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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南方军政府成立，护法运动爆发，南北正式分裂为两个政府。交战一年后，在国内外愈演愈烈的和平呼声中，僵持不下的南北双方决定顺应和平舆论，在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政府在选派代表问题上矛盾重重。经过反复选择，最终确定朱启钤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
北方政府对选择代表问题的不同意见，反映了各派的争夺与控制。对于代表人选，李纯表示：“双方代表，以资望素著，经验素深，或有法学知识，或熟悉各方面情形而向无成见者为合”。徐世昌原本提议让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做北方总代表，因为李纯一直以南北“调人”自居，议和前期他积极沟通南北军阀，竭力调和矛盾，期望尽快恢复国内和平。但李纯的做法与皖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主张势同水火，因而遭到了段的强烈反对。段祺瑞主张由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任总代表，以便自己能间接控制和议。徐世昌自然知道由段氏控制，议和绝不会成功，因此以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不便担任议和总代表为由，改提让朱启钤担任。
朱启钤是北洋旧臣，1904年经徐世昌推荐，与袁世凯相识，后又在徐部下先后出任巡警厅厅丞、蒙务局督办、邮传部丞等职。民国成立后，朱启钤历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成为北洋旧“交通系”重要人物。朱启钤做事严谨认真，在从政、治学和办企业方面都堪称佼佼者。作为徐世昌的旧友、曾经的旧“交通系”领袖，朱启钤在政治上有一定资历，也不属于直皖两系任何一方，面临抉择的徐世昌和钱能训认为，此时除朱启钤外已无更合适的人选，最后在交通系、研究系和部分安福系议员的支持下，议院通过朱启钤为北方总代表。
除总代表外，还需选派9名分代表参加和议。段氏在谋总代表一事上计划落空后，便打算往分代表中安插安福系成员来达到阻碍和谈的目的。最后敲定的分代表中安福系成员占了大半，议和前，段祺瑞授意他们“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有分代表甚至还在公开场所表示朱总代表不能代表分代表意见。不过为了在会上统一意见，南方代表唐绍仪提出：“正式会议时，只能由双方总代表发言，分代表如有意见，可写条子递与总代表，由总代表讲说。谈话会时，则可大家发言讨论。”朱启钤自然表示赞同，虽然借此对分代表的权力有了一定限制，但代表安福系和直系两派的分带变仍对朱启钤造成了一定阻碍。
和议召开前，双方要抉择先解决事实还是法律问题。所谓事实问题，包括停战以及停战后有关军事、政治、外交等实际问题在内，重点在于双方权力和地盘分配;法律问题即指恢复旧国会问题，还包括新国会和北方总统徐世昌的合法性问题。对北方来说，如果先讨论法律问题，由于牵涉到新旧国会的存废，双方定会争执不下致使和会拖延太久，而如果提出先议事实问题，以护法为旗的南方政府不一定会接受。为符合双方要求，李纯提议：“拟先将事实、法律诸问题酌定具体办法，奉商诸公。如荷同意，事已先可解决，以求美满之结果，至于如何组织此解决法律机关，无不可商办也。”这一办法实际也是提前解决事实问题，但和议时也能确保法律问题有专门机关同时进行商议，不至于拖延和会进程。西南方面对此没有反对，皆通电表示尊重法律，期待和平。
朱启钤对待议和的态度与徐世昌一脉相承，即顺应全国渴望和平统一的趋势竭力促进南北议和。朱认为凭借徐“文治派”的声望，或可调和各派矛盾，减少军阀横恣。在如何进行议和问题上，北京政府多次电示朱启钤提出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在法律和事实问题上，仍以先决事实问题为主，对于法律问题，采用何种方法组织制宪机关可由议席上提出听凭公决;②就事实问题而言，因中外言论咸趋重裁兵，且列强应允的善后借款也以裁兵为前提，故须首先提出裁兵议案;③会议上如果西南提出人的问题，应该严行拒绝，因“合肥（段祺瑞）参战有功，元首（徐世昌）主和，又得其维持帮助之力，故对合肥不得提及只字”。第一点要求南北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不过此时北方所指事实问题只包括了财政军事收束善后问题，地盘等不在内。第二点要求主要是为了尽快获得借款缓解北京政府财政困境。第三点要求则是徐世昌为了不触犯段祺瑞利益所提，因为湘陕闽战事都与皖系军阀有关，南方要惩办战争祸首则段祺瑞首当其冲，回避对人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段对和议的阻挠。
