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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一个思想家思想的建立都必然会有一个“先在”的认知图式，它是思想家思想体系建构的一个先在的基础和基本单元。本文引入皮亚杰的图式理论来分析墨学衰微的一种原因。本文认为墨子在其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顺应机制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这就使主体不能对新事物、新现象作出正确的认识，从而造成思想的封闭和保守，最后造成了墨学的衰微。
关键词： 认知图式 墨学 衰微
关于墨学衰微的原因是墨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问题。因此关于墨学衰徽的原因的说法就有很多种。其中有其理论不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国家的需要的原因，也有其理论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所不容的原因，更有其理论内部自相矛盾的原因，等等。应当说，墨学衰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成为唯一的原因，本文仅探讨墨学衰微的主体先在认知图式原因。
正如墨学“十论”之一的“非乐”之“非”一样，墨子思想各要素，否定的因素较多，其基本的精神较多的体现为“无”和“非”，如节用、节葬、非乐、非攻、非命等，皆是从否定意义上对儒学的和西周以来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解构。这种解构是伴随着墨子的先在认知图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图式”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皮亚杰看来，“图式（scheme）是指动作的结构或组织，这些动作在同样或类似的环境中由于重复而引起迁移或概括。”①这个定义表述得比较晦涩、抽象，难以具体领会。实际上，图式就是主体所具有的对外界信息进行接收和加工的一种动态性的认识结构。在对认知图式的研究中，皮亚杰曾提出过著名的“同化一顺应”理论，用以解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具体化，这一理论被称为是在认知图式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主体通过“认知图式”这个中介去“同化”或“顺应”客体信息，从而产生认识。所谓同化，是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①或为“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就存在的结构之中”，②即把外界的信息纳入到原有图式中来，使原有图式不断巩固和扩大的过程；所谓顺应，则是“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①就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图式再不能同化新的信息，而必须经过调整建立新的图式的过程。皮亚杰认为，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的过程。一个方面，在活动的基础上，主体通过自身的内在的认知图式对外界的事物进行选择和过滤，不断地同化和改造外部世界，建构客体；另一方面，当主体的图式不能顺利地同化客体时，主体必须建立新的图式或调整原有的图式，从而引起主体图式质的变化，建构主体。主客体的双向建构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来完成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同化”和“顺应”互补的双向作用过程。这一过程使“认知图式”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建构，从比较简单的“图式”发展到更为复杂的“图式”。皮亚杰还认为，人类最初仅有一些遗传得到的本能的“图式”，如吸吮动作，抓握等，这是一种低级的“行为图式”，这种“图式”通过同化、顺应，逐渐向越来越高的新“图式”发展。
同化与顺应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同时，同化与顺应也是相互渗透的。“同化和顺应不是两个独立的机能，而是适应的两种机能的极点，它们彼此对立。……但是，必须永远记住，如果没有相应的顺应，如果没有同化与适应相应的那一部分，就不可能把任何东西同化于有机体及其结构作用。”③“没有顺应就没有同化。没有同化，同时也就没有顺应。”④只有同化没有顺应，认识就会凝固；只有顺应没有同化，认识就会成为简单的模仿。同化和顺应是相互作用的两极，其中每一方都不能离开他方而独立存在，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无论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还是认识的高级阶段，都是如此。
主体的认知图式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过滤网。当主体认识客体、摄取客体信息时，客体的信息必然要受到认知图式这张网的筛选。那些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就被接受下来，而那些不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就被拒绝或排斥掉。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图式，即使感官接触到这一事物，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经过主体认知图式筛选和设定的客体的信息往往是零散杂乱的，需要主体对其进行加工整理。而这种加工整理过程也必然受到主体认知图式的影响。由于认知图式的介入，主体对客体信息的加工整理就不是一个单纯整理的过程，而是主体提取存储于自己头脑中的内部信息，把内部信息外加到外部信息上，用内部信息处理外部信息的整合过程。主体认知图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方式，就是主体赋予客观对象以意义的系统。主体的认知图式的不同，所能理解和同化的客体对象也不同。因为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体的认知图式的某种理解，才能进入主体的认识领域。主体认知图式的不同，所能理解的客体的深度或层次也不同，对客体信息理解的角度也不同，所赋予的意义也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同一部《红楼梦》，经学看到了《易》，道学家看到了淫，才子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闺秘事”。⑤此外，主体还可以在有限的客体信息之上，依据自身的认识图式，对客体事物作出假设和预测，形成关于客体的超前认识。
