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迹象。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进一步降至7%，且股价攀升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已成必然。为此，回顾与总结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受经济扩张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城市化进程出现拐点、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放缓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GDP增速由60年代的10.5%，降至70年代的5.2%和80年代的4.4%的经济增速转换阶段特点及相关发展历程，对我国客观认识经济新常态，并采取不要的应对措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时期的主要特点
（一）GDP增速明显放缓
总体上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可以划分为1955年至1973年的战后复兴与高速增长期、1974年至1986年的稳定发展期、1987年至1992年的泡沫经济期、1993年至2007年的泡沫经济后期，以及2008年之后的经济转换期。在GDP增速方面，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为年均10.5%，70年代降至年均5.2%，80年代进一步降至4.4%。从人均GDP等因素上看，我国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大体相当，目前正经历着类似的经济增速转换，不同的是日本当时已完成工业化，且日本经济是以内生发展为主，抗冲击能力相对较强，尽管其金融系统仍为几大银行垄断下的、信贷等传统业务为主的经营模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当时片面追求低汇率、出口拉动、大量积累外汇，以及土地与房地产升值等特征，在我国均有突出表现，唯一不同的是，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我国较早取消了联系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步升值。这本应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的重要助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但却因种种原因，使得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尚不及当时的日本。
（二）主要影响因素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改变引起的增长拉动变化、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增速变化、城镇化速度变化等因素，其中，产业结构改变引起的增长拉动变化影响最大。
根据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增长点由第二产业转为第三产业时，经济增速会出现明显放缓迹象，即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仅与第一产业相当，日本的相关数据见图1。
上世纪70年代初，不仅是日本产业拉动的转换期，也是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和城镇化增速的拐点所在。尽管日本政府为维持经济增长，实施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重大政策措施，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仍在逐年下降，在日本国内，《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和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时的快速紧缩政策一道，被认为是日本政府的两个最大经济政策败笔。
同样，日本的城镇化率在1970年达到53.5%之后，增速也在逐渐放缓，城镇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弱化，即使存在大量人口净流入的东京都也是如此。泡沫经济破灭后，东京的房价在1年半之内跌至原来的1/4，虽降幅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警示我们即使存在大量人口净流入也并不足以维持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此外，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美国贸易不平衡的强大压力下，同样难以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日本的GDP平均增速由上世纪60年代的10.5%降至70年代的5.2%。
二、我国与日本当时相比具有更多的不利因素
我国与当时的日本相比，除了经济增长拉动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出现拐点、城镇化速度放缓等因素相似之外，因工业化尚未完成，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潜力，但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已过拐点、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内生投资拉动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则更为明显，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也更为严峻。
（一）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拐点和经济增速转换重合，压力巨大
日本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与其当年恰逢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机拐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著名智库瑞穗银行综合研究所曾于2012年10月发布了题为《欧美的日本化现象》的研究报告，就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拐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日本经济增速转换期和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拐点相差近20年不同的是，我国的这两个重要节点则出现了高度重合，面临的形势也更为严峻。
劳动人口比例上升阶段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充足，也意味着劳动总产出与总收入的快速增加，更意味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及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我国2012年之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跨过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拐点后，不仅总产出与总收入的增加将会被部分抵消，社会总需求增长逐步放缓，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再加上政府社保支出的迅速上升，也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大不如前。我国在2012年之后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问题，更是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转变的影响所致，人口政策的调整远未跟上是主要原因。
（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客观上更像南美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过程中，恰恰是收入分配差距最小且最为公平的阶段。日本在此阶段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14，且以所得税为主的综合税制体系在收入分配调节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确保了国内消费成为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主要拉动。
我国在这方面则与拉美国家更为接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拉大，内需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且以增值税为主的分类税制不仅不能有效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更严重阻碍着地方政府由重视投资向重视消费及服务业发展的行为转变，已成为影响我产业升级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障碍。
（三）内生拉动明显不足，也与当年的南美类似 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展期主要靠国内投资及产业发展拉动不同，我国的国内高端产业及出口则主要依靠FDI，多年来FDI对出口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这一点与拉美国家也极为类似。其不仅使我国没有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前完成工业化，也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当内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转变时，可能会造成资本的大量流出，进而使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即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我国与当时的拉美国家相比，在产业竞争力及产业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经济增长出现某种“停滞”的风险仍不能排除。
（四）外部环境严峻，美国加息将是重大考验
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仍是影响全球金融走向的主要因素。当美国处于降息及货币宽松通道时，美元贬值和低息美元泛滥虽然会对其它发达经济体带来诸多压力，但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当美国处于生息及货币紧缩通道时，新兴经济体则会出现资金大量流回美国、货币贬值、美元债务加重、资产泡沫破灭等诸多问题，历史上数次大的金融危机几乎都发生在美国进入加息通道后的2—3年。