除按政府要求行事外，对解决事实问题朱启钤还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朱启钤认为，要想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需从国家经济方面谋切实的保障。因为事实问题的重点是“废督、裁兵问题，即军事收束问题，而军事收束问题，亦即经济支配问题”。但是查当时的政府收入，每年不过3.5亿，国债一项便占1.45亿，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2亿以上，消耗巨大。除了必须的行政经费外，其余能供军事支配的财款已经所剩无几，可和平会议后要想废督裁兵又必须要有足够军费支撑，否则有可能裁军不成反引军队叛乱。因此朱启钤拟由财政方面着手，先研究1916年民国治平时期和1917、1918年两年用兵時期的全国收支统计，以求恢复1916年的水平，然后进一步谋国家永久建设的计划。废督、裁兵和恢复地方自治等问题，在朱看来，均属于中国全国建设大问题中的小问题而已，善后问题的关键在于之后财政出入分配要适当，恢复经济基础才能使此后各项新政的实施有保障。朱启钤的计划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切实地为统一后的国家发展计，足见其促进和平统一的诚意。不过，虽然朱启钤派吴鼎昌回京专门搜集财政资料，想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制定计划，但对于具体的经济建设办法，朱只表示“采世界良好之经验为方针”，并未作出具体安排。故其所谈相较于南方主张的完全依靠外人扶持经济来说，只是更贴合国内实情而已，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要落实依旧很难。
和议地点虽然最终确定在了上海，朱启钤却一直待在南京迟迟没有前去，而是让各分代表先行前往上海与南方代表商定会议规则。唐绍仪与北方分代表议定规则并签字后，也催促朱氏尽快来沪面商各项事宜，并表示再不前去会让外人怀疑北方别有用意。当时有新闻报道称朱迟不抵沪是因为陕事未决无以答复南方，这个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在宁期间，除了派吴鼎昌专门搜集北京政府财政资料，向外交团争取关税余款缓解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外，朱启钤最关心的就是陕西停战问题。陕西停战作为议和先决条件，既是召开和平会议的必须，又是南方政府最为关切的问题。然而，北京政府虽早已对陕西总督陈树藩下达停战命令，也同意按照李纯提出的五项办法对陕西进行停战划界，北军仍然继续向南方靖国军开火。朱启钤身在南京远离战场又没有军权，只得靠不断致电北京政府询问陕战情况获取消息，以便开会后对西南能有所答复。2月14日后，朱启钤终于在南方代表和各界的催促下前往上海。虽然朱启钤在会前已拟好了解决事实问题的议案，也做好了应对南方诘问陕西停战事宜的准备，但正式开会后的实际情况依然不如预期的顺利。 此次南北议和中途停议了两次，因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2月20日至2月28日，共召开五次正式会议。这一阶段南方紧扣军事问题不放，一再质问北方为何没有切实做到陕西停战，朱启钤在会上尽管退让转圜，最终还是暴露出朱启钤权力有限，北京政府也无绝对权力落实命令的现实问题。除军事问题外，其他议题均未提及。第二阶段从4月9日至5月13日，共召开三次正式会议。双方总代表讨论决定改变议事方式，将所有议案一并提出讨论。朱启钤以恢复经济为主的建设方案获得通过。本阶段矛盾焦点在于国会问题，由于北方政局变动，安福系占上风，朱启钤对国会问题的态度也不得不由温和转为强硬，但南方代表团亦不肯在国会问题上退步，几个月下来谈判几乎毫无进展，南北方代表均感无力，相继辞职。第三阶段，自5月13日后，和会名存实亡。南北政府为赓续和议，决定重派代表。由于舆论强烈反对王揖唐担任北方总代表，北京政府多次恳求朱启钤复任，但朱启钤认为总代表全权有名无实，政府方针也摇摆不定，和议难以成功，故坚决不肯留任。此后和议走向破裂。
