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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2月27日，持续3年的严重旱情已造成云南省319万人、158万头大牲畜不同程度存在饮水困难，部分城镇供水紧张，部分企业、厂矿已经处于停产停工或半停产状态，云南省因旱直接经济损失已达100亿元左右。
受三年连旱和降雨严重不足影响，云南省已有273条中小河流断流、413座小型水库干涸，库塘蓄水总量仅为43亿立方米。
持续3年的干旱让人们开始焦躁不安，越来越多的网友认为干旱原因中“人为”比例居重。比如野蛮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地下水枯竭；大量砍伐原始森林改种经济林破坏自然循环功能；畸形的库塘安全管理理念导致蓄水严重不足等等。
事实真的如此吗？肆虐云南3年的干旱是否都要归结为“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除去“人为”，还有什么导致了云南的久旱之年？
大旱曾导致滇池干涸
事实上，干旱在云南并不罕见，干旱天气其实是云南气候的一个特点，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云南自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便有水旱灾害的文字记载，记载较多的是明清时期和近代。
据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撰写的《云南天气灾害史料》记载，云南从元代开始有史料记载至今，平均每3年就是一个旱年，平均9年就出现一次大旱年。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764年大旱导致滇池干涸。
所谓的大旱年是指当年因受旱导致昆明或昆中以及滇南地区出现饥荒或赤地千里；春季收成大减或颗粒无收；两季连旱；受灾面积在250万亩（解放后）以上。
根据资料统计，公元1300年至1990年的691年间，云南共出现大小旱年211次，其中大旱年76次，小旱年135次；共出现单旱年183次，连旱两年10次，连旱3年1次，连旱5年1次。
大旱所导致的灾害后果触目惊心，如1597年巍山大旱就有“人多饥死”的记载；而1600年的寻甸大旱则称“大旱民饥，升米三钱”，到1601年的昆明大旱，已经是“夏秋不雨，民大饥”。在社会矛盾突显的明清时期，出现大旱之后，人民的生活甚至到了“冷突无烟处处村，榆皮刨尽到桑根”的惨景，灾民不得不卖儿求米，以求一餐温饱。
在云南旱灾史上，最为惊人的莫过于1764年大旱导致昆明滇池干涸。根据1779年记载：“这年发生大旱，连北部金沙江水都干涸。”
资料中记载距今较近的大旱年是1931年，“旱象持续了8个多月，连南部降水较多的地区也发生了旱灾，昆明这一年的全年降水只有568毫米，比正常年少将近一半……”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云南干旱的史料记载尤为详实，从1950年到1979年的30年中，大旱年总共出现了11年，也就是说，平均不到3年就是一个大旱年。而在这30年的大旱年中，1977年全省受旱面积竟高达2200万亩，而1971年受旱面积达2591.62万亩，仅粮食产量损失就达到了8亿余斤。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致使每年一般从11月份到来年5月份就是云南的旱季。近几十年来，云南大旱频繁出现，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昆明降雨最多的是1999年，降雨量达到1441毫米，而出现降水量偏少的分别是1987年（660毫米）、1988年（757毫米）、1989年（791毫米）、1992年（662毫米）、1993年（762毫米）。到2009年，全年降水量出现了最低值，仅为571毫米。
“春旱年年有”的西南
和云南一样，云贵高原和中国西南部的其他几个省份，其降水受到西南方向来的孟加拉湾季风影响，也特别容易发生春旱。
截至1949年，云贵高原有史料记录的有208个年份中发生过旱灾。春、夏两季是发生旱灾的主要时节，至今仍流传“春旱年年有”的谚语。从地域分布上看，云南和贵州西部旱灾以春旱为多，而夏旱多发生于贵州北部和南部地区。
在东汉以前，由于西南数省的开发比较晚，四川、云南的灾害记录，特别是旱灾记录很少，东汉末年曾经有全国性的大规模旱灾，但并无益州(云贵川)受灾的记录，这和当时的益州人口稀少，环境尚未被破坏，都江堰等水利工程抗旱有关。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也并非风调雨顺，1105～1210年、1466～1650年，1736～1980年间，都是旱灾多发期或者旱涝灾害交替发生期。
