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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潜规则”这一概念的吴思先生说：所谓的“潜规则”，便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那么，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中共，党内是否有潜规则？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周敬青的答案是：“有！”
从2008年开始，这位年轻的女研究者就大胆地选择了“党内潜规则”这一敏感课题进行研究，她发现，“党内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清除起来也往往如陷迷阵，如缠丝网，云里雾中，无从下手。”
“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党内潜规则，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束之高阁。”
“确实已经到了该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并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彻底铲除的时候了。”周敬青说，现在，她的课题组已完成20万字的书稿，希望在十八大之前出版，推动中共深度改革。
是时候曝光“党内潜规则”了
人物周刊：怎么会想到要研究“党内潜规则”，我们说得更多的是社会的潜规则，你如何想到党内潜规则这个概念的？
周敬青：潜规则这个概念2005年吴思就提出来了。潜规则提出来之后，这个概念其实也是铺天盖地了，比如说职场潜规则，演艺圈潜规则，球赛也有潜规则……那我们党内也相应地有潜规则。
之前，比如像中央党校的蔡霞，也提到过关于党内的潜规则，其实我们学者也已经从各个角度对于党内潜规则进行研究了。
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制度建设，出了很多制度，比如说反腐败、干部选拔任用等。然而一些大要案，比如上海社保案，表明我们党的制度和规定受到了践踏，如陈良宇用人拉帮结派，这个小帮派中一些领导干部成为“两面人”。
一方面带着大家制定各种制度，包括廉政制度；另外一方面，自己又带头钻制度的空子违反制度。他进监狱之后自己写回忆录，讲自己是“两面人”。我记得讲了8个一面，一面是什么另一面是什么。
也有官员自己回忆，比如说领导签字，如果是个空心的圆圈，表示这事不办了；如果是个实心表示要办；如果字斜着写就是可以拖着……所以，实际上领导怎么签字他都是有这样的讲究。
党内潜规则为什么需要研究？因为潜规则在发挥作用，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阳光下，让大家来了解潜规则的时候，可能就会比之前意识增强。
人物周刊：党内的潜规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敬青：在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在党内意识形态中、党内决策执行中、党内选人用人中等，无不有党内潜规则在作祟。比如：理想信念的“不认主义认实惠”、“不认组织认个人”；“百鸟朝凤”式只唯上不唯下型决策、“三拍干部”的“糊涂型”决策、“现实利益算计”的“玩程序”型决策；党内选人用人的“少数人独掌用人权”、任人“唯钱、唯亲、唯顺”的利益优先，干部选任过程中的“平衡关系”、“带病提拔”，干部考评中的“唯GDP原则”和“唯政绩论”等等。
人物周刊：党内这个潜规则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滋生的呢？为什么到现在你觉得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曝光？
周敬青：潜规则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有，为什么吴思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们用常规来解释历史难以解释清楚，当把它放在一个潜规则的视角下，利益算计就变得清晰，真正遵循潜规则的获利最多。而遵循制度的，有时候反而可能会受到一些排挤，或者就是我们讲到的“清官淘汰”。所以潜规则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间，已经是根深蒂固的。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这样（的背景）中起来的，也难免会受到潜规则影响，像刘少奇当年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讲道：建国以后，我们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腐败？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是由封建专制产生的。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存在潜规则吗？
周敬青：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应该说风气还是比较好的政党，那个时候，潜规则没有多大的空间。
人物周刊：那时候有利益驱动吗？
周敬青：有利益。你像毛泽东一挥手，大家就都到北京去串联，这实际上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他挥手说了算。现在谁挥手能说了算？（当时）铁路都不要钱了，吃饭也不要钱的啊。他那时候是跟权力过分集中、是跟计划经济体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腐败特权之类的，倒不像现在这种表现形式，那个时候比较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人物周刊：就是潜规则其实也跟经济环境有关。
周敬青：对，（现在）物欲横流啊。那时候物质贫乏。人的思想观念是在左的思想引导下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有没有潜规则呢？也有。比如说我研究林彪。林彪怎么跟着毛泽东，毛泽东要是上天安门城楼，要跟在他后面几步，来的时候要比别人早到几步，要怎么迎着他，怎么紧跟。我觉得也是一套潜规则，但是他跟着的目的是不要被打倒，根源无非是权力。
民主逼退“潜规则”空间
人物周刊：你之前还做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在国外的政党中，也有类似潜规吗？
周敬青：潜规则也分类，有良性的和不良的。我們这次所讲的党内潜规则全是不良的，在消解着党的制度。政党制度越是完备，潜规则越没有生存的空间。像德国社民党，在这个政党内部，腐败一般不太容易发生。因为有严格的政党法约束，而且还有严格的财政报告。
像英国，实际上是低薪的。那低薪怎么养廉呢？最主要的就是相关开支在网上都要公开。有一个苏格兰的政府秘书长，经过他手中的开销达到了几十亿。这几十亿怎么开销的？他说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些国家比较注重公开透明。实际上潜规则也最怕阳光，无非是要把它暴露在阳光之下。
所以说一方面制度完善，另一方面就是尽可能地公开透明。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可能更加完备。在你归纳的一系列潜规则中，比如类似“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之类，也并非仅在党内盛行，是否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文化”？