自朱唐集体辞职后，和议名存实亡。外界舆论有指责南方太强硬的，有指责朱启钤明明还有与南方协商的余地却幡然离去的，也有说双方欠缺互让精神的，一时之间舆论愤懑有之，无奈有之，仍抱希望者亦有之。究此次破裂直接原因，是国会问题意见不能统一所致。和议破裂后，北方徐世昌一派对国会问题主张仍未定，有主张与军政府直接交涉者，有主张与南方各有力方面单独讲和的，也有主张南方更换代表即行续议的。在主和派为如何继续和议伤脑筋时，主战派段祺瑞已经拟定计划，准备“以债券换得之金钱整饬军备，占京城为根据，以全力沿长江流域而南下”。经此南北议和，北方直皖两系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南方法统问题无法解决，南北矛盾又加深，军阀之间因势力扩张纷争又起，和议实际只是为各种矛盾的爆发提供了一个缓冲之机而已。
朱启钤总代表之位的获得是北方派系争夺的结果，虽是“临危受命”，朱启钤却将徐世昌的促和理念贯彻到底。从第一阶段积极向北方要求停战和索取公开中日密约，到第二阶段立足南北统一，提出以经济为基础的和平建设方案，无论是与南方斡旋的温和态度还是切实为国家建设制定的发展方案，都能看出朱启钤议和的诚意。
代表不具有实际全权，是导致朱启钤在议和中处处受制于人、一无所获的重要原因。朱启钤后来回忆议和时说道：“虽会议本身一事无成，却为当时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其足纪者，惟有响应五四运动阻止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签字的通电及要求公布中日密约等，不失为有影响的行动，其他则全是浮光掠影也”。议和本该是双方针对问题相互有所妥协才能达成，然而在南北议和中，南北政府都不愿在国会问题上让步。不论是议和中一直表现得咄咄逼人的唐绍仪，还是受多方掣肘无法施展权力的朱启钤，在议和中实际只是南北利益争夺的代表。
虽然社会各界和平人士望双方以和平统一为重，但也清醒认识到决定议和成败的实际权力并不在总代表身上。时人有评“南北之和不和，非人之问题也，当局苟欲言和，朱可也，钱亦可也，无论何人皆可也;苟不欲言和，则无人可也”。对于朱启钤的辞职，舆论也尽表理解，指责北方：“今代表所欲解决者，北政府以不得要领对付之，不惟置授以全权之己事于弗顾，一若并忘代表之所代为何人者，代表又安得不辞”。议和代表，在人们看来是由中国国家与中国全体人民任命的，应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说话，但南北议和实际却是权力握于各方实力派，代表只空有代表人民之名罢了。
参考文献
[1]李纯致岑春煊电，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2.
[2]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M].台北：南天书局，1990：107.
[3]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3.
[4]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卷，第26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35.
[5]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100.
[6]李纯致谭浩明、谭延闿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3.
[7]朱启钤.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J].文史资料选辑，第8卷，第26辑：53.
[8]钱能训指示和议退让程度[N].申报，1919-1-11.
[9]钱能训致朱启钤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30.
[10]吴鼎昌致朱啟钤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13.
[11]北代表谋以财政问题为和议先决事项[N].申报，1919-1-16.
[12]朱启钤致钱能训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03.
[13]一月十五日朱总代表与美使馆白少尉谈话节略[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05.
