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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某些作品中也表现出词人的英雄情结。身处内忧外患的宋代词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发而为词，表现出他们心系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品读这些词作，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宋代文人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忧患意识和英雄情结。
关键词：宋词;宋代文人;忧患意识;英雄情结
引言：
和汉赋、唐诗、元曲、明清小说一样，宋词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强烈、鲜明的艺术魅力。汉赋中铺排夸张的句式、华丽奢靡的词藻，唐诗中积极向上、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的愿望和决心，无不体现着当时的时代特征。汉大赋的特征和唐诗中的“盛唐之音”就是当时文人心态的外在表现。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文人充满了难以抑制的豪迈情怀。在宋代，赵匡胤“陈桥兵变”后，一条盘龙棍东打西征，最终还是很遗憾的创下了半壁河山（自开国以来，幽雍十六州并未完全统一）。开国之初的这种历史现实，为有宋以来的文人定下了灰暗的心绪，也就是笔者在本文中将要阐述的：宋词中的英雄情结。
一、英雄情结
英雄，《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①才能勇武过人的人;②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③具有英雄的品质的。” 情结，《辞海》中这样解释“（心理）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一组有联系的观念，它们从意识领域转到无意识领域，影响着个性。”综上所述，宋词中的英雄情结就是指宋代部分词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的追念英雄、崇拜英雄、渴望英雄、希望自己变成英雄的心理和个性特征。前面说过是一种“灰暗的心绪”。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当时的词人而言，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他们所期冀时代英雄，或者具备这种品质的人物大有人在（词人自己），但面对客观现实却无能为力，所有的理想、愿望、人生抱负都得不到充分的实现和展示。这对于他们或整个时代而言无疑灰暗阴沉的，或者说是压抑的、郁闷的。也正是他们的压抑郁闷，才让我们深刻的体味到儒家永不磨灭的运世精髓：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英雄情结在宋词中的具体体现
踏进宋代的词苑，在诸多流派和风格的奇葩之中，最光彩夺目和耀眼的便是具有英雄情结的那一株。它催人奋进、鼓人士气、憾人心灵，那种真男儿、伟丈夫的气魄有意无意的成了宋代文人乃至后世读书人心中永远的痛。这种痛（英雄情结）是宋词中最强烈的音符之一，也是宋代文人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的外在表现。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很多的具有真男儿、伟丈夫气魄的爱国词人。文学家苏轼昂扬振奋的陈词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的 “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 “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直接继承和沿袭了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的“将军”“征夫”形象，他们使抒情主人公由五代的红粉佳人、绮筵公子转为具有良知、责任感使和命感的真男儿、伟丈夫 。“遥想公瑾当年。小巧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除了描摹优美的自然山水和感慨人生之外，更多的则是对少年得志、年轻有为的儒将周公瑾的追慕和崇拜。他们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风，开启了辛弃疾等南宋爱国词人的先河。重臣李纲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气愤，他在《苏武令》中说：“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胡铨力曾向高宗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他在《好事近》中说：“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表现出了不畏权势，坚持反对屈辱求和的斗争精神。当文臣在朝廷为民请命呐喊时，武将则在战场上拼搏厮杀，戎马倥偬之中横槊赋词，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这种由民族的深仇大恨转化而来的勇猛无畏的战斗豪情、洗雪国耻的迫切愿望和必胜信念，配合着铿锵有力的语言和激昂雄壮的旋律凝结成词史上辉煌的乐章。岳飞的词作虽仅存三首，但首首与抗战有关，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尤其是这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不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严峻斗争中，也曾教育和鼓舞个千百万人 。岳飞被奸佞所害，词人张元干表示不满：“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贺新郎》）并有“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石州慢》）的豪迈气概。高宗时的李处全（徐州人），在他的《水调歌头》中写到：“我常欲，利剑戟，斩蛟鼍。胡尘末扫，指挥壮士挽天河。”表现了他要一扫胡尘的爱国思想感情。辛弃疾更是终生以英雄自诩，渴望成就英雄的伟业，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可以这样说，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那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英雄的精神个性。其实“词人本色是英雄” ，郭沫若评价道：“将军本色是诗人。”所以当他横刀跃马登上词坛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的的确确是一幅虎啸生风、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如“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满江红》）“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古亭怀古》）“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 （《念奴娇》）“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襜（chān古代一种短的便衣）突骑渡江初”（《鹧鸪天》）“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他忠君报国、满腔豪情奔赴战场，但遗憾的是壮志未酬却“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白发已生，何等沉痛的慨叹啊！收复失地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真可谓“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水吟》）只能以词来书写失落的情怀与悲哀。“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最终带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这种悲哀凄凉而绝望的心情而离去。陈亮是辛弃疾的好朋友，深受其影响，在统治者屈辱讲和的情况下，他卻“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贺新郎》”要打开新局面，振臂高呼，长驱北上。贺铸在《六州歌头》中“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表达了英雄豪侠不为世用，边塞面临异族入侵的威胁而无路请缨，这里包含的不仅是人生失意的悲愤，而且含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他开创了南宋词人面向社会现实、表现民族忧患的先河。陆游一生虽以诗见长，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但他的词同样充满着“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的爱国豪情，英雄情结溢于言表。 他从小受到父亲强烈爱国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养成了忧国忧民、渴望国家重建的品格。爱国主题不但贯穿了他长达60年的创作历程，而且融入了他的整过生命，成为其作品的精华和灵魂。清末梁启超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冰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行，亘古男儿一放翁！”以上作者及作品虽是两宋洪流中激起的几朵浪花，但足以使懦夫立志、令壮志起舞。 三、英雄情结产生的原因
