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没有摄影不能吞下的东西，任何不能被拍下来的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如果照片是我们与历史的联系，那么那是一种非常独特、脆弱、感伤的联系。你在毁掉什么东西之前拍一张照片。照片是死后的存在。
　　——苏珊·桑塔格
　　小镇上的人们和别的地方的人们一样，到照相馆去留影。而且，小镇上只有一家照相馆。照相而入“馆”，顺理成章，这样的场所不大不小，半家常、半神秘，不单规模、形制上端庄含蓄，其幽暗也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感，牵动人心，令人神往。自上中学后，我曾和多位好友去照合影，进到这个面积不大的地方，交钱、开票、整理衣服，就要坐到照相的凳子上了，大家经常会发出这样的问话：我脸洗得干净吗？眼睛亮吗？牙齿露出来好，还是藏着好？我们男孩平时不大谈到的问题，照相的时候会一下子涌上来。不过没关系，旁边总会有别的人提醒：你脸上粘了个东西，你头发乱了，你牙上有韭菜。那时，小镇上的孩子们不可能
　　拥有照相的条件，只得依赖照相馆存放和停留我们少年时代过往的青春、温情、期待。照完相，我们会依然惦记着这件事，甚至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照片上的自己，等待在取相单上所标的“某月某日下午三点”或“某月某日上午十点半”那个时候看到照片。在我的记忆中，取相片这件事从来没有出现过滞后或忘记的情况。照片即将从简陋的纸袋里抽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经常心脏狂跳不止。有次我去取与伙伴的合影，但抽出来的却是一位陌生姑娘的照片，戴副眼镜，冲镜头甜甜地笑着。
　　照片确证身份，仔细想想，人的一辈子可能需要不了几张身份证照片。我的第一张身份证照是1988年在天津读研究生时候拍的，我对自己二十六岁时的样子已经完全没印象了，直到补办第三张身份证的时候，才从派出所的电脑上看到——黑白色，头发凌乱，形容仓皇，狼狈不堪，是我起居无定、营养不良的忠实记录。第二张身份证是2018年初秋时节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丢的，上面的照片我曾洗印出来供填表格用，2005年照的，四十三岁，我在照片上精神饱满、干练自信，一头短发里发现不了多少白发的踪迹。目前这第三张身份证照片里的我，满头黑白参半的头发，完全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样貌。不拍照不知道自己有多老。年龄渐长，却迎来了影像泛滥的时代，外出学习，到重要场合开会，朋友见面聚餐，大家趋向于拍照发到群里，每逢此时我总是积极不起来，照了几次，发现只要有笑容就找不着眼睛。听说苹果手机里有个自拍证件照程序，有天晚上试了几次，越试越失望，成像的我眼睛几乎找不到。老得简直可怕。
　　摄影是挽歌、黄昏艺术，摄影将被拍照的一切留给未来，正如桑塔格所说，拍照参与一个物体或一个人的必死性、脆弱性、可变性，所有的照片切割下一个特定的时刻，并将之冻结，从而去见证时间的流逝。现在餐厅吃饭，一俟菜品上齐，年轻人喜欢拍个照发朋友圈，半小时后，桌上必定杯盘狼藉，好吃的被吃掉，不可口的被剩下，人生大概如此吧，一切都在减少，直至消失，拍照记下这一切。

A

　　人生在世一辈子可能会不断缺少许多东西，缺少穿戴，缺少食物，缺少呵护，但绝对不会缺少合影。每逢会议、会见、入学、毕业、研讨，必合影，常有几百人参与，场面壮观，组织周密，蔚为壮观。话说有一年，我随一大拨人在长春一汽参观，厂工会领导带参观者走进一老工人位于厂区平房区的家。家门打开后，除了满屋的旧家具，迎面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张足有一米长、一尺宽的巨大合影。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劳模表彰大会的纪念品，上面的人头如黄豆大小，起码不少于五六百人，整齐有序，神态严肃，第一排的中间坐着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人，自豪的主人举起颤颤巍巍的手示意大家，他本人坐在第五排左边的哪里哪里，大家凑过去，努力去辨别眼前这位昔日的劳模，感受这个平房长期居民灵魂里充溢着的崇高感。这样的合影想必有過相当严密的组织协调调动，过程一定较为复杂，当时不像现在，每个参与拍照的人都可以拿着一张示意图去按图索骥。
　　场合隆重的合影亦非全部出于有言在先的安排。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开了三次，最后一次会议朱老总讲完话，摄影家吴印咸提议趁落日余晖尚存照张合影，毛主席欣然同意。当时并没专门安排座次，前排坐小马扎，二排坐长凳，三排站着，四排站长凳上，五排六排站到会议室外狭窄的台阶上，一百零六人的合影就这么随便坐、随便站着拍成了，没有严格的领导群众之分，没有职务的排序。这一百零六人还不是参加座谈会人员的全部。因为有的跑到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参观误了拍照，有人去了厕所，也有的人对拍照不感兴趣，没有参加。毛主席旁边坐着田方。我见有人写文章说，毛主席先坐下招呼大家，环顾四周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老总身边，这才放心地坐下，还笑着开了一句玩笑：“对嘛，照相坐前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吴印咸刚要按下快门拍照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条狗闯入镜头。主席站起来，一边轰狗，一边对康生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就是负责抓特务、抓“走狗”的。正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个子大、身体重，一不小心把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人们一阵哄笑，目光都转向他。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摄影师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吴印咸的相机镜头很小，胶卷也已过期多年。为确保拍摄效果，他就先从前侧方拍了一张，又从正面用三张底片拍了接片，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珍贵的合影。五年一次的文代会作代会曾经有过大合影的辉煌，每次开幕前都有数千文艺界人士毕集于一堂，在大会堂等待接见与合影，某次有位老文艺家由于劳累过度在合影架上摔倒，于是接见和大合影废止，省去了麻烦，也留下不少遗憾。任何战争年代的照片都格外珍贵，这种照片经历了风雨，保留着一切，诉说着一切。不管后来年代的人们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会给人历久弥新的感觉。

