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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有了手扶拖拉机的参与，我们队的麦收很快结束了。
大队和二队的手扶拖拉机外出忙着挣钱去了，我们的手扶拖拉机的拖斗还没有送来，外出拉活是不可能的了。
我和三宝把手扶开到河边，冲洗着沾满麦芒和黄土的机头。我们计算着拖斗到货的日子，盘算着以后如何挣钱的事情。
这时杨家洼大队的书记走过来了。说起杨家洼大队，在关庄公社三十二个大队里，人口最少、面积最小、耕地最少，人口不足百人。
书记和三宝是亲戚，私下里和三宝说过能否帮助他们大队碾麦子的事。
我们的麦子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杨家洼大队的麦子还在场院上。书记看见我们就走过来直奔主题。
我们大队的麦子还没有打哩，你们看能帮着打一下吗？
我们两个倒是能了，就看队里同意不？
我们大队商量了，社会上咋个价，我们出咋个价。就是不晓得现在是咋个价？
现在行价是一场十五。
十五就十五，你俩愿意我找你们队长说去。书记说着就起身找队长去了。
打一场小麦十五元，可是个好价钱。当时娶个媳妇一百块钱就可以把婚宴搞得热热闹闹的，这么一比较就知道了十五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晚上，队长通知我和三宝明天早上去杨家洼大队打麦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上碾麦子用的大碾子，向杨家洼走去。
到了杨家洼，太阳还没有照到麦场上，我们把手扶停在场院，随着书记去社员家吃派饭。
来到院前，土窑洞门外放着几个刚刚编好的篮子，制作得非常的精致。
我们走进窑洞，这家的年轻婆姨正在炕上打扫卫生，灶台上的铁锅冒着蒸汽，旁边切好的面条足有好几斤，均匀地放在面板上。很快面煮熟了，年轻婆姨把刚刚煮熟的白面面条盛在碗里，浇上辣油，端上炕来招呼我们吃饭。
我们端起碗筷正要吃饭的时候，门帘掀开进来一个老汉，右手拿着马扎，左手扶着炕栏，弯着接近九十度的腰，岔着两条腿缓缓地走了进来。老汉五十多岁，身体精瘦，虽然残疾在身，但两眼有神，气质上与憨厚的老农有所不同。
书记给我介绍说，老杨是我们大队的老红军。
接着指着我说，这是张家河的北京学生，和三宝一起来碾麦子的。
老汉把马扎放在灶台后面的角落里，慢慢悠悠地坐定，接过年轻婆姨递过来的盛满面条的大碗，独自吃了起来。
撂下碗筷走出窑洞，太阳已经照进场院，均匀摊铺在场院上的麦子泛着耀眼的金光。由于场院上摊铺的麦子还有潮气，不具备碾场的条件。我们索性坐在窑洞外的院子里和杨老汉拉起话来。
你这腰是咋整的？我有些好奇地问杨老汉。
坐在马扎上，正在用荆条编篮子的杨老汉，放下手里的活说道：嗨！这就是早年间打仗，随部队去解放榆林时，冻出的毛病。我当兵最初是在八路军的新四旅，民国三十六年初冬，我们新四旅整编成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六纵队。我当时当班长，部队由绥德向榆林开进……
我这么一问不要紧，这杨老汉打开了话匣子。反正干不成活，接受一下老红军的传统教育也挺好。我听杨老汉讲着他的光荣历史：
榆林城可不是好打的，整编前我还在新四旅的时候，就打过一次榆林。也是民国三十六年，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围了榆林城好几天，攻城死了不少人，最后没有打下来就撤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攻打榆林城了。从绥德到榆林都很顺利，很快就把榆林城围了。这次我们围着榆林城打了半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向榆林发起攻击。死的人比第一次攻打榆林城还多。有一天我带领的班和我们连一起要率先发起攻击榆林城，连长命令我带领全班，在部队发起进攻时，从榆林城的下水道摸进城，然后不惜一切代價打开榆林城门……
那是冬天，我们都穿着冬装，虽说没到三九天，但是也已经开始结冰了。军令如山谁敢违抗？我领着全班带上枪支弹药，在部队发起冲锋的时候，顺着下水道进入榆林城。进到城里，我们不顾一切冒着枪林弹雨，迅速地冲向城门，虽然我们班死伤过半，最终还是打开了榆林城门，完成了任务。虽然最后部队没有拿下榆林城，西北野战军还是给我记了大功，发给了我一枚金质奖章。
