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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丈夫》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乡下丈夫进城探妻的故事，作者借文中丈夫乡下人的眼光和体验，向我们传达出其对城乡生活的复杂态度。
丈夫们普遍把妻子送进城靠出卖肉体来谋生活，正因为城市里有着乡下所未有的契机和利益：“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在单纯朴实的乡下人看来，这样的“生意”实在是划算。城市让乡下人既惊又喜，城市里有乡下人如何勤省耐劳都赶不及的来钱门路，有乡下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吃喝玩意儿。
丈夫进城，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对这城市的人事都带了几分惊讶和羡慕。见到妻子后，吃惊是常有的事，女人城里人的派头让他惊讶；城里才有的“哈德门”香烟代替了从前不离身的短烟袋，他感到新鲜有趣味；自然还有那“三元宫”的夜戏，“四海春”的清茶，“满天红”的荤油包子，大街上的灯同城市中的人等着他去一一回味。有一次，丈夫为着妻子陪客的事情不快，妻子抽空爬回后舱，记得他欢喜吃糖的习惯而塞给他一块糖，这时的丈夫“把糖含在口里，正像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媳妇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来自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是女人，女人还不完全忘记乡下，不完全忘记他的喜好，他做丈夫的名分还在；另一方面则因他深知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全靠这女人来取得。还有一次，丈夫因烧湿柴不得，加上受人羞辱，愤怒之下要回家时，在街尾遇到女人同五多买了他“做梦也不曾遇到的一个好家伙”——一把崭新的胡琴，这是在乡下花一块钱还恐怕买不到的好东西，看到那把特别买来给他的琴，丈夫不再坚持回家，拉着妻子从城里买的琴，丈夫“快乐的微笑了”，到了晚上，拉琴人竟在熱闹中“心上开了花”。城里的物质生活让他欢喜，城里的人物在乡下人看来，也是极尊贵的：“到了晚上，来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筒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那洪大而含糊的声音，那势派，都使这做丈夫的想起了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他羡慕城里人的丰采言谈和阔绰，他称水保是“大汉子”“伟人”“都督的派头”“省长的身份”“老七的财神”，凡是来找老七的客人，在丈夫看来都不可怠慢，每次都赔了小心往后舱钻，因为这些人有钱，有钱就能带给妻子收入，日子就会好过，这乡下人的想法如此简单朴实，这乡下人为城市的繁华和阔绰所迷惑，认为是找到了一条谋生的好出路，得了城市的利益好处，却早已失了丈夫的尊严，空留一个“汉子”的虚名，沈从文笔下向来淳朴忠厚的乡下人此处便更多了几分讽刺意味。更可悲的是，“这样丈夫在黄庄多着！”这种事也是极其平常的事，人人都已习惯，但从来如此，便对么？因为习惯就接受，因为金钱就妥协，道德和人性正在缺失，一个丈夫起码的尊严和权利消失殆尽，这是何等的悲凉。沈从文正是看到了城市生活的优越处，也看到了这种诱惑下乡下人的精神危机，才使得这篇《丈夫》给人以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一定程度上，丈夫作为实在乡下人的身份，同在城市中的妻子，大娘，五多，水保等各色被城市异化或纯粹的城市人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人际局面，乡下人进城，这两种异质文化的产物，必定生发出碰撞和交流，然而这种交流始终是不平等和格格不入的。
