也开始出现。很快吉州黑釉器在1050至1100年间逐渐流行起来了。
北宋末时，吉州寺庙增加迅速。宋吉州不仅寺院多而且规模大，净居寺盛时僧尼几千，传说大智寺内有直径丈余的大锅。在永和镇方圆两三公里的地方，有宝寿寺、智度寺、慧灯寺、古佛寺、本觉寺、守约斋等，达到10余座寺庙。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如此众多且规模庞大的寺院，又有愈来愈完善的丛林制度配合，反映出当时寺院僧侣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可推断当时围绕寺院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民俗活动。僧众人数的增加显然需要更多施舍，对供佛器物的需求量也就增大了。“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北宋欧阳铁《杂著》中记述了这种现实情况。
禅宗寺院普遍使用茶器，也可以从《敕修百丈清规》一书大量寺院茶礼的描述中看到端倪。这部书为禅宗寺院的僧职制度、礼仪程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也对寺院的茶禅礼仪制度做出详细的规定，甚至有茶头一职。寺院一切茶事活动必须依章而行，不得有任何随意性。
那么禅寺对日用器物有什么要求吗?我们拿出家僧尼生活资具——钵来说，寺庙所用的钵是有明确的规范的。钵是出家人所用的食器。圆形、稍扁、口向内收，其材料、颜色、大小都有规定，佛教教义中有应腹分量而食之说，所以“钵”又译作应量器。对外观色彩、材质、大小都有要求。外观色彩要灰黑色，令不起爱染心；材质上明确要求尚粗，使人不起贪欲；大小因人而异，含有少欲知足之意。黑色，质粗，节俭是它的美学特征。至少在唐代，就有不少黑釉钵的出现。说明了寺院定制的器物，需要符合佛教教义。
其他供佛器中，香炉、烛台、佛饭器、茶汤器、水瓶(净瓶、军持)、盘、盏等日常供养之器具也都是吉州窑的常见产品。
吉州黑釉器成熟烧制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北宋中期。
记年瓷中，最早有吉安元丰五年(1082)墓中出土的黑釉罐。“元佑元年”(1086)铭黑釉白覆轮茶盏。
说明当时素黑釉已经开始流行，11世纪末黑釉瓷以敞口型为主，进入南宋后，在单色黑釉成熟烧制的基础上，器型样式增加，装饰手法也多起来，之后的纪年瓷中，黑釉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南宋是吉州窑的黑釉装饰的鼎盛期。
这一时期，也正是禅僧社会活动频繁，上至宫廷辩论，下与百姓打成一片，用各种方法普及禅宗思想的时期，是禅宗的大发展时期。
吉州黑釉器的美学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装饰生动有力，气质写意深沉。正像由青原系发展出的曹洞宗默照禅法所提倡的“默言坐禅”一样。“默默忘言，昭昭现前……晦而弥明，隐而愈显”，以此来理解吉州黑釉，观察器物，你会发现这吉州黑釉简直就是为禅宗量身定作的。“照与照缘，混融不二”表达了主体和客体、物我之间圆融无碍的思想。
“一切诸法，皆是心地上的妄想缘影”，结合宋代煎茶、点茶里发展出的在茶盏中观察各种幻象的注汤游戏，禅理在黑釉盏的素底上借助茶汤成为活注解。所谓“得意于忘形”，这里你可以看出禅在民间的广泛影响。
吉州黑釉器的审美价值是清晰的。可以想象在广泛的信徒当中，不仅从吉州窑定制黑釉器供养寺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曾大量使用黑釉器，这可以从宋元以来黑釉日用器不断出土中看到它的深远影响。从寺院这方面来看，每个和尚，包括方丈在内，都需要参加手工或卑微的工作，这是丛林的规则。在窑厂林立的吉州，僧人亲自动手制作茶器，或者对产品釉色有特别要求也许是合理的猜想。
禅宗寺院的庶民化使得它极少甚或不依附国家的资助或官僚的布施，这也使它在意识形态上更有独立性。农禅制的盛行使民众与寺庙结合得更紧密，禅宗美学深深扎根于民间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黑釉的流行反映出一种民间的立场，它和北宋宫廷尚细、尚精的官窑美学倾向大相径庭。黑釉器不仅是寺庙传道的媒介，也是民间文化自信的代表。黑盏的大量制造体现了这种普遍的诉求。
可以肯定的说，欣赏和使用黑釉器是宋禅宗美学的一个特征。修行人不仅注意“话头”，还特别讲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的行为、劳作活动中去悟道。小参之后的一杯茶，或者田间地头忙完一天后的喝上一杯茶，用的应该是一样的黑釉茶盏吧。
宋代的禅僧实践着一种把“单调乏味的生活，索然的平凡生命，变成一种艺术的、充满真实内在创造的”的生活。寺院成了学术交流的基地，禅的美学在宋代是一支重要的文教力量。它对事物真相的追求毫不犹豫、直接了当，并认为人人能够接近这个真相，在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中身体立行地实践着节俭和朴素。
黑釉器在当时是吉州地区的普通百姓的日用器，它是宋代吉州地区的民间审美风尚的代表，用黑釉来装饰佛供器、寺院日用器非常符合宗教寻求贫苦之德的观念，它无疑是农禅生活的美学道具。
这些传统宗教美学遗产，自二十世纪以来地位一直比较边缘。好在这些不会腐朽的瓷器，清晰地还原着当时的美学追求，不断接引着后来人。文化记忆是历史真实和现实实践的纽带，宗教美学的遗产不仅在过去、现在，也会在将来持久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显然离开它，民众自觉的创造力的生长，会脱离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