杨老汉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抬起头来，仔细端详了一下，这张瘦长的脸上满脸皱纹，干瘦的双手全是老茧，面色黑红腰杆弯曲接近九十度不能直起腰的老汉，竟然是第一个进入榆林城，获得过大功金质奖章的英雄。
杨老汉接着说：我们进入榆林城的时候，衣服全都湿透了，打仗的时候紧张不觉得，撤下来后衣服都结了冰，可冻日他了，浑身骨头针扎似地疼，接着发高烧难活了好几天，最后退烧了腰就成这号了，再也直不起来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西北黄土高原上，这么偏远，这么贫穷，这么落后的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着这样一位用了半条生命换来了大功金质奖章的英雄。
老汉看我在发愣忙着补充道，我可不是逃兵，我是因为落下残疾，起了残疾证明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批准复员回来的，还发了额复员证呢。
我并不怀疑杨老汉讲述的战斗经历，而是没有想到为新中国建立做出了贡献的英雄，竟然默默地生活在这里，从内心深处感到惊诧。
书记上来了，叫我和三宝到场上看看是不是可以碾场了。一路上书记说，杨老汉人倔强，身体残了上不了山，什么做不成。好在能编一手好活，大队照顾他给他三分半，编多少也没个数数，好歹能抵个粮钱。
来到场院，摊好的麦子干的差不多了，我开着手扶开始碾场。手扶拖拉机拉着特制的大石碾子，在麦场上跑着圈，后面掀起掺杂着麦芒和黄土的粉尘。我在想：我生长在部队大院，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见过的听过的战争英雄多了去了，没听说没见过一个像杨老汉这样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英雄……
麦子一场一场打着，时间一天一天过着。不知不觉中先收割回来的火麦打完了，也分到社员家里。陕北地多人少，种小麦不敢种单一品种，怕的是同时成熟了收割不回来。我插队的那几年，一半种早熟品种，老乡叫火麦;一半种晚熟品种，当地叫老麦。陕北山地分阳坡和阴坡，同样品种阳坡成熟早于阴坡，这样一来麦收的时间就拉长了，有效地解决了地多人少的问题。 第一场老麦上场了，那天骄阳似火，非常炎热。麦收时节也是雷雨最多的时候，大家都预感到将有雷雨到来。杨家洼大队的社员和我们都不敢怠慢，抓紧时间拼命干，想在雷雨到来之前碾完这一场麦子。当我们停下手扶拖拉机，社员们刚刚把带着麦叶的麦子堆在一起的时候，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家赶紧用麦叶和麦秸盖住堆在一起的麦子，大雨接着下了起来。大雷雨打湿了场院，一时半会干不了，带着麦叶的麦子只好堆在场院里。
天快黑了，社员们都收工各自回家，各家各户纷纷生火做饭，土窑洞的脑畔上冒出了缕缕炊烟。夜幕降临社员家里的昏暗油灯一个接一个的熄灭了，山沟沟里死一般的寂静。
第二天天刚亮，书记就来到我们睡觉的窑洞，跟我说，日他妈的，不晓得哪个不开眼的狗怂，偷了场上的麦子。
在陕北偷东西可是个大事，尤其偷粮食更是大事中的大事。那个年代糠菜半年粮，粮食比什么都金贵。
我说，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地合计合计。
好你了，我来寻你就是想叫你给我想个法子。
我说，其实这事不难，叫大队社员都过来开个会，说清楚谁拿了大队的麦子，主动交出来就没事了。如果没人承认，就挨家挨户地查，查出来是谁干的，大家定个办法看咋处理。
我非常肯定能查出来，是因为当时早熟的火麦麦粒颜色发黄，而晚熟的老麦麦粒发深黄色。丢失的是刚第一次上场的老麦，杨家洼大队还没有分过老麦，谁家有老麦就是谁偷的。
你真格能查出來？书记问我。
放心，只要查一定能查出来。我肯定地答复他。具体咋个查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没有告诉他怎么个查法，但我已经胸有成竹。
书记走了，站在硷畔上呐喊，噢！——全体社员都到场上开会了！都快些儿过来，咱大队丢麦子了！
杨家洼本来就只有十几家人，住的也相对集中，书记一呐喊大家很快就到了场上，毕竟这丢麦子可是一件天大的大事。人聚拢了，大家在一起议论着。
