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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在中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中学历史教材是历史基本知识的载体，是进行历史教育的基本工具，也是教师开展历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历史教师主要依据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则凭借教科书获取知识和能力，磨炼意志与陶冶情操。因此，编好历史教材，是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关键。
近些年来，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以来，在“教育改革，创新教材”的口号下，依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历史课程标准》，鼓励不同的地区或个人编写教材，改变由国家包揽编写的局面，先后出版有人民版中学历史教材、人教版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中学历史教材、上海版中学历史教材等。中学教材实现从“一纲一本”到“一标多本”的可喜变化。在这些教材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是使用量、影响最大的一部。我在中学教历史课多年，现将自己对这部教科书的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一、结论繁多，缺少论证
结论与论证的关系是教学过程中一对十分重要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不经过学生一系列的论证，结论就难以获得，也难以真正理解和巩固。所以，教学中不仅要重视结论，更要重视论证过程。但是，现在的教材对重要历史知识的叙述过于简略。有些过程的叙述如同纲要提示，没有过程，仅有结论。历史规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枯燥乏味。这不免削弱了教材的可读性，也给实现教学目的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例如，第7课《大变革时代》。教材为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著名的都江堰”和“商鞅变法”。我们认为仅此三个内容，是很难让学生理解和相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这样重大的历史结论的。这个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如铁农具代替了石木工具，牛耕代替人犁，私田代替公田，实物地租代替了劳役地租，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步兵和骑兵代替战车。周王朝旧的统治秩序遭破坏，各国变法运动兴起。还有“学在官府”制度遭破坏，私学兴起；“工商食官”制度遭破坏，私营工商业兴起；思想战线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等问题。我认为至少要从上述10个方面来论证，才能归纳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这一历史结论。但是，对这些问题，教材并没有展开论述，没有论证过程，只是简单论述“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商鞅变法”。这远远不能说明问题。教材于此处突然插入介绍“著名的都江堰”，但它与“社会大变革”的内容并不关联，驴唇不对马嘴，它不仅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割裂了上下文意，应将都江堰移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来讲述才更好。
二、史料选择不严肃，史例选取不恰当
中学历史教材记载的是历史学基础知识，所选择的史料应有严肃性、公认性和可靠性。那些属于民间传闻、后世转录、稗史戏说的材料，应弃而不用。例如，教材在介绍夏桀的暴虐时说：“相传，夏桀不分昼夜饮酒作乐。他令人挖了一个可供三千人饮酒的大酒池，让臣下喝酒，醉了就倒在酒池淹死了，他和宫女门在一旁嬉笑为乐。”
关于夏桀的罪过，《史记》载有“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没有言及“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之事。汉代以后，才开始有夏桀“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的记载。最早记录此事的是《韩诗外传》。此书为汉文帝时的博士韩婴所撰，说夏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其后，汉成帝光禄大夫刘向《列女传》说得更明确，说夏桀“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休时。……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骑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就是按这两条材料来解释夏史的。由于《韩诗外传》和《列女传》出现较晚，所以，严肃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皆弃而不用，教材更是如此。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以及郑天挺等人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皆不采用，现行的大学历史教科书也不用。但是，人教版的中学历史教材却采用了，这是很不严肃，不应该的。
三、内容过于简单，详略不当
英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厚达800页，初中高中联用。法国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相当详细和专业，如世界历史教科书，从原始社会、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直到拉登策划的“9.11”事件，林林总总，多达1200多页。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则少得可怜，五千年的文明史，只有30多万字■为了压缩篇幅，教材对很多历史内容都是轻描淡写。
例如，东汉是古代史较有影响的一个朝代，政权存在了195年但教材仅用了360多字来叙述，占该册书总字数15.2万字的0.24%，文字明显偏少。光武帝刘秀这个历史人物，古人颇多赞誉，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称之“允冠百王”，评价超过历史上其他皇帝。这可能有失偏颇，但他确实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新朝王莽末年政局动乱，他起兵反对王莽。昆阳之战，他力挽狂澜于既倒，王寻等百万之众，一时土崩瓦解，王莽政权的丧钟由此而敲响。此后，他以偏师徇河北、平王郎、降铜马，统一天下，定都洛阳，重新恢复汉室政权，成为汉朝中兴之王。他当皇帝后，所推行的政治措施皆以清静俭约为原则，兴建太学，提倡儒术，尊崇节义，进文吏，退功臣，加强中央集权，是一代贤明君王。但现在的教材，对他的业绩和地位论述得太少了，而其中的“牛车地位的有趣变化”内容有350多字，“品种多样的饼食”330字，与讲东汉一朝历史的篇幅相差不多。这些链接内容零碎而不系统，在惜墨如金的教材中实无存在的必要。
四、重视事件，轻视人物
