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市长。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之一，拥有近180万人口。如何才能把一个曾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国民党政府长期统治的天津管理好、建设好，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更是对天津市委、市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就任天津市市长以后，黄敬曾多次深入工厂、街道，与工人、市民畅谈，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市民的实际问题。黄敬说过：“人民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只要能办到的事就坚决去办。”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黄敬为天津的市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水电交通：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天津是在战火中解放的，城内基础设施基本瘫痪，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恢复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电、交通。1949年1月15日凌晨黄敬带领接管干部进入天津，召开工人座谈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党中央告诉我们，进城后先找工人同志谈谈，如何把城市管好。”在黄敬的领导下，通过工人和职员们的积极努力，不到几个小时，城内水电便照常供应。
　　刚解放时，市民喝的是肮脏的坑水或带有氟质与咸味的井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0年市政府将私营的济安自来水公司与市自来水厂合并，对自来水建设进行统一领导，确保人力物力集中。为保证全市供水安全，在维持水价平稳的原则下，将全部盈余用于基本建设工程，普遍扩充配水管网，便利一般市民接水。市政府实施了两项工程：（1）改善配水管网及水压。鼓楼南门至炮台庄的换管工程，全长1278米，自从全部换成80厘米的水管后，全市水压普遍提高，送水动力消耗降低19.3%，使第六、十两区市民不再饮用带有氟质及咸味的井水。（2）在各区扩充配水管网。铺管4.6万米，大部分在边远区各地，以解决市民饮水问题。不仅要让全市人民喝上水，还要喝上安全水。
　　在道路交通方面，解放以前，天津共有道路411条，其中60%是高级路面，分布在市中心区，40%为低级路面，分布在郊区。由于过去租界割离，道路系统零乱，宽窄不一，对市区的发展，形成极大障碍。国民政府对天津的道路，不但没有建设，而且没有好好养护，以致道路损坏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市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在1949、1950两年中共修建道路61条，使市民出行交通更加便利，同时也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道路养护方面，1949年到1950年间，全市共养护道路112万平方米，其中96%都是低级路面的养护。而这些低级道路和市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郭庄大街、九经路等，是市民居住和小商贩设立市场的位置。道路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称赞，更促进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以工代赈：解决失业工人生计问题

　　接管天津时，满目疮痍，城内有大量失业工人，但又不能全靠政府救济，因此黄敬提出：“以工代赈”。这既可以有效解决失业工人生计问题，又可以建设一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还能缓解天津人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黄敬向失业工人作动员报告，说道：“天津这个地方有不少臭坑臭河，我们要变害为益，用我们的双手把这些地方改造成工人游玩休息的场所。”1950年市政府成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登记各地的失业工人。截至1950年6月，在各工会登记的失业工人已达6642人，其中参加以工代赈的就有2296人。第一批参加以工代赈的，光十一区的失业工人就有数十人，在十一区广仁堂后门和养鱼池两处清除垃圾，搬运至四方坑填臭水坑，全部垃圾堆共2750立方米。工价每方土为3斤小米，多劳多得，每日完工后，即可领取工资。
　　参加以工代赈的工人，情绪都非常高涨。金钟河大街、新大路、四经路、王庄子大街等十一条土路，共平垫了23742平方米。十三条下水道共挖了581.45立方的淤泥。为修建李家花园、八里台水上公园，还有政治学院的校园，在全市范围内招募的失业工人就有3000多人。当时受访的一位银钱业工人告诉记者说：“我们觉得光荣，因为我们是在参加人民城市的建设！”

　　黄敬还到现场参加建园工程，和工人一起抬土筐。黄敬在现场认真听取工人同志的意见并帮助他们解答疑问。休息的时候，工人们遇到他，他就看着工人们点头微笑。黄敬没有架子，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出现在工厂和学校等最基层的地方。有工人同志说：“看起来，这才是真民主的社会了，堂堂的市长，会跟我们工人在一起。”在黄敬的带领下，几十万平方米的公园，不到半年就初具规模，许多大的市政工程也迅速完工。