[14]朱总代表因陕事未决迟不来沪[N].申报，1919-2-14.
[15]和会决裂后之北方态度[N].申报，1919-5-21.
北方政府对选择代表问题的不同意见，反映了各派的争夺与控制。对于代表人选，李纯表示：“双方代表，以资望素著，经验素深，或有法学知识，或熟悉各方面情形而向无成见者为合”。徐世昌原本提议让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做北方总代表，因为李纯一直以南北“调人”自居，议和前期他积极沟通南北军阀，竭力调和矛盾，期望尽快恢复国内和平。但李纯的做法与皖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主张势同水火，因而遭到了段的强烈反对。段祺瑞主张由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任总代表，以便自己能间接控制和议。徐世昌自然知道由段氏控制，议和绝不会成功，因此以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不便担任议和总代表为由，改提让朱启钤担任。
朱启钤是北洋旧臣，1904年经徐世昌推荐，与袁世凯相识，后又在徐部下先后出任巡警厅厅丞、蒙务局督办、邮传部丞等职。民国成立后，朱启钤历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成为北洋旧“交通系”重要人物。朱启钤做事严谨认真，在从政、治学和办企业方面都堪称佼佼者。作为徐世昌的旧友、曾经的旧“交通系”领袖，朱启钤在政治上有一定资历，也不属于直皖两系任何一方，面临抉择的徐世昌和钱能训认为，此时除朱启钤外已无更合适的人选，最后在交通系、研究系和部分安福系议员的支持下，议院通过朱启钤为北方总代表。
除总代表外，还需选派9名分代表参加和议。段氏在谋总代表一事上计划落空后，便打算往分代表中安插安福系成员来达到阻碍和谈的目的。最后敲定的分代表中安福系成员占了大半，议和前，段祺瑞授意他们“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有分代表甚至还在公开场所表示朱总代表不能代表分代表意见。不过为了在会上统一意见，南方代表唐绍仪提出：“正式会议时，只能由双方总代表发言，分代表如有意见，可写条子递与总代表，由总代表讲说。谈话会时，则可大家发言讨论。”朱启钤自然表示赞同，虽然借此对分代表的权力有了一定限制，但代表安福系和直系两派的分带变仍对朱启钤造成了一定阻碍。
和议召开前，双方要抉择先解决事实还是法律问题。所谓事实问题，包括停战以及停战后有关军事、政治、外交等实际问题在内，重点在于双方权力和地盘分配;法律问题即指恢复旧国会问题，还包括新国会和北方总统徐世昌的合法性问题。对北方来说，如果先讨论法律问题，由于牵涉到新旧国会的存废，双方定会争执不下致使和会拖延太久，而如果提出先议事实问题，以护法为旗的南方政府不一定会接受。为符合双方要求，李纯提议：“拟先将事实、法律诸问题酌定具体办法，奉商诸公。如荷同意，事已先可解决，以求美满之结果，至于如何组织此解决法律机关，无不可商办也。”这一办法实际也是提前解决事实问题，但和议时也能确保法律问题有专门机关同时进行商议，不至于拖延和会进程。西南方面对此没有反对，皆通电表示尊重法律，期待和平。
朱启钤对待议和的态度与徐世昌一脉相承，即顺应全国渴望和平统一的趋势竭力促进南北议和。朱认为凭借徐“文治派”的声望，或可调和各派矛盾，减少军阀横恣。在如何进行议和问题上，北京政府多次电示朱启钤提出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在法律和事实问题上，仍以先决事实问题为主，对于法律问题，采用何种方法组织制宪机关可由议席上提出听凭公决;②就事实问题而言，因中外言论咸趋重裁兵，且列强应允的善后借款也以裁兵为前提，故须首先提出裁兵议案;③会议上如果西南提出人的问题，应该严行拒绝，因“合肥（段祺瑞）参战有功，元首（徐世昌）主和，又得其维持帮助之力，故对合肥不得提及只字”。第一点要求南北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不过此时北方所指事实问题只包括了财政军事收束善后问题，地盘等不在内。第二点要求主要是为了尽快获得借款缓解北京政府财政困境。第三点要求则是徐世昌为了不触犯段祺瑞利益所提，因为湘陕闽战事都与皖系军阀有关，南方要惩办战争祸首则段祺瑞首当其冲，回避对人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段对和议的阻挠。