随着我国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对我国的态度也处于可能的转折关口，其抑制我国发展之心越来越明显。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却相对良好，在美国逐步进入加息通道后，以我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会遭受更多的外部金融与经济冲击，如果国内改革不到位的话，不仅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挑战，也会给美国的抑制政策留下更多的空间。
三、启示与建议
（一）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社保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
尽快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不仅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更是改变地方政府投资驱动、促进经济规模化发展的根本性措施，若在2020年之前不能完成，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转变将失去必要的前提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会对收入分配调节产生重大影响，更是全民创新的必要保障，也须加快进行。日本2011年国民收出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5536，经社保与税收调节降至为0.3791，改善度31.5%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对我国而言，目前税收体制改革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大于社保体制建设，必须下最大决心尽快消除这一改革道路上的重大障碍。
（二）加大国内反垄断力度，建立高效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对比一下日美的金融体系不难看出，美国在市场化及创新驱动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而我国却与日本极为相似，以几大银行为主的垄断性金融体系及侧重传统信贷业务。为此，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2020年上海建成全球金融中心为目标，通过加大国内反垄断力度，建立高效多层次、具有创新能力的市场化金融体系，成为重大改革选项之一。此外，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至更高的水平，不仅对保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会为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助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有利时机，加快产业与技术升级步伐
在我国主要经济拉动向第三产业转移的今天，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制造业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剩余空间，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产业与技术升级步伐，有效提升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对确保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同样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中国制造2025》等已就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提出了清晰的目标，目前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由审批向服务的真正转变，如何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则是唯一选择。
（四）加强经济智库建设，从更广阔的视角提供决策支撑
尽管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第一大服务贸易国，但相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我国的经济智库建设明显滞后，特别是在重大金融及经济政策对全球的影响及可能的反噬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配合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与美国QE3相叠加，不仅造成了自身的严重产能过剩，更迅速抬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为后来全球性通缩及欧元区的被迫宽松埋下了伏笔。
为此，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的经济智库建设经验，不仅要关注重大金融与经济政策的国内中长期影响，更应对其全球性潜在影响开展深入研究，并分析可能对我国的反噬作用，只有从更广阔的视角进行更为综合的分析，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为宏观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同时，还应充分借鉴欧美国家量宽等重大金融政策出台之前，采取的信息逐步披露措施，以避免突然袭击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破坏性冲击。
（崔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一、日本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时期的主要特点
（一）GDP增速明显放缓
总体上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可以划分为1955年至1973年的战后复兴与高速增长期、1974年至1986年的稳定发展期、1987年至1992年的泡沫经济期、1993年至2007年的泡沫经济后期，以及2008年之后的经济转换期。在GDP增速方面，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为年均10.5%，70年代降至年均5.2%，80年代进一步降至4.4%。从人均GDP等因素上看，我国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大体相当，目前正经历着类似的经济增速转换，不同的是日本当时已完成工业化，且日本经济是以内生发展为主，抗冲击能力相对较强，尽管其金融系统仍为几大银行垄断下的、信贷等传统业务为主的经营模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当时片面追求低汇率、出口拉动、大量积累外汇，以及土地与房地产升值等特征，在我国均有突出表现，唯一不同的是，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我国较早取消了联系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步升值。这本应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的重要助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但却因种种原因，使得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尚不及当时的日本。
（二）主要影响因素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改变引起的增长拉动变化、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增速变化、城镇化速度变化等因素，其中，产业结构改变引起的增长拉动变化影响最大。
根据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增长点由第二产业转为第三产业时，经济增速会出现明显放缓迹象，即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仅与第一产业相当，日本的相关数据见图1。
上世纪70年代初，不仅是日本产业拉动的转换期，也是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和城镇化增速的拐点所在。尽管日本政府为维持经济增长，实施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重大政策措施，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仍在逐年下降，在日本国内，《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和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时的快速紧缩政策一道，被认为是日本政府的两个最大经济政策败笔。
同样，日本的城镇化率在1970年达到53.5%之后，增速也在逐渐放缓，城镇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弱化，即使存在大量人口净流入的东京都也是如此。泡沫经济破灭后，东京的房价在1年半之内跌至原来的1/4，虽降幅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警示我们即使存在大量人口净流入也并不足以维持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此外，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美国贸易不平衡的强大压力下，同样难以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日本的GDP平均增速由上世纪60年代的10.5%降至70年代的5.2%。
二、我国与日本当时相比具有更多的不利因素
我国与当时的日本相比，除了经济增长拉动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出现拐点、城镇化速度放缓等因素相似之外，因工业化尚未完成，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潜力，但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已过拐点、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内生投资拉动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则更为明显，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也更为严峻。