现行教材对历史事件的讲述比较详尽具体，但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就讲述得少。人类历史同自然界历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人的活动来推进的。以往的历史教科书里，虽然也写了不少人物，但大都是帝王将相。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得到很大地发展，人民群众的活动在历史教科书里得到充分地体现。但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时，却忽视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教科书里，除少数正反面人物外，其他著名人物很少被提及。一些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非常有利的历史人物往往被教材略而不论，特别是讲到一些文学家、史学家、诗人时，往往只说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而忽略了对他们是如何勤奋学习事迹的介绍。中学生正处于人生攀登阶段，这些人物的成长过程本身有许多感人之处，教材应予以叙述。教材所选取的历史人物要有个性，要用生动、恰当的语言刻画这些人的形象，而不是将他们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例如，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些豪言壮语都很能体现人物性格，是对学生开展“三观”教育的很好材料，应当收录进教材。
五、全用白话，缺乏情趣
有一些教师经常抱怨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上课无精打采。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因教师的照本宣科而导致课堂沉闷之外，另一个使学生不感兴趣的原因，就是历史教材缺乏可读性。现行的教材从头到尾都是白话文，而且在编写上平铺直叙，平淡无奇，枯燥无味，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语言美感。对生性好动、好奇心强的中学生来说，读这种书，上这种课，就像一种难耐的煎熬。我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用文言文来编写教材，叙述历史，可能是一条走出困境之路。
文言文是今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古文明都是用文言文记载下来的。文言文的优点在于文字精练，微言大义，文字优美。《三国演义》之所以令人百读不倦，除了故事情节生动、结构巧妙之外，它的语言精美、简练、耐咀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文言文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文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中学历史教材如能将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加以灵活运用，那它就增加不少可读性。
中学生应该加强文言文的学习和修养，这个问题近十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2000年修订的高中语文新大纲和新教材增加了文言文的分量，古代作品在教材选文中的比例已提高到40%。这一比例的提高，充分反映了人们对文言文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文史不分家，语文课如此重视文言文，历史课为何从头到尾说大白话？也许有人会说“用文言文会增加孩子的阅读困难”。实际上，中学生已学习和掌握了不少的古诗文。据我们对初中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教科书的统计，此套教科书所选用的古诗词课内30首课外60首，其自读教材中收录古诗词54首，如果再加上中小学推荐背诵古诗词篇目，初中学生已学习和掌握古诗词约300首了，已有较高的文言文理解能力了。高中生就更不用说了。近两年来，已屡有关于高中学生用文言文来写高考作文，即使高考总分低也被录取的新闻报道。况且我们用的不是佶屈聱牙、读起来不顺口的文言文，而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的语体，并不会增加学生的阅读困难，相反还增加其阅读情趣。编写教材的都是一些饱学之士，熟读古书，善写文言文，只要肯做，用半文半白的语体来叙述历史并不很困难。
（责任编辑 庞丹丹）
近些年来，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以来，在“教育改革，创新教材”的口号下，依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历史课程标准》，鼓励不同的地区或个人编写教材，改变由国家包揽编写的局面，先后出版有人民版中学历史教材、人教版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中学历史教材、上海版中学历史教材等。中学教材实现从“一纲一本”到“一标多本”的可喜变化。在这些教材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是使用量、影响最大的一部。我在中学教历史课多年，现将自己对这部教科书的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一、结论繁多，缺少论证
结论与论证的关系是教学过程中一对十分重要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不经过学生一系列的论证，结论就难以获得，也难以真正理解和巩固。所以，教学中不仅要重视结论，更要重视论证过程。但是，现在的教材对重要历史知识的叙述过于简略。有些过程的叙述如同纲要提示，没有过程，仅有结论。历史规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枯燥乏味。这不免削弱了教材的可读性，也给实现教学目的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例如，第7课《大变革时代》。教材为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著名的都江堰”和“商鞅变法”。我们认为仅此三个内容，是很难让学生理解和相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这样重大的历史结论的。这个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如铁农具代替了石木工具，牛耕代替人犁，私田代替公田，实物地租代替了劳役地租，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步兵和骑兵代替战车。周王朝旧的统治秩序遭破坏，各国变法运动兴起。还有“学在官府”制度遭破坏，私学兴起；“工商食官”制度遭破坏，私营工商业兴起；思想战线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等问题。我认为至少要从上述10个方面来论证，才能归纳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这一历史结论。但是，对这些问题，教材并没有展开论述，没有论证过程，只是简单论述“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商鞅变法”。这远远不能说明问题。教材于此处突然插入介绍“著名的都江堰”，但它与“社会大变革”的内容并不关联，驴唇不对马嘴，它不仅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割裂了上下文意，应将都江堰移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来讲述才更好。
二、史料选择不严肃，史例选取不恰当
中学历史教材记载的是历史学基础知识，所选择的史料应有严肃性、公认性和可靠性。那些属于民间传闻、后世转录、稗史戏说的材料，应弃而不用。例如，教材在介绍夏桀的暴虐时说：“相传，夏桀不分昼夜饮酒作乐。他令人挖了一个可供三千人饮酒的大酒池，让臣下喝酒，醉了就倒在酒池淹死了，他和宫女门在一旁嬉笑为乐。”