除按政府要求行事外，对解决事实问题朱启钤还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朱启钤认为，要想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需从国家经济方面谋切实的保障。因为事实问题的重点是“废督、裁兵问题，即军事收束问题，而军事收束问题，亦即经济支配问题”。但是查当时的政府收入，每年不过3.5亿，国债一项便占1.45亿，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2亿以上，消耗巨大。除了必须的行政经费外，其余能供军事支配的财款已经所剩无几，可和平会议后要想废督裁兵又必须要有足够军费支撑，否则有可能裁军不成反引军队叛乱。因此朱启钤拟由财政方面着手，先研究1916年民国治平时期和1917、1918年两年用兵時期的全国收支统计，以求恢复1916年的水平，然后进一步谋国家永久建设的计划。废督、裁兵和恢复地方自治等问题，在朱看来，均属于中国全国建设大问题中的小问题而已，善后问题的关键在于之后财政出入分配要适当，恢复经济基础才能使此后各项新政的实施有保障。朱启钤的计划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切实地为统一后的国家发展计，足见其促进和平统一的诚意。不过，虽然朱启钤派吴鼎昌回京专门搜集财政资料，想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制定计划，但对于具体的经济建设办法，朱只表示“采世界良好之经验为方针”，并未作出具体安排。故其所谈相较于南方主张的完全依靠外人扶持经济来说，只是更贴合国内实情而已，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要落实依旧很难。
和议地点虽然最终确定在了上海，朱启钤却一直待在南京迟迟没有前去，而是让各分代表先行前往上海与南方代表商定会议规则。唐绍仪与北方分代表议定规则并签字后，也催促朱氏尽快来沪面商各项事宜，并表示再不前去会让外人怀疑北方别有用意。当时有新闻报道称朱迟不抵沪是因为陕事未决无以答复南方，这个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在宁期间，除了派吴鼎昌专门搜集北京政府财政资料，向外交团争取关税余款缓解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外，朱启钤最关心的就是陕西停战问题。陕西停战作为议和先决条件，既是召开和平会议的必须，又是南方政府最为关切的问题。然而，北京政府虽早已对陕西总督陈树藩下达停战命令，也同意按照李纯提出的五项办法对陕西进行停战划界，北军仍然继续向南方靖国军开火。朱启钤身在南京远离战场又没有军权，只得靠不断致电北京政府询问陕战情况获取消息，以便开会后对西南能有所答复。2月14日后，朱启钤终于在南方代表和各界的催促下前往上海。虽然朱启钤在会前已拟好了解决事实问题的议案，也做好了应对南方诘问陕西停战事宜的准备，但正式开会后的实际情况依然不如预期的顺利。 此次南北议和中途停议了两次，因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2月20日至2月28日，共召开五次正式会议。这一阶段南方紧扣军事问题不放，一再质问北方为何没有切实做到陕西停战，朱启钤在会上尽管退让转圜，最终还是暴露出朱启钤权力有限，北京政府也无绝对权力落实命令的现实问题。除军事问题外，其他议题均未提及。第二阶段从4月9日至5月13日，共召开三次正式会议。双方总代表讨论决定改变议事方式，将所有议案一并提出讨论。朱启钤以恢复经济为主的建设方案获得通过。本阶段矛盾焦点在于国会问题，由于北方政局变动，安福系占上风，朱启钤对国会问题的态度也不得不由温和转为强硬，但南方代表团亦不肯在国会问题上退步，几个月下来谈判几乎毫无进展，南北方代表均感无力，相继辞职。第三阶段，自5月13日后，和会名存实亡。南北政府为赓续和议，决定重派代表。由于舆论强烈反对王揖唐担任北方总代表，北京政府多次恳求朱启钤复任，但朱启钤认为总代表全权有名无实，政府方针也摇摆不定，和议难以成功，故坚决不肯留任。此后和议走向破裂。