听我说，今天一早额发现场里的麦子丢了。谁家拿了现在承认了，我也不追究了，拿了多少今天分麦子的时候扣掉就能行了。书记说到这停了下来，观察着场院里社员的反应。社员们在一起开始议论着，接下来日娘唾老子地一通乱骂，就是没有人站出来承认偷了麦子。
过了一会儿，书记大声的说，今个请了北京学生帮忙破案，查出来是谁干的双倍的惩罚，大家说能行不？
能行！能行！……社员们纷纷表示同意。
我说，那就好，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必须挨家挨户的查，查到谁家不要拦我。查出查不出的都不要怪我。
在书记陪同下我开始一家一户地检查，走了不过十家我就查到了队里丢失的老麦。
当我当面指出偷盗老麦的那户人家时，当事人死不承认。
我笑了笑，当着书记和尾随过来的社员的面说，队里啥时候分过老麦？你家的老麦是哪里来的？
我这么一说，书记社员都明白了，偷了老麦的社员低下头来不言语了。
就这样，我顺利地找到了偷盗老麦的人，找回了丢失的麦子。
杨家洼大队的麦子很快打完了，我和三宝准备回去了。
临走前，我们又来到了老红军杨老汉家吃派饭。我来到院前，杨老汉招呼我坐在他的马扎上，指着编好的篮子说，自己挑上两个走时带上。吃罢饭到我的窑里来，我有话跟你说。说完老汉回到了自己的土窑里。我真的很喜欢老汉编的篮子，挑了一对大小差不多的，放在了一边。窑洞里做饭的婆姨招呼我们回窑里吃饭，我和三宝应声进去。吃罢饭，三宝带上我挑的篮子先下去了，我进到了杨老汉的土窑洞里。
这窑洞比一般的窑洞略小一点，进深也浅了不少，黄泥加麦叶抹的墙皮，不少已经脱落了。老汉坐在掌炕上，双手捧着一个灰色土布包。杨老汉见我进来，招呼我上炕。我依着炕栏坐下。老汉把布包放在我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露出了两个小红本本和一个金灿灿的奖章。你看这是我的复员证，这个是残疾军人证。老汉把两个证件递给我。我接过证件，老汉翻到有毛主席朱总签名的那一页，对我说，你看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签名。
我仔细地看了看，复员证上还真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签名。
老汉把大功奖章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大功奖章，你看上面的编号和奖状上写的一样。
说实话，听英雄的故事和报告多了，还真没有见过金质的“大功奖章”。奖章是黄金制作的，并不精细，后面有奖章的编号。
我想问你，你家是在北京吧？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地方远吗？你知道他们的家吗？老汉一边收着证书奖章一边问我。
我说，我家在北京，离毛主席住的中南海有十几二十里。中南海我进不去，毛主席朱总司令住在哪里，我不可能知道。
我也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住在中南海。你能寻见吗？
中南海谁都能寻见，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你看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带上我，把我带到中南海门口，我自己去找毛主席朱总司令。我要问问朱总司令，当年他答应给我的伤残津贴，现在还做不做数？从公社革委会成立到现在，已经好几年没有领到伤残津贴了。如果是国家停了我甚也不说，如果是公社革委会哪个龟孙子克扣了，老子非要不可。
我万万没想到，老汉的伤残补助居然还会有人克扣！不管是哪一级，不管是什么原因，老红军残疾军人的活命钱被克扣，永远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看着杨老汉期待的目光，一时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他。答应他，我做不到;不答应他，不忍心扑灭他的期望。我只好说，我最近不回北京，等什么时候回上了，咱们再商量。撂下了这么一句不会有下文的话，我离开了老红军杨老汉的小土窑洞，离开了杨家洼大队，心情无比地沉重。
王子敏，北京翠微中学73届高中毕业。1974年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插队。1977年参军离开延安。