乡下人来到城市探妻，身边人都以城市人的眼光对待他，把他当小七的远亲客客气气地待着，丈夫自己也似乎忘记同女人的夫妻关系，“像访远亲一样”，见了妻子，妻子竟也变得城里太太一般，没了乡下媳妇的羞涩，这让乡下人感到一种隔阂，直到女人“问起钱，问起家乡圈养的猪，这做丈夫的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份，并不在这船上失去，看出这城里奶奶还不完全忘记乡下，胆子大了一点，慢慢的摸出烟管同火镰。”妻子很清楚丈夫的这种乡下人的呆相，船上的大娘，小五多，水保……这些城里人，自然能明白这乡下人的手足无措，他们也只把他当乡下人来看待，大娘像招待远来的亲戚一般招呼他，水保初见他，便知他的种田人身份，取了“做父亲的和平样子”同他谈话，没有谁把他当一个女人的丈夫来看待，他们认为他是乡下人，而不是丈夫。就连女人自己，她沾染的城市习气让丈夫倍感不适，俗语常说，家里有女人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家，然而，丈夫只感到“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夫妻分别已久，却没有一点相聚的喜悦和亲近。
乡下来的丈夫畏头畏尾，恐怕开罪了这些城里人，他自知身份的不同，却想在城市中寻求一点安慰，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水保，这个城里有声望的大人物竟同他聊起了乡下事，这让这个乡下人感到了同情，于是他“凡是预备到同自己媳妇在枕边诉说的各样事情，这时得了一个好机会，都拿来同水保谈着。”他渴望水保懂他的乡下故事，渴望得到城里人的身份认同，然而，水保对于他的乡下事并不懂，也不想明白。他想融入城市，但遭到拒绝，身边时刻有人提醒他作为“异质”的存在：“姐夫是乡下人，只会烧松香”“老七的汉子，才从乡下来走亲戚。”于是这乡下人也只觉得自己就是乡下人，忘却了做丈夫的基本权利，来客可以随时同小七在前舱取乐，这做丈夫的却得因为巡官要来而压制自己的欲望，明明是自己的妻子，却要被所谓的“朋友”占有。丈夫成了被阉割的男性，名存实亡，剩下的只是乡下人的愚钝和麻木。
由此，我们看到，沈从文试图找到一条融合乡下和城市异质文化的理想道路，却终无结果，一方面，乡下人渴望都市丰富的物质享受，然而乡下人的气质始终不为城市所接受，沈从文自觉到两者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沈从文也看到乡下人所特有的纯美品德和人性正在为城市所异化，因此，沈从文对城乡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赤子才会有的深刻思考呢？
作者简介：
孙卓（1992—），女，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丈夫们普遍把妻子送进城靠出卖肉体来谋生活，正因为城市里有着乡下所未有的契机和利益：“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在单纯朴实的乡下人看来，这样的“生意”实在是划算。城市让乡下人既惊又喜，城市里有乡下人如何勤省耐劳都赶不及的来钱门路，有乡下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吃喝玩意儿。
丈夫进城，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对这城市的人事都带了几分惊讶和羡慕。见到妻子后，吃惊是常有的事，女人城里人的派头让他惊讶；城里才有的“哈德门”香烟代替了从前不离身的短烟袋，他感到新鲜有趣味；自然还有那“三元宫”的夜戏，“四海春”的清茶，“满天红”的荤油包子，大街上的灯同城市中的人等着他去一一回味。有一次，丈夫为着妻子陪客的事情不快，妻子抽空爬回后舱，记得他欢喜吃糖的习惯而塞给他一块糖，这时的丈夫“把糖含在口里，正像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媳妇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来自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是女人，女人还不完全忘记乡下，不完全忘记他的喜好，他做丈夫的名分还在；另一方面则因他深知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全靠这女人来取得。还有一次，丈夫因烧湿柴不得，加上受人羞辱，愤怒之下要回家时，在街尾遇到女人同五多买了他“做梦也不曾遇到的一个好家伙”——一把崭新的胡琴，这是在乡下花一块钱还恐怕买不到的好东西，看到那把特别买来给他的琴，丈夫不再坚持回家，拉着妻子从城里买的琴，丈夫“快乐的微笑了”，到了晚上，拉琴人竟在熱闹中“心上开了花”。