修建房屋：缓解市民住房紧缺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乱等因素，东北、冀东等地的难民涌入天津，到1948年底，天津市人口超过200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人口回流原籍，但天津市也有近180万人口。当时天津全市房屋共105.5万余间，其中作为居室的共60.1万间，除去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的用房，天津房屋至少还缺1/3，另外，贫苦市民5000多户（约2.5万余人）住在郊区窝棚、碉堡及草泥房屋里。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到1949年6月底，全市还发现危险房屋共9100余间。天津房屋供不应求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由于房屋缺乏，房屋纠纷也非常多，新中国成立前，房屋租赁就处在混乱与僵持的状态，房客受高额剥削，房主产权没有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房客缴租困难，货币贬值，实际租额降低。东客双方存在极大矛盾，成为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在这样的局面下，1949年5月，黄敬发表关于房屋问题的谈话，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1）对于合法的私有房产所有人，政府保障其正当权益，同时保证房客正当使用权，但双方要签订租赁契约;（2）双方发生争议，可申请政府调解或仲裁;（3）房租的定额，由双方公平协议;（4）房屋修缮，各房产所有人必须负责迅速兴工修理。黄敬的房屋问题谈话，为以后天津房屋政策的走向奠定了基调，也为以后解决房屋问题提供了基本依据。 　　黄敬发表谈话以后，私人房屋和租赁关系的混乱现象减少，也基本上澄清了在城市房屋政策管理思想上的混乱。1950年天津法院共受理房屋纠纷案件1.5万余件，结案1.3万件，对解决房屋租赁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天津的房屋管理工作，在黄敬和市政府三年多的带领下，经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显著成绩。市政府除了将所收公有房屋的使用费全部投入修缮以外，还另拨出了476亿元，修缮了公有房屋46780间，新建及落地重建房屋4937间，基本上改变了公有房屋多年来遗留的残破面貌。天津市第四区和平村一带的600余间公有房屋，是在日伪时期修建的，建房时偷工减料，草率施工，落成不久就全部倾斜了，而且普遍漏雨，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这批房子，在1951年经市政府拨款拆除重建后，地基垫高，不再积水。政府这些惠民措施，获得市民的普遍赞扬，很多人反映说：“解放了，房子也翻身了，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
　　为了彻底解决房屋短缺问题，黄敬邀请了20多位老工人和劳动模范到他的住处座谈，他和大家一起，手掰手地算一平方米造价多少最为合算，用什么材料最为便当，建成后能住上多少年。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黄敬向毛主席、周总理请示汇报，请求中央给予支持，他对毛主席说：“你先给我天津市一部分钱，我看哪个厂的我分别贷款，我先从厂里的资金，或者从利润里面，到几年以后还。这样我争取先盖它五万间。”在建设期间，黄敬多次到工人新村的建设现场查看进度，拿着大蒲扇，跟工人聊这聊那，工人听说这就是黄市长，看着他挥汗如雨的样子，内心万分感动。在他领导下，工程进展迅速，1952年初开工建设，当年夏天就有许多人喜迁新居。1952年共建了七个工人新村，有五万间以上的工人宿舍动工修建。这就使得更多的职工及市民的居住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人们闲谈之余都不时流露出对政府的感激之情。

清理街道：改善天津城市卫生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市内街道常年无人清理，严重影响市民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1949年10月至11月，天津市政府发动了全市秋季清洁卫生运动，共运除垃圾140029.5方，十余年的积土几乎全部清除，大街小巷焕然一新。市政府还指示公安局清洁队在各街巷设立了污土待运池155处、秽水桶3185个、秽水池10处、公厕10处，以防止夏季炎热时传染病的发生。这些为民着想的措施和办法，受到了市民的称赞。
　　下水道是都市污水、粪便的排泄器官，在市政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天津市解放前，由于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全市大部分区域都无下水道设置，一部分有沟管地区，也十分简陋，没有统一的排水系统，全市60%的地区都属于“无沟区域”。这些人烟稠密的无沟区的污水、粪便的处理，大多是通过人工运除的方法，也有少数以渗水坑宣泄污水，另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将污水泼倒在街道上或胡同内。市民的生活因而受到很大影响，整治下水道迫在眉睫，这也引起了黄敬和天津市政府的重视。

　　1950年，下水道工程被列为市政府的市政建设重点之一。全年共修建24条下水道，全长211千米。这个数量超过了解放前日伪及国民政府时期修建下水道的总和。这24条下水道分布在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如三区的月纬路，八区梁家嘴，十一区南开等地，基本上解决了10万人口居住区的雨水污水排泄问题。特别是南门外大干沟，工程浩大，不仅排泄了七、十一两区的雨水污水，而且填平了天津市蚊蝇孳生地之一的赤龙河，从根本上改善了这一带的环境卫生。在对原有下水道的养护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1949、1950两年中疏浚干支沟管共165432米，挖修明沟216621.4米，接修沟管8378.7米，疏挖墙子河5600米，挖疏各种井72084座。