大队和二队的手扶拖拉机外出忙着挣钱去了，我们的手扶拖拉机的拖斗还没有送来，外出拉活是不可能的了。
我和三宝把手扶开到河边，冲洗着沾满麦芒和黄土的机头。我们计算着拖斗到货的日子，盘算着以后如何挣钱的事情。
这时杨家洼大队的书记走过来了。说起杨家洼大队，在关庄公社三十二个大队里，人口最少、面积最小、耕地最少，人口不足百人。
书记和三宝是亲戚，私下里和三宝说过能否帮助他们大队碾麦子的事。
我们的麦子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杨家洼大队的麦子还在场院上。书记看见我们就走过来直奔主题。
我们大队的麦子还没有打哩，你们看能帮着打一下吗？
我们两个倒是能了，就看队里同意不？
我们大队商量了，社会上咋个价，我们出咋个价。就是不晓得现在是咋个价？
现在行价是一场十五。
十五就十五，你俩愿意我找你们队长说去。书记说着就起身找队长去了。
打一场小麦十五元，可是个好价钱。当时娶个媳妇一百块钱就可以把婚宴搞得热热闹闹的，这么一比较就知道了十五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晚上，队长通知我和三宝明天早上去杨家洼大队打麦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上碾麦子用的大碾子，向杨家洼走去。
到了杨家洼，太阳还没有照到麦场上，我们把手扶停在场院，随着书记去社员家吃派饭。
来到院前，土窑洞门外放着几个刚刚编好的篮子，制作得非常的精致。
我们走进窑洞，这家的年轻婆姨正在炕上打扫卫生，灶台上的铁锅冒着蒸汽，旁边切好的面条足有好几斤，均匀地放在面板上。很快面煮熟了，年轻婆姨把刚刚煮熟的白面面条盛在碗里，浇上辣油，端上炕来招呼我们吃饭。
我们端起碗筷正要吃饭的时候，门帘掀开进来一个老汉，右手拿着马扎，左手扶着炕栏，弯着接近九十度的腰，岔着两条腿缓缓地走了进来。老汉五十多岁，身体精瘦，虽然残疾在身，但两眼有神，气质上与憨厚的老农有所不同。
书记给我介绍说，老杨是我们大队的老红军。
接着指着我说，这是张家河的北京学生，和三宝一起来碾麦子的。
老汉把马扎放在灶台后面的角落里，慢慢悠悠地坐定，接过年轻婆姨递过来的盛满面条的大碗，独自吃了起来。
撂下碗筷走出窑洞，太阳已经照进场院，均匀摊铺在场院上的麦子泛着耀眼的金光。由于场院上摊铺的麦子还有潮气，不具备碾场的条件。我们索性坐在窑洞外的院子里和杨老汉拉起话来。
你这腰是咋整的？我有些好奇地问杨老汉。
坐在马扎上，正在用荆条编篮子的杨老汉，放下手里的活说道：嗨！这就是早年间打仗，随部队去解放榆林时，冻出的毛病。我当兵最初是在八路军的新四旅，民国三十六年初冬，我们新四旅整编成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六纵队。我当时当班长，部队由绥德向榆林开进……
我这么一问不要紧，这杨老汉打开了话匣子。反正干不成活，接受一下老红军的传统教育也挺好。我听杨老汉讲着他的光荣历史：
榆林城可不是好打的，整编前我还在新四旅的时候，就打过一次榆林。也是民国三十六年，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围了榆林城好几天，攻城死了不少人，最后没有打下来就撤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攻打榆林城了。从绥德到榆林都很顺利，很快就把榆林城围了。这次我们围着榆林城打了半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向榆林发起攻击。死的人比第一次攻打榆林城还多。有一天我带领的班和我们连一起要率先发起攻击榆林城，连长命令我带领全班，在部队发起进攻时，从榆林城的下水道摸进城，然后不惜一切代價打开榆林城门……
那是冬天，我们都穿着冬装，虽说没到三九天，但是也已经开始结冰了。军令如山谁敢违抗？我领着全班带上枪支弹药，在部队发起冲锋的时候，顺着下水道进入榆林城。进到城里，我们不顾一切冒着枪林弹雨，迅速地冲向城门，虽然我们班死伤过半，最终还是打开了榆林城门，完成了任务。虽然最后部队没有拿下榆林城，西北野战军还是给我记了大功，发给了我一枚金质奖章。