关于夏桀的罪过，《史记》载有“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没有言及“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之事。汉代以后，才开始有夏桀“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的记载。最早记录此事的是《韩诗外传》。此书为汉文帝时的博士韩婴所撰，说夏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其后，汉成帝光禄大夫刘向《列女传》说得更明确，说夏桀“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休时。……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骑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就是按这两条材料来解释夏史的。由于《韩诗外传》和《列女传》出现较晚，所以，严肃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皆弃而不用，教材更是如此。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以及郑天挺等人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皆不采用，现行的大学历史教科书也不用。但是，人教版的中学历史教材却采用了，这是很不严肃，不应该的。
三、内容过于简单，详略不当
英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厚达800页，初中高中联用。法国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相当详细和专业，如世界历史教科书，从原始社会、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直到拉登策划的“9.11”事件，林林总总，多达1200多页。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则少得可怜，五千年的文明史，只有30多万字■为了压缩篇幅，教材对很多历史内容都是轻描淡写。
例如，东汉是古代史较有影响的一个朝代，政权存在了195年但教材仅用了360多字来叙述，占该册书总字数15.2万字的0.24%，文字明显偏少。光武帝刘秀这个历史人物，古人颇多赞誉，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称之“允冠百王”，评价超过历史上其他皇帝。这可能有失偏颇，但他确实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新朝王莽末年政局动乱，他起兵反对王莽。昆阳之战，他力挽狂澜于既倒，王寻等百万之众，一时土崩瓦解，王莽政权的丧钟由此而敲响。此后，他以偏师徇河北、平王郎、降铜马，统一天下，定都洛阳，重新恢复汉室政权，成为汉朝中兴之王。他当皇帝后，所推行的政治措施皆以清静俭约为原则，兴建太学，提倡儒术，尊崇节义，进文吏，退功臣，加强中央集权，是一代贤明君王。但现在的教材，对他的业绩和地位论述得太少了，而其中的“牛车地位的有趣变化”内容有350多字，“品种多样的饼食”330字，与讲东汉一朝历史的篇幅相差不多。这些链接内容零碎而不系统，在惜墨如金的教材中实无存在的必要。
四、重视事件，轻视人物
现行教材对历史事件的讲述比较详尽具体，但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就讲述得少。人类历史同自然界历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人的活动来推进的。以往的历史教科书里，虽然也写了不少人物，但大都是帝王将相。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得到很大地发展，人民群众的活动在历史教科书里得到充分地体现。但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时，却忽视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教科书里，除少数正反面人物外，其他著名人物很少被提及。一些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非常有利的历史人物往往被教材略而不论，特别是讲到一些文学家、史学家、诗人时，往往只说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而忽略了对他们是如何勤奋学习事迹的介绍。中学生正处于人生攀登阶段，这些人物的成长过程本身有许多感人之处，教材应予以叙述。教材所选取的历史人物要有个性，要用生动、恰当的语言刻画这些人的形象，而不是将他们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例如，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些豪言壮语都很能体现人物性格，是对学生开展“三观”教育的很好材料，应当收录进教材。
五、全用白话，缺乏情趣
有一些教师经常抱怨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上课无精打采。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因教师的照本宣科而导致课堂沉闷之外，另一个使学生不感兴趣的原因，就是历史教材缺乏可读性。现行的教材从头到尾都是白话文，而且在编写上平铺直叙，平淡无奇，枯燥无味，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语言美感。对生性好动、好奇心强的中学生来说，读这种书，上这种课，就像一种难耐的煎熬。我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用文言文来编写教材，叙述历史，可能是一条走出困境之路。
文言文是今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古文明都是用文言文记载下来的。文言文的优点在于文字精练，微言大义，文字优美。《三国演义》之所以令人百读不倦，除了故事情节生动、结构巧妙之外，它的语言精美、简练、耐咀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文言文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文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中学历史教材如能将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加以灵活运用，那它就增加不少可读性。
中学生应该加强文言文的学习和修养，这个问题近十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2000年修订的高中语文新大纲和新教材增加了文言文的分量，古代作品在教材选文中的比例已提高到40%。这一比例的提高，充分反映了人们对文言文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文史不分家，语文课如此重视文言文，历史课为何从头到尾说大白话？也许有人会说“用文言文会增加孩子的阅读困难”。实际上，中学生已学习和掌握了不少的古诗文。据我们对初中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教科书的统计，此套教科书所选用的古诗词课内30首课外60首，其自读教材中收录古诗词54首，如果再加上中小学推荐背诵古诗词篇目，初中学生已学习和掌握古诗词约300首了，已有较高的文言文理解能力了。高中生就更不用说了。近两年来，已屡有关于高中学生用文言文来写高考作文，即使高考总分低也被录取的新闻报道。况且我们用的不是佶屈聱牙、读起来不顺口的文言文，而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的语体，并不会增加学生的阅读困难，相反还增加其阅读情趣。编写教材的都是一些饱学之士，熟读古书，善写文言文，只要肯做，用半文半白的语体来叙述历史并不很困难。
（责任编辑 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