（一）儒家传统思想--------忧患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宋词所表现的忧患意识是上千年文学传统所凝聚的忧患意识在本时期文学中的再现和发展。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勤劳勇敢的先民们在与自然的一次次严酷较量中不断地积淀经验，试图利用和改造自然。故此，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氏族（或部落）首领，无不是体格强健、敢做敢为的大英雄。商周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执着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坚毅精神在这一时期乃至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思想 ，而其中的忧患意识，实际上充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大灾大难之中便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英雄意识和英雄行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对它准确而真实的写照。以屈原为例，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人，他的诗作充满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来自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挚爱，从而成为忧国忧民的典范。
晚清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云，《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楼梦》。由此可见，历代文人都有忧患之心。哭本为忧患之心的表现。宋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也存在着忧患意识，且在一定程度上，宋词所表现的忧患意识要比其它时期更为强烈
宋代士大夫文人虽然在现实中屡屡受挫，但他们仍执著坚持，不愿归隐。他们或因仕宦而游走他乡，或因党争而贬谪异地，始终处在羁旅漂泊之中。由于漂泊而造成的身体的疲惫和劳累或可忍受。但是仕途道路的渺茫与功业无望而引发的忧虑却常常困扰着士大夫文人的心灵，因此士大夫文人对生命安顿的憧憬便有了双重的意义。作者提出“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这一观点，是对传统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宋代特定的历史原因
公元960 年，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在京城郊外陈桥发动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 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由文人担任。文人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并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从而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但是，随着新的官职的不断增设，而原有的依然保留，使得宋代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复杂，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改任为闲官，给予优厚的俸禄，还赏赐许多金银。同时任命易控制的人指挥禁军，后来又设置转运使、通判，以分地方实权，把各地的精兵都收归禁军。禁军的统帅部也一分为三，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指挥司。另院负责调动军队，又与三帅相互牵制。军队又经常换防，将军经常调动，使得将不识兵、兵不知将。这样，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止住了中唐以来的藩镇之祸;另一方面，加强中央的同时又过度削弱了地方，强干弱枝的结果又过度删削枝叶，而枝败叶落的本干必是弱不禁风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文人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范仲淹《岳阳楼记》），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北宋和南宋却亡于外族的入侵。这样，宋代文人的作品中便多有忧患之音。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给巨额财物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题材。
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茄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国建立了非汉族统治的新时期。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山河破碎的形势，和战之争的政局，是任何文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了对中原沦亡的哀愁。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李纲、陆游岳飞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正是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义主题、忧患意识和英雄情结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得宋代文人忧心忡忡。他们在表达忧国忧民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三）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忧
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应有忧患意识。古代文人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行动上表现为投身仕途，报国救民。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壮志未酬的慷慨之歌。 儒家提倡积极入世，认为学而优则仕，并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此，读书人希望走上仕途，实现报国救民的理想。但是，古代文人的这种社会使命感往往不能实现，而这种苦闷，在文学作品中便表现为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同时，他们在表达这种忧患的时候，还表现 出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索，从而使词作充满了一种哲理意蕴。宋代文人发扬了这种传统，他们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人公意识。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宋代文人追求的风范。但是，身处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宋代文人，他们报国救民的理想不能实现时，往往发出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的慷慨悲歌。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忧患，又往往是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