1937年的四川遭遇过一次严重旱灾，十个月不下雨。150个县里有141个受灾，灾民达到3500万人，其中至少有100万人饿死。在过去，旱灾往往同水灾和蝗灾并发，是杀人最多的灾荒，百姓们称之为“慢刀子”。一些幼儿因为没人愿意购买，又没有饭吃，被父母困在柴火堆里压秤，一斤合70文钱。绝望的饥民为了发泄愤怒，烧山求雨。
1978年的大规模旱灾除了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之外，也影响到了西南的云、贵、川三省，这场旱灾比1959年旱灾严重，但由于应对比较及时，没有灾民死亡的记录。
近年来，除云南省之外，2006年的重庆，也遭遇过接近于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
周边国家旱情严峻
放眼全球，云南的干旱也并非孤例。与云南地域气候相近的印度在2009年迎来了印度近30年来最为干旱的一年，全国雨季降水量只有历年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综合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持续的厄尔尼诺现象至今都在影响着亚洲的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区。
以稻米生产国越南为例，自2009年9月以来越南降水量大减，正遭受一百年以来最大旱灾。
每年的3月，即便是在越南最为干旱的年份，当红河的水位最低的时候，首都河内那些熟练的船手都可以轻松驾驶着平底船往来穿梭于这条商业河道。但是2010年，伴随着一场罕见的全国性干旱，紅河的水位也创下了历史最低，繁忙的商业河道失去了往日的熙熙攘攘，靠水灌溉的农民和航道那些船长一样心急如焚，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河水中裸露出的大片沙洲。
2010年红河水位最低值只有0.68米，这创下了红河1902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的传统粮仓。而2010年湄公河的水位也降到了20年最低，该地区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并不是缺水，而是由于湄公河缺水导致海水倒灌内陆地区达30公里，盐碱化成为三角洲地区更大的危机。
红河三角洲也面临相同的窘况。同样由于越南政府建有大坝，在这次持续多月的旱季早期及时向下游补水，有效帮助农民结束了春播工作。不过随着持续的高温干旱少雨，加之用电量连续攀升，大坝蓄水已只能勉强保障电力，无力再向下游补水。
云南的旱情发展进程，也与印度、越南干旱情况类似，只是发生时间稍有滞后。从气象角度来看，云南与印度、越南的气候一体化，均受印度洋季风、副热带高压、极地冷空气等综合影响。
（本刊综合）
受三年连旱和降雨严重不足影响，云南省已有273条中小河流断流、413座小型水库干涸，库塘蓄水总量仅为43亿立方米。
持续3年的干旱让人们开始焦躁不安，越来越多的网友认为干旱原因中“人为”比例居重。比如野蛮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地下水枯竭；大量砍伐原始森林改种经济林破坏自然循环功能；畸形的库塘安全管理理念导致蓄水严重不足等等。
事实真的如此吗？肆虐云南3年的干旱是否都要归结为“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除去“人为”，还有什么导致了云南的久旱之年？
大旱曾导致滇池干涸
事实上，干旱在云南并不罕见，干旱天气其实是云南气候的一个特点，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云南自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便有水旱灾害的文字记载，记载较多的是明清时期和近代。
据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撰写的《云南天气灾害史料》记载，云南从元代开始有史料记载至今，平均每3年就是一个旱年，平均9年就出现一次大旱年。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764年大旱导致滇池干涸。
所谓的大旱年是指当年因受旱导致昆明或昆中以及滇南地区出现饥荒或赤地千里；春季收成大减或颗粒无收；两季连旱；受灾面积在250万亩（解放后）以上。
根据资料统计，公元1300年至1990年的691年间，云南共出现大小旱年211次，其中大旱年76次，小旱年135次；共出现单旱年183次，连旱两年10次，连旱3年1次，连旱5年1次。
大旱所导致的灾害后果触目惊心，如1597年巍山大旱就有“人多饥死”的记载；而1600年的寻甸大旱则称“大旱民饥，升米三钱”，到1601年的昆明大旱，已经是“夏秋不雨，民大饥”。在社会矛盾突显的明清时期，出现大旱之后，人民的生活甚至到了“冷突无烟处处村，榆皮刨尽到桑根”的惨景，灾民不得不卖儿求米，以求一餐温饱。
在云南旱灾史上，最为惊人的莫过于1764年大旱导致昆明滇池干涸。根据1779年记载：“这年发生大旱，连北部金沙江水都干涸。”