整顿摊贩：维护天津城市街道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的工商业被严重摧残，大量工人失业，国民党军队烧毁天津郊区民房，破坏工厂，制造“无人区”，致使很多民众流离失所，无所依靠，不得不以摆摊谋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个别坐商不了解政策，在街头摆摊;更有敌伪散兵和被淘汰的伪职员，甚至小偷、地痞流氓、特务、破坏分子也乘机混入，这就形成摊贩的复杂和混乱现象。有些摊子摆在行人便道上，甚至摆在重要路口，导致交通秩序混乱，易发生互撞与撞人事件。有些摊贩乱搭乱盖木房、席棚，不只影响行人，且有可能发生火灾。有些交通要道和繁华地区，摊子摆得很拥挤，摊贩自己争地盘、争买卖、易发生纠纷，甚至打架斗殴。因此，在解放后不久就有不少摊市代表相继到工商局要求整顿，为此，黄敬指示管理局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进行摊位登记审查，发给牌照，选定了28个市场集中营业。1949年5月27日，市政府发布《整顿摊贩市场办法五条》：（1）所有摊贩，均须向指定的登记处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后发给营业牌照，以便予以合法保护;（2）除经工商局发给牌照的流动小贩或经工商局特许的摊贩外，均须在指定或批准的临时摊贩市場摆设;（3）所有摊贩禁止进行违法营业，并须照章纳税，不得隐瞒或逃避;（4）凡未经工商局发给许可执照所盖的席棚、房屋，均系违法建筑，一律严加取缔;（5）如有违抗者，责成公安局分别予以罚款、劳役、拘禁之惩处。大部分摊贩对政府法令是能够自觉遵守的，很顺利地搬到规定地区进行登记营业，还有一部分摊贩响应政府号召，开始转业。经过市政府的大力整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道路畅通无阻。在整顿摊贩具体操作中，有的干部不善于动员，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对此，黄敬在1949年9月天津市各届代表会议上曾批评这种做法，之后又多次开会批评。

完善医疗：关心天津市民身心健康

　　在国民政府时期，广大工人、市民享受不到医疗福利。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敬作为市长非常关心天津医疗建设，在1949年9月天津市各届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曾委托一位医药界代表逐一征询其他代表的意见，了解他们的要求。在大会召开期间，黄敬对医药界的会议情况十分重视，曾几次与医药界代表讨论医学院的设置地点和开办经费等多项内容。在他的带领下，市政府在建立医疗机构、补充医疗器械、预防传染病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
　　市政府将市立第五医院改为工人医院;并建立工人诊疗所4处，增设卫生事务所9处，增设医疗站3处，筹建了结核病疗养院。对儿童患者和家庭贫困的患者，可由区介绍到市立第一、二、三、四医院免费门诊治疗。还建立了制药厂1处，人民大药房1处。此外，还积极扩充原有各院设备，增设病床130张：中央医院小儿科30张，市立四个院50张，妇产科医院50张。过去设备较差的市立第二医院则充实了X光、牙科、眼科、妇产科、理疗室等，中央医院则增设了X光深部治疗，充实了化验室及各科设备等，先后共用款34400余万元。
　　此外，市政府还规定公立医院开设免费病床及门诊，组织郊区巡回医疗队。首先，在市立各院开设了免费病床100张，并作免费门诊，计每月约2000次，占门诊总数的4%。为照顾郊区贫苦市民看病困难，市卫生局在1949年3月间组织了三个巡回医疗队，分赴各郊区为贫苦市民免费诊病，至5月底止共施诊14844人。1949年秋季，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卫生局又组织了两个灾区医疗队赴静海、唐官屯等地免费为灾民医疗，前后施诊达6743人。在防疫保健方面，1949年9月曾为霍乱7000余人注射霍乱疫苗，10月又举办秋季种痘，预防赤痢、伤寒及防鼠疫的疫苗注射。检查出入口船只100余只。开展卫生检查，计检查工厂28个，工人3000余人，学生25000余名，妇婴6000余人。
　　在天津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黄敬作为市长，以身作则，不怕吃苦，顺应民心、关注民情、致力民生，在水电交通、街道治理、房屋修建、医疗完善等市政建设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成绩，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使新生政权得到巩固，为天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