认识图式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内容也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然而认识图式一经形成就带有稳定性，特别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等因素一经形成就不易更改。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因为图式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要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而不是封闭的、僵死的、绝对不变的图式。它是呈螺旋式上升的，一旦图式与外界的交流达到一定的水平，图式的各因素或某一主要因素如世界观、价值观或情感等由量变达到了质变，图式的稳定性将被打破，这将引起图式结构的重组和功能的调整，新的图式应运而生。其实，图式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解构——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因图式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思想因而获得不同的意义。
墨子曾经学习儒学。《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对于墨子而言，孔子既是他学习的对象，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墨子出于儒而反儒，墨子思想是对孔子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否定，而这个否定的体系正和原来的结构形成了互补，后来者把它们汇集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结构，并走向否定“否定者”。通常认为，后一个否定的任务是由儒家后学如孟子、荀子等在儒学的框架下来完成的。实际上，这个任务是墨家和儒家共同完成的，因为墨子认知图式的发展己经孕育了否定其思想自身的因素，这与墨子认知图式的消极作用相关联。图式既是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认识就不是客体在主体大脑中的机械复制、原样照录，而是主体通过图式的原信息与客体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可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消极的方向发展。客体向主体发出的信息是纷繁复杂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潜藏在这纷繁复杂的信息之中。主体必须通过认识图式把相符合的信息纳入进来，并运用图式的所有功能对客体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通过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想象等思维方法，撇开事物外在的、偶然的、次要的因素，抽取其中内在的、必然的、次要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主体认识图式能够使人们从偶然到必然，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而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这就是主体认识图式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功能。而图式的消极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可能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和思维方式的刻板、僵化。认识图式具有选择功能，主体总是同化、吸收那些与自身相符合的客体信息，而与它不相符合的东西往往被拒绝或排斥。一些新事物、新现象，起初与人们的认识图式是不相符合，格格不入的。如果主体图式的顺应机制失灵，图式不能主动地调整或创立新图式去适应新事物、新现象，那么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往往就会被主体置于一旁。这就使主体不能对新事物、新现象作出正确的认识，从而造成思想的封闭和保守。
墨子的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顺应机制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这表现在很多例子当中，现姑且举两个例子说明：一是墨子十论之一的“非攻”思想。“非攻”即是禁止侵略别国的不义战争的发生。战国后期，诸侯各国的争战进行到了白日化的程度，最后，秦国通过战争统一了六国。秦国的统一战争从“义”的角度来看，也是符合墨家的义战的观念的，如果把六国的统治视为不义的政治，残暴的统治，那么秦国的战争就是义战了。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完成，通过战争手段最后完成了“非攻”的理想，非攻思想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后期墨者没有启动其图式的顺应机制对这一失去了原本意义的思想做进一步的整合，终于使其稳固的“十论”大厦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支柱。
另外，因为在图式对信息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中，主体图式结构中的各要素（知识、价值观、情感、意志等）都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而这些主体因素对人们认识的影响是内在的、看不到的、摸不着。这些主体因素对人们认识的影响有时能意识到，有时以潜意识形式影响认识。所以，主体因素对认识的影响往往要通过认识的结果才能被发现。因此，我们从孟胜——墨家第一任巨子的行事来看其认知图式的构成。