（一）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拐点和经济增速转换重合，压力巨大
日本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与其当年恰逢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机拐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著名智库瑞穗银行综合研究所曾于2012年10月发布了题为《欧美的日本化现象》的研究报告，就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拐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日本经济增速转换期和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拐点相差近20年不同的是，我国的这两个重要节点则出现了高度重合，面临的形势也更为严峻。
劳动人口比例上升阶段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充足，也意味着劳动总产出与总收入的快速增加，更意味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及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我国2012年之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跨过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拐点后，不仅总产出与总收入的增加将会被部分抵消，社会总需求增长逐步放缓，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再加上政府社保支出的迅速上升，也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大不如前。我国在2012年之后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问题，更是劳动与非劳动人口比例转变的影响所致，人口政策的调整远未跟上是主要原因。
（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客观上更像南美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过程中，恰恰是收入分配差距最小且最为公平的阶段。日本在此阶段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14，且以所得税为主的综合税制体系在收入分配调节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确保了国内消费成为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主要拉动。
我国在这方面则与拉美国家更为接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拉大，内需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且以增值税为主的分类税制不仅不能有效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更严重阻碍着地方政府由重视投资向重视消费及服务业发展的行为转变，已成为影响我产业升级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障碍。
（三）内生拉动明显不足，也与当年的南美类似 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展期主要靠国内投资及产业发展拉动不同，我国的国内高端产业及出口则主要依靠FDI，多年来FDI对出口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这一点与拉美国家也极为类似。其不仅使我国没有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前完成工业化，也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当内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转变时，可能会造成资本的大量流出，进而使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即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我国与当时的拉美国家相比，在产业竞争力及产业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经济增长出现某种“停滞”的风险仍不能排除。
（四）外部环境严峻，美国加息将是重大考验
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仍是影响全球金融走向的主要因素。当美国处于降息及货币宽松通道时，美元贬值和低息美元泛滥虽然会对其它发达经济体带来诸多压力，但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当美国处于生息及货币紧缩通道时，新兴经济体则会出现资金大量流回美国、货币贬值、美元债务加重、资产泡沫破灭等诸多问题，历史上数次大的金融危机几乎都发生在美国进入加息通道后的2—3年。
随着我国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对我国的态度也处于可能的转折关口，其抑制我国发展之心越来越明显。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却相对良好，在美国逐步进入加息通道后，以我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会遭受更多的外部金融与经济冲击，如果国内改革不到位的话，不仅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挑战，也会给美国的抑制政策留下更多的空间。
三、启示与建议
（一）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社保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
尽快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不仅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更是改变地方政府投资驱动、促进经济规模化发展的根本性措施，若在2020年之前不能完成，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转变将失去必要的前提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会对收入分配调节产生重大影响，更是全民创新的必要保障，也须加快进行。日本2011年国民收出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5536，经社保与税收调节降至为0.3791，改善度31.5%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对我国而言，目前税收体制改革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大于社保体制建设，必须下最大决心尽快消除这一改革道路上的重大障碍。
（二）加大国内反垄断力度，建立高效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对比一下日美的金融体系不难看出，美国在市场化及创新驱动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而我国却与日本极为相似，以几大银行为主的垄断性金融体系及侧重传统信贷业务。为此，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2020年上海建成全球金融中心为目标，通过加大国内反垄断力度，建立高效多层次、具有创新能力的市场化金融体系，成为重大改革选项之一。此外，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至更高的水平，不仅对保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会为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助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有利时机，加快产业与技术升级步伐
在我国主要经济拉动向第三产业转移的今天，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制造业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剩余空间，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产业与技术升级步伐，有效提升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对确保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同样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中国制造2025》等已就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提出了清晰的目标，目前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由审批向服务的真正转变，如何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则是唯一选择。
（四）加强经济智库建设，从更广阔的视角提供决策支撑
尽管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第一大服务贸易国，但相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我国的经济智库建设明显滞后，特别是在重大金融及经济政策对全球的影响及可能的反噬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配合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与美国QE3相叠加，不仅造成了自身的严重产能过剩，更迅速抬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为后来全球性通缩及欧元区的被迫宽松埋下了伏笔。
为此，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的经济智库建设经验，不仅要关注重大金融与经济政策的国内中长期影响，更应对其全球性潜在影响开展深入研究，并分析可能对我国的反噬作用，只有从更广阔的视角进行更为综合的分析，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为宏观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同时，还应充分借鉴欧美国家量宽等重大金融政策出台之前，采取的信息逐步披露措施，以避免突然袭击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破坏性冲击。
（崔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