杨老汉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抬起头来，仔细端详了一下，这张瘦长的脸上满脸皱纹，干瘦的双手全是老茧，面色黑红腰杆弯曲接近九十度不能直起腰的老汉，竟然是第一个进入榆林城，获得过大功金质奖章的英雄。
杨老汉接着说：我们进入榆林城的时候，衣服全都湿透了，打仗的时候紧张不觉得，撤下来后衣服都结了冰，可冻日他了，浑身骨头针扎似地疼，接着发高烧难活了好几天，最后退烧了腰就成这号了，再也直不起来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西北黄土高原上，这么偏远，这么贫穷，这么落后的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着这样一位用了半条生命换来了大功金质奖章的英雄。
老汉看我在发愣忙着补充道，我可不是逃兵，我是因为落下残疾，起了残疾证明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批准复员回来的，还发了额复员证呢。
我并不怀疑杨老汉讲述的战斗经历，而是没有想到为新中国建立做出了贡献的英雄，竟然默默地生活在这里，从内心深处感到惊诧。
书记上来了，叫我和三宝到场上看看是不是可以碾场了。一路上书记说，杨老汉人倔强，身体残了上不了山，什么做不成。好在能编一手好活，大队照顾他给他三分半，编多少也没个数数，好歹能抵个粮钱。
来到场院，摊好的麦子干的差不多了，我开着手扶开始碾场。手扶拖拉机拉着特制的大石碾子，在麦场上跑着圈，后面掀起掺杂着麦芒和黄土的粉尘。我在想：我生长在部队大院，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见过的听过的战争英雄多了去了，没听说没见过一个像杨老汉这样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英雄……
麦子一场一场打着，时间一天一天过着。不知不觉中先收割回来的火麦打完了，也分到社员家里。陕北地多人少，种小麦不敢种单一品种，怕的是同时成熟了收割不回来。我插队的那几年，一半种早熟品种，老乡叫火麦;一半种晚熟品种，当地叫老麦。陕北山地分阳坡和阴坡，同样品种阳坡成熟早于阴坡，这样一来麦收的时间就拉长了，有效地解决了地多人少的问题。 第一场老麦上场了，那天骄阳似火，非常炎热。麦收时节也是雷雨最多的时候，大家都预感到将有雷雨到来。杨家洼大队的社员和我们都不敢怠慢，抓紧时间拼命干，想在雷雨到来之前碾完这一场麦子。当我们停下手扶拖拉机，社员们刚刚把带着麦叶的麦子堆在一起的时候，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家赶紧用麦叶和麦秸盖住堆在一起的麦子，大雨接着下了起来。大雷雨打湿了场院，一时半会干不了，带着麦叶的麦子只好堆在场院里。
天快黑了，社员们都收工各自回家，各家各户纷纷生火做饭，土窑洞的脑畔上冒出了缕缕炊烟。夜幕降临社员家里的昏暗油灯一个接一个的熄灭了，山沟沟里死一般的寂静。
第二天天刚亮，书记就来到我们睡觉的窑洞，跟我说，日他妈的，不晓得哪个不开眼的狗怂，偷了场上的麦子。
在陕北偷东西可是个大事，尤其偷粮食更是大事中的大事。那个年代糠菜半年粮，粮食比什么都金贵。
我说，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地合计合计。
好你了，我来寻你就是想叫你给我想个法子。
我说，其实这事不难，叫大队社员都过来开个会，说清楚谁拿了大队的麦子，主动交出来就没事了。如果没人承认，就挨家挨户地查，查出来是谁干的，大家定个办法看咋处理。
我非常肯定能查出来，是因为当时早熟的火麦麦粒颜色发黄，而晚熟的老麦麦粒发深黄色。丢失的是刚第一次上场的老麦，杨家洼大队还没有分过老麦，谁家有老麦就是谁偷的。
你真格能查出來？书记问我。
放心，只要查一定能查出来。我肯定地答复他。具体咋个查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没有告诉他怎么个查法，但我已经胸有成竹。
书记走了，站在硷畔上呐喊，噢！——全体社员都到场上开会了！都快些儿过来，咱大队丢麦子了！
杨家洼本来就只有十几家人，住的也相对集中，书记一呐喊大家很快就到了场上，毕竟这丢麦子可是一件天大的大事。人聚拢了，大家在一起议论着。
听我说，今天一早额发现场里的麦子丢了。谁家拿了现在承认了，我也不追究了，拿了多少今天分麦子的时候扣掉就能行了。书记说到这停了下来，观察着场院里社员的反应。社员们在一起开始议论着，接下来日娘唾老子地一通乱骂，就是没有人站出来承认偷了麦子。