《吕氏春秋·上德》载：“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於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於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於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於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於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胜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於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孟胜确实有超出常人的地方，他遵循着一种超越自我的“大义”，故往往赢得后人的赞誉，但问题也在这里——孟胜之义与墨子之义是否一致?据《吕氏春秋·上德》所记，孟胜是因“攻吴起”一事而获罪。当时吴起为楚相国，得罪了楚国贵族。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起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舍身以取义，是因为他怀着一副救世爱人的慈悲心肠，而孟胜其实成了楚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与阳城君是亦师、亦友、亦臣的关系，阳城君“令守于国”，他就因为守不住这个“国”而自杀谢罪（或抵抗至死）。从他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刺客、游侠的某些高贵品质，然墨家与游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一点学界已成共识，因此孟胜已有偏离墨家轨道之嫌。墨子说过：“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不为。”（《墨子·贵义》⑥）《墨子·兼爱下》说：“兼即仁矣、义矣。”在墨子看来，真正的“仁”“义”，就是要兼爱天下，为天下人谋福利，所以他可以远赴千里止楚攻宋，但绝不会为孟胜之所为，因为这样做根本无益于百姓。因为巨子的无上权威，一百八十余名弟子也随之慷慨就义，这支常备军的全军覆没，无疑令墨家的实力与地位大打折扣。孟胜与众弟子之死壮则壮矣，却不得其所，或许可以这样说：孟胜与众弟子之死是“忠义”的高峰，却不是“兼爱”与“仁义”的高峰；孟胜可算一个高义的侠士，却不能说是一个能行墨家之义的巨子。孟胜作为墨家的巨子，应该是秉承墨子的思想的，其认知图式应该是墨子认知图式的自然演变，但我们从其行事风格上看，他没能把他所遇到的新信息通过顺应机制整合到原来的认知图式中，从而导致思想的封闭和保守。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认为：墨子的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顺应机制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这是墨学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儿童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7、7.
②［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铀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
③［瑞士］皮亚杰著.尚新建译.生物学与认识［M］.三联书店，1989：168.
④左仁侠、李其维主编.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0.
⑤鲁迅.鲁迅全集（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⑥本文所引《墨子》篇目均出自孙诒让.墨子间估［M］.中华书局，1954年版.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2005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认知图式 墨学 衰微
关于墨学衰微的原因是墨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问题。因此关于墨学衰徽的原因的说法就有很多种。其中有其理论不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国家的需要的原因，也有其理论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所不容的原因，更有其理论内部自相矛盾的原因，等等。应当说，墨学衰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成为唯一的原因，本文仅探讨墨学衰微的主体先在认知图式原因。
正如墨学“十论”之一的“非乐”之“非”一样，墨子思想各要素，否定的因素较多，其基本的精神较多的体现为“无”和“非”，如节用、节葬、非乐、非攻、非命等，皆是从否定意义上对儒学的和西周以来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解构。这种解构是伴随着墨子的先在认知图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图式”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皮亚杰看来，“图式（scheme）是指动作的结构或组织，这些动作在同样或类似的环境中由于重复而引起迁移或概括。”①这个定义表述得比较晦涩、抽象，难以具体领会。实际上，图式就是主体所具有的对外界信息进行接收和加工的一种动态性的认识结构。在对认知图式的研究中，皮亚杰曾提出过著名的“同化一顺应”理论，用以解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具体化，这一理论被称为是在认知图式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主体通过“认知图式”这个中介去“同化”或“顺应”客体信息，从而产生认识。所谓同化，是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①或为“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就存在的结构之中”，②即把外界的信息纳入到原有图式中来，使原有图式不断巩固和扩大的过程；所谓顺应，则是“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①就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图式再不能同化新的信息，而必须经过调整建立新的图式的过程。皮亚杰认为，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的过程。一个方面，在活动的基础上，主体通过自身的内在的认知图式对外界的事物进行选择和过滤，不断地同化和改造外部世界，建构客体；另一方面，当主体的图式不能顺利地同化客体时，主体必须建立新的图式或调整原有的图式，从而引起主体图式质的变化，建构主体。主客体的双向建构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来完成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同化”和“顺应”互补的双向作用过程。这一过程使“认知图式”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建构，从比较简单的“图式”发展到更为复杂的“图式”。皮亚杰还认为，人类最初仅有一些遗传得到的本能的“图式”，如吸吮动作，抓握等，这是一种低级的“行为图式”，这种“图式”通过同化、顺应，逐渐向越来越高的新“图式”发展。