城里的物质生活让他欢喜，城里的人物在乡下人看来，也是极尊贵的：“到了晚上，来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筒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那洪大而含糊的声音，那势派，都使这做丈夫的想起了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他羡慕城里人的丰采言谈和阔绰，他称水保是“大汉子”“伟人”“都督的派头”“省长的身份”“老七的财神”，凡是来找老七的客人，在丈夫看来都不可怠慢，每次都赔了小心往后舱钻，因为这些人有钱，有钱就能带给妻子收入，日子就会好过，这乡下人的想法如此简单朴实，这乡下人为城市的繁华和阔绰所迷惑，认为是找到了一条谋生的好出路，得了城市的利益好处，却早已失了丈夫的尊严，空留一个“汉子”的虚名，沈从文笔下向来淳朴忠厚的乡下人此处便更多了几分讽刺意味。更可悲的是，“这样丈夫在黄庄多着！”这种事也是极其平常的事，人人都已习惯，但从来如此，便对么？因为习惯就接受，因为金钱就妥协，道德和人性正在缺失，一个丈夫起码的尊严和权利消失殆尽，这是何等的悲凉。沈从文正是看到了城市生活的优越处，也看到了这种诱惑下乡下人的精神危机，才使得这篇《丈夫》给人以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一定程度上，丈夫作为实在乡下人的身份，同在城市中的妻子，大娘，五多，水保等各色被城市异化或纯粹的城市人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人际局面，乡下人进城，这两种异质文化的产物，必定生发出碰撞和交流，然而这种交流始终是不平等和格格不入的。
乡下人来到城市探妻，身边人都以城市人的眼光对待他，把他当小七的远亲客客气气地待着，丈夫自己也似乎忘记同女人的夫妻关系，“像访远亲一样”，见了妻子，妻子竟也变得城里太太一般，没了乡下媳妇的羞涩，这让乡下人感到一种隔阂，直到女人“问起钱，问起家乡圈养的猪，这做丈夫的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份，并不在这船上失去，看出这城里奶奶还不完全忘记乡下，胆子大了一点，慢慢的摸出烟管同火镰。”妻子很清楚丈夫的这种乡下人的呆相，船上的大娘，小五多，水保……这些城里人，自然能明白这乡下人的手足无措，他们也只把他当乡下人来看待，大娘像招待远来的亲戚一般招呼他，水保初见他，便知他的种田人身份，取了“做父亲的和平样子”同他谈话，没有谁把他当一个女人的丈夫来看待，他们认为他是乡下人，而不是丈夫。就连女人自己，她沾染的城市习气让丈夫倍感不适，俗语常说，家里有女人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家，然而，丈夫只感到“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夫妻分别已久，却没有一点相聚的喜悦和亲近。
乡下来的丈夫畏头畏尾，恐怕开罪了这些城里人，他自知身份的不同，却想在城市中寻求一点安慰，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水保，这个城里有声望的大人物竟同他聊起了乡下事，这让这个乡下人感到了同情，于是他“凡是预备到同自己媳妇在枕边诉说的各样事情，这时得了一个好机会，都拿来同水保谈着。”他渴望水保懂他的乡下故事，渴望得到城里人的身份认同，然而，水保对于他的乡下事并不懂，也不想明白。他想融入城市，但遭到拒绝，身边时刻有人提醒他作为“异质”的存在：“姐夫是乡下人，只会烧松香”“老七的汉子，才从乡下来走亲戚。”于是这乡下人也只觉得自己就是乡下人，忘却了做丈夫的基本权利，来客可以随时同小七在前舱取乐，这做丈夫的却得因为巡官要来而压制自己的欲望，明明是自己的妻子，却要被所谓的“朋友”占有。丈夫成了被阉割的男性，名存实亡，剩下的只是乡下人的愚钝和麻木。
由此，我们看到，沈从文试图找到一条融合乡下和城市异质文化的理想道路，却终无结果，一方面，乡下人渴望都市丰富的物质享受，然而乡下人的气质始终不为城市所接受，沈从文自觉到两者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沈从文也看到乡下人所特有的纯美品德和人性正在为城市所异化，因此，沈从文对城乡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赤子才会有的深刻思考呢？
作者简介：
孙卓（1992—），女，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