B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照相是稀罕事，小镇上的照相馆照相很少有一个人单独去的，去那里毕竟太奢侈。再说，除了证件照，单人照用处不大，我只在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时各照过一张，到照相馆照的，除了与朋友、班干部的合影，大多数是集体合影。

E

　　在这个世界上，我能记得起来的平生第一次照相，是与妈妈、妹妹在照相馆里的合影，这同样是我与妈妈唯一的一次合影。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妈妈产生了带我和妹妹去照相的念头。彼时显然既非我们三人的生日，亦非置办了新衣服。是不是什么年节之类，我更不记得了，从装扮上看，也不像。只能猜测出，这次照相的时间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冬季的一天。我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我们仨穿着厚厚的棉衣，妈妈长头发，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小镇的冬季永远是漫长的，当时到底是十一、十二月，还是转过年的一、二月，我哪里说得上来。即使春节后的三、四月份，小镇上的人也需要穿棉袄棉裤。
　　照片肯定是在小镇那家唯一的红卫照相馆拍的，与我长大后经常光顾的东风理发馆比邻而建，门脸儿小小的，坐东朝西，面对着一条炉渣铺就的南北向大马路。照相馆的窗框和门框用蓝色漆漆过，湛蓝湛蓝的，让人过目难忘。一扇小厨窗里摆了几张单人的，或多人合影的放大照片，只记得其中有一张一年四季光着屁股的小男孩照片，他咧开大嘴永远朝一个方向看着，不知道笑的是什么。照相馆门板红色，上缀一个生了锈的大铁环。进到店里，光线一下就暗了下来，眼睛稍稍适应一下才发现，左边是小小的柜台，里面有位穿着整齐、和善但并不可爱的女人，看不出多大年龄，妈妈招呼我和妹妹叫阿姨，但我和妹妹就是不肯，我俩呆呆地站着，让眼睛适应室内的昏暗。我打量周围的一切，发现照相馆右边墙上挂着几套衣服，钉着一面不小的圆镜子，墙边放着一排颇有些年头的实木板凳，是木本色，被磨得油光滑亮。往里走三四步，掀开一个布帘子，才进到拍照的地方。
　　背景布有蓝的和白的两种颜色，还有一种是一座楼，后来才知道叫天安门。幕布的前面，同样是条很旧的板凳，对面是架在高高的架子上的庞大照相机，威严而神秘。相机上蒙着外黑里红的两色厚布。摄影师是个说话很快、声音很高的大个子，他忙忙碌碌、在小屋子里走动不停，头上永远有薄薄的一层细汗珠子。他热情地张罗着我们过去坐定，但我死活不动弹，最后哭了起来。据妈妈后来说，这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发现屋里一个角落的笼子里卧着一只白色小兔。这小兔太可爱了，小嘴动个不停，我像中了魔怔一样，哭着闹着，死活就是要去看那只兔子，摄影师哪肯啊？他急得满头大汗，我却哭个不停。板凳摆好了，妈妈、妹妹坐好了，我死活不肯听摄影师摆布，怎么也哄不安静，最后是柜台后面那位妇人拿了块饼干，好说歹说才把我给糊弄住。我们三个人照的是半身照，妈妈在中间，她俩坐着，妹妹的头顶到妈妈脖子位置，我则脚踩板凳站着，头恰好与妈妈头顶持平，左手耷拉着拿了一块饼干。照片最初能看清饼干，经过多次冲洗，不僅饼干不见了，左手也模糊了，有个版本甚至连我的左手也不见了，只留下袖管，怪怪的。
　　这张照片上状态最好的是妈妈。妈妈如同所有现存照片一样放松、文静和美好，面带微笑，明眸皓齿，满脸的高兴，根本看不出是在生着病，其实此时她的病已经很重了。照相的时候爸爸又不在，这是我们一家唯一一次人数最多的合影。爸爸，你在哪里？
　　“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一如老照片，但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我现存为数不多有妈妈的照片里，她始终美丽、娴淑、温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