同化与顺应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同时，同化与顺应也是相互渗透的。“同化和顺应不是两个独立的机能，而是适应的两种机能的极点，它们彼此对立。……但是，必须永远记住，如果没有相应的顺应，如果没有同化与适应相应的那一部分，就不可能把任何东西同化于有机体及其结构作用。”③“没有顺应就没有同化。没有同化，同时也就没有顺应。”④只有同化没有顺应，认识就会凝固；只有顺应没有同化，认识就会成为简单的模仿。同化和顺应是相互作用的两极，其中每一方都不能离开他方而独立存在，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无论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还是认识的高级阶段，都是如此。
主体的认知图式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过滤网。当主体认识客体、摄取客体信息时，客体的信息必然要受到认知图式这张网的筛选。那些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就被接受下来，而那些不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就被拒绝或排斥掉。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图式，即使感官接触到这一事物，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经过主体认知图式筛选和设定的客体的信息往往是零散杂乱的，需要主体对其进行加工整理。而这种加工整理过程也必然受到主体认知图式的影响。由于认知图式的介入，主体对客体信息的加工整理就不是一个单纯整理的过程，而是主体提取存储于自己头脑中的内部信息，把内部信息外加到外部信息上，用内部信息处理外部信息的整合过程。主体认知图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方式，就是主体赋予客观对象以意义的系统。主体的认知图式的不同，所能理解和同化的客体对象也不同。因为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体的认知图式的某种理解，才能进入主体的认识领域。主体认知图式的不同，所能理解的客体的深度或层次也不同，对客体信息理解的角度也不同，所赋予的意义也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同一部《红楼梦》，经学看到了《易》，道学家看到了淫，才子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闺秘事”。⑤此外，主体还可以在有限的客体信息之上，依据自身的认识图式，对客体事物作出假设和预测，形成关于客体的超前认识。
认识图式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内容也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然而认识图式一经形成就带有稳定性，特别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等因素一经形成就不易更改。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因为图式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要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而不是封闭的、僵死的、绝对不变的图式。它是呈螺旋式上升的，一旦图式与外界的交流达到一定的水平，图式的各因素或某一主要因素如世界观、价值观或情感等由量变达到了质变，图式的稳定性将被打破，这将引起图式结构的重组和功能的调整，新的图式应运而生。其实，图式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解构——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因图式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思想因而获得不同的意义。
墨子曾经学习儒学。《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对于墨子而言，孔子既是他学习的对象，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墨子出于儒而反儒，墨子思想是对孔子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否定，而这个否定的体系正和原来的结构形成了互补，后来者把它们汇集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结构，并走向否定“否定者”。通常认为，后一个否定的任务是由儒家后学如孟子、荀子等在儒学的框架下来完成的。实际上，这个任务是墨家和儒家共同完成的，因为墨子认知图式的发展己经孕育了否定其思想自身的因素，这与墨子认知图式的消极作用相关联。图式既是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认识就不是客体在主体大脑中的机械复制、原样照录，而是主体通过图式的原信息与客体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可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消极的方向发展。客体向主体发出的信息是纷繁复杂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潜藏在这纷繁复杂的信息之中。主体必须通过认识图式把相符合的信息纳入进来，并运用图式的所有功能对客体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通过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想象等思维方法，撇开事物外在的、偶然的、次要的因素，抽取其中内在的、必然的、次要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主体认识图式能够使人们从偶然到必然，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而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这就是主体认识图式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功能。而图式的消极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可能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和思维方式的刻板、僵化。认识图式具有选择功能，主体总是同化、吸收那些与自身相符合的客体信息，而与它不相符合的东西往往被拒绝或排斥。一些新事物、新现象，起初与人们的认识图式是不相符合，格格不入的。如果主体图式的顺应机制失灵，图式不能主动地调整或创立新图式去适应新事物、新现象，那么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往往就会被主体置于一旁。这就使主体不能对新事物、新现象作出正确的认识，从而造成思想的封闭和保守。