总之，宋代文人具有深厚的英雄情结，这与他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密切关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以及慨叹壮志难酬的慷慨悲歌是分不开的。这种忧患意识，发而为词，便表现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壮志难酬的慷慨悲歌和忧患生命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宋词;宋代文人;忧患意识;英雄情结
引言：
和汉赋、唐诗、元曲、明清小说一样，宋词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强烈、鲜明的艺术魅力。汉赋中铺排夸张的句式、华丽奢靡的词藻，唐诗中积极向上、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的愿望和决心，无不体现着当时的时代特征。汉大赋的特征和唐诗中的“盛唐之音”就是当时文人心态的外在表现。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文人充满了难以抑制的豪迈情怀。在宋代，赵匡胤“陈桥兵变”后，一条盘龙棍东打西征，最终还是很遗憾的创下了半壁河山（自开国以来，幽雍十六州并未完全统一）。开国之初的这种历史现实，为有宋以来的文人定下了灰暗的心绪，也就是笔者在本文中将要阐述的：宋词中的英雄情结。
一、英雄情结
英雄，《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①才能勇武过人的人;②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③具有英雄的品质的。” 情结，《辞海》中这样解释“（心理）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一组有联系的观念，它们从意识领域转到无意识领域，影响着个性。”综上所述，宋词中的英雄情结就是指宋代部分词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的追念英雄、崇拜英雄、渴望英雄、希望自己变成英雄的心理和个性特征。前面说过是一种“灰暗的心绪”。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当时的词人而言，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他们所期冀时代英雄，或者具备这种品质的人物大有人在（词人自己），但面对客观现实却无能为力，所有的理想、愿望、人生抱负都得不到充分的实现和展示。这对于他们或整个时代而言无疑灰暗阴沉的，或者说是压抑的、郁闷的。也正是他们的压抑郁闷，才让我们深刻的体味到儒家永不磨灭的运世精髓：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英雄情结在宋词中的具体体现
踏进宋代的词苑，在诸多流派和风格的奇葩之中，最光彩夺目和耀眼的便是具有英雄情结的那一株。它催人奋进、鼓人士气、憾人心灵，那种真男儿、伟丈夫的气魄有意无意的成了宋代文人乃至后世读书人心中永远的痛。这种痛（英雄情结）是宋词中最强烈的音符之一，也是宋代文人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的外在表现。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很多的具有真男儿、伟丈夫气魄的爱国词人。文学家苏轼昂扬振奋的陈词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的 “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 “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直接继承和沿袭了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的“将军”“征夫”形象，他们使抒情主人公由五代的红粉佳人、绮筵公子转为具有良知、责任感使和命感的真男儿、伟丈夫 。“遥想公瑾当年。小巧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除了描摹优美的自然山水和感慨人生之外，更多的则是对少年得志、年轻有为的儒将周公瑾的追慕和崇拜。他们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风，开启了辛弃疾等南宋爱国词人的先河。重臣李纲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气愤，他在《苏武令》中说：“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胡铨力曾向高宗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他在《好事近》中说：“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表现出了不畏权势，坚持反对屈辱求和的斗争精神。当文臣在朝廷为民请命呐喊时，武将则在战场上拼搏厮杀，戎马倥偬之中横槊赋词，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这种由民族的深仇大恨转化而来的勇猛无畏的战斗豪情、洗雪国耻的迫切愿望和必胜信念，配合着铿锵有力的语言和激昂雄壮的旋律凝结成词史上辉煌的乐章。岳飞的词作虽仅存三首，但首首与抗战有关，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尤其是这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不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严峻斗争中，也曾教育和鼓舞个千百万人 。岳飞被奸佞所害，词人张元干表示不满：“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贺新郎》）并有“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石州慢》）的豪迈气概。高宗时的李处全（徐州人），在他的《水调歌头》中写到：“我常欲，利剑戟，斩蛟鼍。胡尘末扫，指挥壮士挽天河。”表现了他要一扫胡尘的爱国思想感情。辛弃疾更是终生以英雄自诩，渴望成就英雄的伟业，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可以这样说，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那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英雄的精神个性。其实“词人本色是英雄” ，郭沫若评价道：“将军本色是诗人。”所以当他横刀跃马登上词坛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的的确确是一幅虎啸生风、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如“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满江红》）“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古亭怀古》）“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 （《念奴娇》）“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襜（chān古代一种短的便衣）突骑渡江初”（《鹧鸪天》）“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他忠君报国、满腔豪情奔赴战场，但遗憾的是壮志未酬却“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白发已生，何等沉痛的慨叹啊！收复失地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真可谓“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水吟》）只能以词来书写失落的情怀与悲哀。“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最终带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这种悲哀凄凉而绝望的心情而离去。陈亮是辛弃疾的好朋友，深受其影响，在统治者屈辱讲和的情况下，他卻“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贺新郎》”要打开新局面，振臂高呼，长驱北上。贺铸在《六州歌头》中“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表达了英雄豪侠不为世用，边塞面临异族入侵的威胁而无路请缨，这里包含的不仅是人生失意的悲愤，而且含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他开创了南宋词人面向社会现实、表现民族忧患的先河。陆游一生虽以诗见长，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但他的词同样充满着“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的爱国豪情，英雄情结溢于言表。 他从小受到父亲强烈爱国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养成了忧国忧民、渴望国家重建的品格。爱国主题不但贯穿了他长达60年的创作历程，而且融入了他的整过生命，成为其作品的精华和灵魂。清末梁启超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冰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行，亘古男儿一放翁！”以上作者及作品虽是两宋洪流中激起的几朵浪花，但足以使懦夫立志、令壮志起舞。 三、英雄情结产生的原因