过了一会儿，书记大声的说，今个请了北京学生帮忙破案，查出来是谁干的双倍的惩罚，大家说能行不？
能行！能行！……社员们纷纷表示同意。
我说，那就好，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必须挨家挨户的查，查到谁家不要拦我。查出查不出的都不要怪我。
在书记陪同下我开始一家一户地检查，走了不过十家我就查到了队里丢失的老麦。
当我当面指出偷盗老麦的那户人家时，当事人死不承认。
我笑了笑，当着书记和尾随过来的社员的面说，队里啥时候分过老麦？你家的老麦是哪里来的？
我这么一说，书记社员都明白了，偷了老麦的社员低下头来不言语了。
就这样，我顺利地找到了偷盗老麦的人，找回了丢失的麦子。
杨家洼大队的麦子很快打完了，我和三宝准备回去了。
临走前，我们又来到了老红军杨老汉家吃派饭。我来到院前，杨老汉招呼我坐在他的马扎上，指着编好的篮子说，自己挑上两个走时带上。吃罢饭到我的窑里来，我有话跟你说。说完老汉回到了自己的土窑里。我真的很喜欢老汉编的篮子，挑了一对大小差不多的，放在了一边。窑洞里做饭的婆姨招呼我们回窑里吃饭，我和三宝应声进去。吃罢饭，三宝带上我挑的篮子先下去了，我进到了杨老汉的土窑洞里。
这窑洞比一般的窑洞略小一点，进深也浅了不少，黄泥加麦叶抹的墙皮，不少已经脱落了。老汉坐在掌炕上，双手捧着一个灰色土布包。杨老汉见我进来，招呼我上炕。我依着炕栏坐下。老汉把布包放在我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露出了两个小红本本和一个金灿灿的奖章。你看这是我的复员证，这个是残疾军人证。老汉把两个证件递给我。我接过证件，老汉翻到有毛主席朱总签名的那一页，对我说，你看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签名。
我仔细地看了看，复员证上还真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签名。
老汉把大功奖章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大功奖章，你看上面的编号和奖状上写的一样。
说实话，听英雄的故事和报告多了，还真没有见过金质的“大功奖章”。奖章是黄金制作的，并不精细，后面有奖章的编号。
我想问你，你家是在北京吧？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地方远吗？你知道他们的家吗？老汉一边收着证书奖章一边问我。
我说，我家在北京，离毛主席住的中南海有十几二十里。中南海我进不去，毛主席朱总司令住在哪里，我不可能知道。
我也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住在中南海。你能寻见吗？
中南海谁都能寻见，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你看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带上我，把我带到中南海门口，我自己去找毛主席朱总司令。我要问问朱总司令，当年他答应给我的伤残津贴，现在还做不做数？从公社革委会成立到现在，已经好几年没有领到伤残津贴了。如果是国家停了我甚也不说，如果是公社革委会哪个龟孙子克扣了，老子非要不可。
我万万没想到，老汉的伤残补助居然还会有人克扣！不管是哪一级，不管是什么原因，老红军残疾军人的活命钱被克扣，永远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看着杨老汉期待的目光，一时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他。答应他，我做不到;不答应他，不忍心扑灭他的期望。我只好说，我最近不回北京，等什么时候回上了，咱们再商量。撂下了这么一句不会有下文的话，我离开了老红军杨老汉的小土窑洞，离开了杨家洼大队，心情无比地沉重。
王子敏，北京翠微中学73届高中毕业。1974年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插队。1977年参军离开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