墨子的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顺应机制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这表现在很多例子当中，现姑且举两个例子说明：一是墨子十论之一的“非攻”思想。“非攻”即是禁止侵略别国的不义战争的发生。战国后期，诸侯各国的争战进行到了白日化的程度，最后，秦国通过战争统一了六国。秦国的统一战争从“义”的角度来看，也是符合墨家的义战的观念的，如果把六国的统治视为不义的政治，残暴的统治，那么秦国的战争就是义战了。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完成，通过战争手段最后完成了“非攻”的理想，非攻思想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后期墨者没有启动其图式的顺应机制对这一失去了原本意义的思想做进一步的整合，终于使其稳固的“十论”大厦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支柱。
另外，因为在图式对信息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中，主体图式结构中的各要素（知识、价值观、情感、意志等）都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而这些主体因素对人们认识的影响是内在的、看不到的、摸不着。这些主体因素对人们认识的影响有时能意识到，有时以潜意识形式影响认识。所以，主体因素对认识的影响往往要通过认识的结果才能被发现。因此，我们从孟胜——墨家第一任巨子的行事来看其认知图式的构成。《吕氏春秋·上德》载：“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於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於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於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於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於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胜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於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孟胜确实有超出常人的地方，他遵循着一种超越自我的“大义”，故往往赢得后人的赞誉，但问题也在这里——孟胜之义与墨子之义是否一致?据《吕氏春秋·上德》所记，孟胜是因“攻吴起”一事而获罪。当时吴起为楚相国，得罪了楚国贵族。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起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舍身以取义，是因为他怀着一副救世爱人的慈悲心肠，而孟胜其实成了楚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与阳城君是亦师、亦友、亦臣的关系，阳城君“令守于国”，他就因为守不住这个“国”而自杀谢罪（或抵抗至死）。从他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刺客、游侠的某些高贵品质，然墨家与游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一点学界已成共识，因此孟胜已有偏离墨家轨道之嫌。墨子说过：“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不为。”（《墨子·贵义》⑥）《墨子·兼爱下》说：“兼即仁矣、义矣。”在墨子看来，真正的“仁”“义”，就是要兼爱天下，为天下人谋福利，所以他可以远赴千里止楚攻宋，但绝不会为孟胜之所为，因为这样做根本无益于百姓。因为巨子的无上权威，一百八十余名弟子也随之慷慨就义，这支常备军的全军覆没，无疑令墨家的实力与地位大打折扣。孟胜与众弟子之死壮则壮矣，却不得其所，或许可以这样说：孟胜与众弟子之死是“忠义”的高峰，却不是“兼爱”与“仁义”的高峰；孟胜可算一个高义的侠士，却不能说是一个能行墨家之义的巨子。孟胜作为墨家的巨子，应该是秉承墨子的思想的，其认知图式应该是墨子认知图式的自然演变，但我们从其行事风格上看，他没能把他所遇到的新信息通过顺应机制整合到原来的认知图式中，从而导致思想的封闭和保守。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认为：墨子的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顺应机制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这是墨学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儿童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7、7.
②［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铀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
③［瑞士］皮亚杰著.尚新建译.生物学与认识［M］.三联书店，1989：168.
④左仁侠、李其维主编.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0.
⑤鲁迅.鲁迅全集（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⑥本文所引《墨子》篇目均出自孙诒让.墨子间估［M］.中华书局，1954年版.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2005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