自朱唐集体辞职后，和议名存实亡。外界舆论有指责南方太强硬的，有指责朱启钤明明还有与南方协商的余地却幡然离去的，也有说双方欠缺互让精神的，一时之间舆论愤懑有之，无奈有之，仍抱希望者亦有之。究此次破裂直接原因，是国会问题意见不能统一所致。和议破裂后，北方徐世昌一派对国会问题主张仍未定，有主张与军政府直接交涉者，有主张与南方各有力方面单独讲和的，也有主张南方更换代表即行续议的。在主和派为如何继续和议伤脑筋时，主战派段祺瑞已经拟定计划，准备“以债券换得之金钱整饬军备，占京城为根据，以全力沿长江流域而南下”。经此南北议和，北方直皖两系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南方法统问题无法解决，南北矛盾又加深，军阀之间因势力扩张纷争又起，和议实际只是为各种矛盾的爆发提供了一个缓冲之机而已。
朱启钤总代表之位的获得是北方派系争夺的结果，虽是“临危受命”，朱启钤却将徐世昌的促和理念贯彻到底。从第一阶段积极向北方要求停战和索取公开中日密约，到第二阶段立足南北统一，提出以经济为基础的和平建设方案，无论是与南方斡旋的温和态度还是切实为国家建设制定的发展方案，都能看出朱启钤议和的诚意。
代表不具有实际全权，是导致朱启钤在议和中处处受制于人、一无所获的重要原因。朱启钤后来回忆议和时说道：“虽会议本身一事无成，却为当时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其足纪者，惟有响应五四运动阻止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签字的通电及要求公布中日密约等，不失为有影响的行动，其他则全是浮光掠影也”。议和本该是双方针对问题相互有所妥协才能达成，然而在南北议和中，南北政府都不愿在国会问题上让步。不论是议和中一直表现得咄咄逼人的唐绍仪，还是受多方掣肘无法施展权力的朱启钤，在议和中实际只是南北利益争夺的代表。
虽然社会各界和平人士望双方以和平统一为重，但也清醒认识到决定议和成败的实际权力并不在总代表身上。时人有评“南北之和不和，非人之问题也，当局苟欲言和，朱可也，钱亦可也，无论何人皆可也;苟不欲言和，则无人可也”。对于朱启钤的辞职，舆论也尽表理解，指责北方：“今代表所欲解决者，北政府以不得要领对付之，不惟置授以全权之己事于弗顾，一若并忘代表之所代为何人者，代表又安得不辞”。议和代表，在人们看来是由中国国家与中国全体人民任命的，应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说话，但南北议和实际却是权力握于各方实力派，代表只空有代表人民之名罢了。
参考文献
[1]李纯致岑春煊电，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2.
[2]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M].台北：南天书局，1990：107.
[3]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3.
[4]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卷，第26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35.
[5]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100.
[6]李纯致谭浩明、谭延闿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3.
[7]朱启钤.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J].文史资料选辑，第8卷，第26辑：53.
[8]钱能训指示和议退让程度[N].申报，1919-1-11.
[9]钱能训致朱启钤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30.
[10]吴鼎昌致朱啟钤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13.
[11]北代表谋以财政问题为和议先决事项[N].申报，1919-1-16.
[12]朱启钤致钱能训电[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03.
[13]一月十五日朱总代表与美使馆白少尉谈话节略[J].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05.
[14]朱总代表因陕事未决迟不来沪[N].申报，1919-2-14.
[15]和会决裂后之北方态度[N].申报，1919-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