资料中记载距今较近的大旱年是1931年，“旱象持续了8个多月，连南部降水较多的地区也发生了旱灾，昆明这一年的全年降水只有568毫米，比正常年少将近一半……”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云南干旱的史料记载尤为详实，从1950年到1979年的30年中，大旱年总共出现了11年，也就是说，平均不到3年就是一个大旱年。而在这30年的大旱年中，1977年全省受旱面积竟高达2200万亩，而1971年受旱面积达2591.62万亩，仅粮食产量损失就达到了8亿余斤。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致使每年一般从11月份到来年5月份就是云南的旱季。近几十年来，云南大旱频繁出现，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昆明降雨最多的是1999年，降雨量达到1441毫米，而出现降水量偏少的分别是1987年（660毫米）、1988年（757毫米）、1989年（791毫米）、1992年（662毫米）、1993年（762毫米）。到2009年，全年降水量出现了最低值，仅为571毫米。
“春旱年年有”的西南
和云南一样，云贵高原和中国西南部的其他几个省份，其降水受到西南方向来的孟加拉湾季风影响，也特别容易发生春旱。
截至1949年，云贵高原有史料记录的有208个年份中发生过旱灾。春、夏两季是发生旱灾的主要时节，至今仍流传“春旱年年有”的谚语。从地域分布上看，云南和贵州西部旱灾以春旱为多，而夏旱多发生于贵州北部和南部地区。
在东汉以前，由于西南数省的开发比较晚，四川、云南的灾害记录，特别是旱灾记录很少，东汉末年曾经有全国性的大规模旱灾，但并无益州(云贵川)受灾的记录，这和当时的益州人口稀少，环境尚未被破坏，都江堰等水利工程抗旱有关。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也并非风调雨顺，1105～1210年、1466～1650年，1736～1980年间，都是旱灾多发期或者旱涝灾害交替发生期。
1937年的四川遭遇过一次严重旱灾，十个月不下雨。150个县里有141个受灾，灾民达到3500万人，其中至少有100万人饿死。在过去，旱灾往往同水灾和蝗灾并发，是杀人最多的灾荒，百姓们称之为“慢刀子”。一些幼儿因为没人愿意购买，又没有饭吃，被父母困在柴火堆里压秤，一斤合70文钱。绝望的饥民为了发泄愤怒，烧山求雨。
1978年的大规模旱灾除了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之外，也影响到了西南的云、贵、川三省，这场旱灾比1959年旱灾严重，但由于应对比较及时，没有灾民死亡的记录。
近年来，除云南省之外，2006年的重庆，也遭遇过接近于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
周边国家旱情严峻
放眼全球，云南的干旱也并非孤例。与云南地域气候相近的印度在2009年迎来了印度近30年来最为干旱的一年，全国雨季降水量只有历年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综合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持续的厄尔尼诺现象至今都在影响着亚洲的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区。
以稻米生产国越南为例，自2009年9月以来越南降水量大减，正遭受一百年以来最大旱灾。
每年的3月，即便是在越南最为干旱的年份，当红河的水位最低的时候，首都河内那些熟练的船手都可以轻松驾驶着平底船往来穿梭于这条商业河道。但是2010年，伴随着一场罕见的全国性干旱，紅河的水位也创下了历史最低，繁忙的商业河道失去了往日的熙熙攘攘，靠水灌溉的农民和航道那些船长一样心急如焚，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河水中裸露出的大片沙洲。
2010年红河水位最低值只有0.68米，这创下了红河1902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的传统粮仓。而2010年湄公河的水位也降到了20年最低，该地区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并不是缺水，而是由于湄公河缺水导致海水倒灌内陆地区达30公里，盐碱化成为三角洲地区更大的危机。
红河三角洲也面临相同的窘况。同样由于越南政府建有大坝，在这次持续多月的旱季早期及时向下游补水，有效帮助农民结束了春播工作。不过随着持续的高温干旱少雨，加之用电量连续攀升，大坝蓄水已只能勉强保障电力，无力再向下游补水。
云南的旱情发展进程，也与印度、越南干旱情况类似，只是发生时间稍有滞后。从气象角度来看，云南与印度、越南的气候一体化，均受印度洋季风、副热带高压、极地冷空气等综合影响。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