（一）儒家传统思想--------忧患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宋词所表现的忧患意识是上千年文学传统所凝聚的忧患意识在本时期文学中的再现和发展。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勤劳勇敢的先民们在与自然的一次次严酷较量中不断地积淀经验，试图利用和改造自然。故此，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氏族（或部落）首领，无不是体格强健、敢做敢为的大英雄。商周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执着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坚毅精神在这一时期乃至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思想 ，而其中的忧患意识，实际上充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大灾大难之中便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英雄意识和英雄行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对它准确而真实的写照。以屈原为例，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人，他的诗作充满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来自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挚爱，从而成为忧国忧民的典范。
晚清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云，《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楼梦》。由此可见，历代文人都有忧患之心。哭本为忧患之心的表现。宋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也存在着忧患意识，且在一定程度上，宋词所表现的忧患意识要比其它时期更为强烈
宋代士大夫文人虽然在现实中屡屡受挫，但他们仍执著坚持，不愿归隐。他们或因仕宦而游走他乡，或因党争而贬谪异地，始终处在羁旅漂泊之中。由于漂泊而造成的身体的疲惫和劳累或可忍受。但是仕途道路的渺茫与功业无望而引发的忧虑却常常困扰着士大夫文人的心灵，因此士大夫文人对生命安顿的憧憬便有了双重的意义。作者提出“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这一观点，是对传统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宋代特定的历史原因
公元960 年，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在京城郊外陈桥发动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 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由文人担任。文人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并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从而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但是，随着新的官职的不断增设，而原有的依然保留，使得宋代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复杂，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改任为闲官，给予优厚的俸禄，还赏赐许多金银。同时任命易控制的人指挥禁军，后来又设置转运使、通判，以分地方实权，把各地的精兵都收归禁军。禁军的统帅部也一分为三，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指挥司。另院负责调动军队，又与三帅相互牵制。军队又经常换防，将军经常调动，使得将不识兵、兵不知将。这样，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止住了中唐以来的藩镇之祸;另一方面，加强中央的同时又过度削弱了地方，强干弱枝的结果又过度删削枝叶，而枝败叶落的本干必是弱不禁风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文人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范仲淹《岳阳楼记》），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北宋和南宋却亡于外族的入侵。这样，宋代文人的作品中便多有忧患之音。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给巨额财物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题材。
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茄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国建立了非汉族统治的新时期。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山河破碎的形势，和战之争的政局，是任何文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了对中原沦亡的哀愁。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李纲、陆游岳飞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正是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义主题、忧患意识和英雄情结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得宋代文人忧心忡忡。他们在表达忧国忧民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三）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忧
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应有忧患意识。古代文人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行动上表现为投身仕途，报国救民。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壮志未酬的慷慨之歌。 儒家提倡积极入世，认为学而优则仕，并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此，读书人希望走上仕途，实现报国救民的理想。但是，古代文人的这种社会使命感往往不能实现，而这种苦闷，在文学作品中便表现为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同时，他们在表达这种忧患的时候，还表现 出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索，从而使词作充满了一种哲理意蕴。宋代文人发扬了这种传统，他们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人公意识。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宋代文人追求的风范。但是，身处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宋代文人，他们报国救民的理想不能实现时，往往发出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的慷慨悲歌。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忧患，又往往是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
总之，宋代文人具有深厚的英雄情结，这与他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密切关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以及慨叹壮志难酬的慷慨悲歌是分不开的。这种忧患意识，发而为词，便表现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壮志难酬的慷慨悲歌和忧患生命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