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如此，词又何尝不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呢？我们若能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地援引诗词，将诗情、诗景，诗事，诗史一一还原，勾勒出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么，对于学生感悟历史将大有裨益。下面我就以“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改革”一课为例，谈谈诗词在“王安石变法”中的运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宋朝是相对较弱的朝代。按说不应该这样。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职业军人出身，靠军功起家。《宋史》上说他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属一流，宋人称其为“艺祖”。做了皇帝以后，赵匡胤也始终将军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硙、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可纵使这样，北宋在对辽与西夏的战争中，却从未取得过实质性的胜利。数次的军事败绩，让宋朝皇帝日渐倾向于和谈。公元1004年，北宋第三个皇帝宋真宗赵恒在澶州与辽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北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谓之“岁币”。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北宋以“岁币”购得了和平，但也因此开了“岁币”之滥觞。公元1044年，宋夏和议，夏国主名义上以臣事宋，宋则每年“赐”夏绢银茶叶共计25.5万两。从此，“岁币”成为加诸在北宋身上一道永不弥合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库日渐入不敷出，形成“积贫”局面。
　　这里必须作说明的是，“岁币”并非是造成北宋“积贫”的唯一因素。从兵制上讲，北宋是一个募兵制国家，且没有退役一说。一个士兵募了来，国家一直要养他到六十岁，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年复一年，兵愈养愈多。据史料记载，宋仁宗时期军队数量已达一百二十万。而在宋辽、宋夏和议之后，边境已无仗可打，士兵们无所事事，反而容易滋生事端，故北宋政府又不得不时时加以优抚。由冗兵产生的冗费，相对于“岁币”来讲，更是数目之大宗。北宋负担一年重于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至死也没能拗过这个弯来。
　　王安石变法便是出现在北宋“积贫”“积弱”的背景之下。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当时他年方十八岁，颇有少年天子革旧布新之志。聽闻欧阳修荐举，便将王安石从“判江宁府”任上调为翰林学士。初到御前，君臣之间就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两人皆以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即以经济力量来充实军备和防务。因为两人都有富国强兵的想法，因之一见如故。公元1069年，宋神宗擢升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地位相当于副相，专务“经画邦计”。而此时距离王安石上调京师任翰林学士，不过只有一年的时间。擢升速度之快，足见宋神宗求治之切，对王安石倚重之深。
　　王安石亦不负君之所托。在他的主持下，新法陆续推出。概而言之，一曰富国之法，一曰强兵之法，一曰取士之法。我们中学教材在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是将变法措施一一罗列，学生读来，未免觉得理论性太强，乏味可陈。这时，我们不妨引用一首王安石的诗歌《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百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这首诗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是王安石有感于时事而作。诗的开篇，即点明此诗的写作对象是河北民。他们毗邻辽夏而居，饱受边患之苦。接下来，王安石选取了一组典型材料，来说明河北民的“长苦辛”：首先是赋税之苦，“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句诗暗含了王安石对北宋王朝苟安政策的不满。其次是饥馑加徭役之苦，“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第三是流亡之苦，“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不只是河北民，还有河南民。“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在这里，王安石以夸张的手笔续写百姓之苦，让人印象深刻。诗的最后，王安石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贞观时代的向往，“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通过这首诗，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王安石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和关心。这或许得益于他的地方官经历。若不是曾经先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等地为官，王安石不会将民生看得如此真切。王安石既以百姓之苦为苦，故他在制定新法时，在如何理财的问题上，尽可能地做到既减百姓赋税之重，又为国家开财源。那么他是如何做的呢？下面才对学生展开课文。
　　通过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措施，王安石希望达到“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宋神宗也认为此法可行。所以当有反对派站出来反对新法时，宋神宗一律加以贬斥或遣退。
　　此后，又有强兵之法陆续颁布，如保甲法，将兵法。可是各种批评反对之声依旧甚嚣尘上。变法阻力之大，王安石也为之苦恼不已。为了深化学生对变法艰难的认识，不妨举一首王安石的《明妃曲》兹做例证：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首诗是王安石借咏明妃之事来抒今日之怀。只是，王安石为明妃而叹，又何尝不是为自己而叹。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期间，朝中大概只有韩绛、吕惠卿等人能与他合作，其他官员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文彦博、富弼、吕公著等都反对。想来王安石心中也是痛苦的吧。能怎么办呢？为了增强改革派的力量，王安石着手整顿太学，重新编撰教科书，力图把学校变成为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
　　究竟经王安石改革之后的取士之法，是否为他准备了一批“相知之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确实产生出不少的问题。例如青苗法，有些县官直接将贷款整数交给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秋后连本带利归还，这就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另外，放债的资金来自仓储，原为赈灾之用。有的县因缺乏仓储，分文未贷，但在一体贷款追息的要求下，县令不得不在田赋上附加，以抵作向上级缴纳的利息。方田均税法，在操作起来十分麻烦。例如公元1082年，开封府报告每年测量只及于两县，全府19县须十年才能测量完毕，更不要说全国的土地了。市易法，由官员亲自督卖商品，“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诸如此类，变法越来越艰难。公元1074年，宋神宗迫于众议，将王安石罢相。之后不满一年，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
　　王安石的政治生命就此走到了尽头。晚年的他以一介布衣之身退居金陵，于莫可奈何之中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新法在司马光的手上全部废止。十五年的试验，十五年的奋斗付水东流。
　　最后，须对学生指出：王安石的新法之所以最后走向失败，一来是它超越了当时所处的时代，二来用人不当也是个问题。
　　至此，通过将王安石的诗词贯穿与“变法”一节的讲解，拉近了学生与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对变法的得失成败，他们会多几分辩证的思考。这既达到了历史教育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美育的思想。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