周敬青：这是廉政文化的问题。一个社会缺乏民主土壤和公民的民主意识、监督意识，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的贪腐文化滋生的土壤，实际上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孩子读幼儿园，老师家长怎么给老师送点礼，给我孩子弄个班干部当，这是贿赂文化。这还跟制度不健全有关系。
最近美国有一个案例，洛杉矶下面的贝尔市，有一个荷兰老太太，市政府叫她去打扫卫生，运垃圾。老太太从废纸中间，发现了市长的工资， 七十多万美元，比奥巴马的工资还高。因为公务人员工资是由城市议会来定的，给定得很高，不透明。老太太发现后，就天天上街去演讲，说这个市长用纳税人的钱，整个市的公务员的工资包括警察局长的工资都特别高。她上街揭发，后来这个市开市民会议，那个市长就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要降低90%，市长本人就不要钱了。不要钱也不行，后来他还是被抓了。
我们中国的腐败，不是有个比喻说，腐败就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很香，人人都恨腐败，但是一边恨腐败，一边却都在腐败。所以面对腐败，有些党员开始是无可奈何但又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之后他又怎么办呢，他又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又不得不遵循，这形成了一种恶圈——他不仅从中获利，其实也深受其害。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周敬青的答案是：“有！”
从2008年开始，这位年轻的女研究者就大胆地选择了“党内潜规则”这一敏感课题进行研究，她发现，“党内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清除起来也往往如陷迷阵，如缠丝网，云里雾中，无从下手。”
“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党内潜规则，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束之高阁。”
“确实已经到了该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并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彻底铲除的时候了。”周敬青说，现在，她的课题组已完成20万字的书稿，希望在十八大之前出版，推动中共深度改革。
是时候曝光“党内潜规则”了
人物周刊：怎么会想到要研究“党内潜规则”，我们说得更多的是社会的潜规则，你如何想到党内潜规则这个概念的？
周敬青：潜规则这个概念2005年吴思就提出来了。潜规则提出来之后，这个概念其实也是铺天盖地了，比如说职场潜规则，演艺圈潜规则，球赛也有潜规则……那我们党内也相应地有潜规则。
之前，比如像中央党校的蔡霞，也提到过关于党内的潜规则，其实我们学者也已经从各个角度对于党内潜规则进行研究了。
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制度建设，出了很多制度，比如说反腐败、干部选拔任用等。然而一些大要案，比如上海社保案，表明我们党的制度和规定受到了践踏，如陈良宇用人拉帮结派，这个小帮派中一些领导干部成为“两面人”。
一方面带着大家制定各种制度，包括廉政制度；另外一方面，自己又带头钻制度的空子违反制度。他进监狱之后自己写回忆录，讲自己是“两面人”。我记得讲了8个一面，一面是什么另一面是什么。
也有官员自己回忆，比如说领导签字，如果是个空心的圆圈，表示这事不办了；如果是个实心表示要办；如果字斜着写就是可以拖着……所以，实际上领导怎么签字他都是有这样的讲究。
党内潜规则为什么需要研究？因为潜规则在发挥作用，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阳光下，让大家来了解潜规则的时候，可能就会比之前意识增强。
人物周刊：党内的潜规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敬青：在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在党内意识形态中、党内决策执行中、党内选人用人中等，无不有党内潜规则在作祟。比如：理想信念的“不认主义认实惠”、“不认组织认个人”；“百鸟朝凤”式只唯上不唯下型决策、“三拍干部”的“糊涂型”决策、“现实利益算计”的“玩程序”型决策；党内选人用人的“少数人独掌用人权”、任人“唯钱、唯亲、唯顺”的利益优先，干部选任过程中的“平衡关系”、“带病提拔”，干部考评中的“唯GDP原则”和“唯政绩论”等等。
人物周刊：党内这个潜规则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滋生的呢？为什么到现在你觉得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曝光？
周敬青：潜规则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有，为什么吴思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们用常规来解释历史难以解释清楚，当把它放在一个潜规则的视角下，利益算计就变得清晰，真正遵循潜规则的获利最多。而遵循制度的，有时候反而可能会受到一些排挤，或者就是我们讲到的“清官淘汰”。所以潜规则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间，已经是根深蒂固的。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这样（的背景）中起来的，也难免会受到潜规则影响，像刘少奇当年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讲道：建国以后，我们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腐败？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是由封建专制产生的。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存在潜规则吗？
周敬青：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应该说风气还是比较好的政党，那个时候，潜规则没有多大的空间。
人物周刊：那时候有利益驱动吗？
周敬青：有利益。你像毛泽东一挥手，大家就都到北京去串联，这实际上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他挥手说了算。现在谁挥手能说了算？（当时）铁路都不要钱了，吃饭也不要钱的啊。他那时候是跟权力过分集中、是跟计划经济体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腐败特权之类的，倒不像现在这种表现形式，那个时候比较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人物周刊：就是潜规则其实也跟经济环境有关。
周敬青：对，（现在）物欲横流啊。那时候物质贫乏。人的思想观念是在左的思想引导下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有没有潜规则呢？也有。比如说我研究林彪。林彪怎么跟着毛泽东，毛泽东要是上天安门城楼，要跟在他后面几步，来的时候要比别人早到几步，要怎么迎着他，怎么紧跟。我觉得也是一套潜规则，但是他跟着的目的是不要被打倒，根源无非是权力。
民主逼退“潜规则”空间
人物周刊：你之前还做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在国外的政党中，也有类似潜规吗？
周敬青：潜规则也分类，有良性的和不良的。我們这次所讲的党内潜规则全是不良的，在消解着党的制度。政党制度越是完备，潜规则越没有生存的空间。像德国社民党，在这个政党内部，腐败一般不太容易发生。因为有严格的政党法约束，而且还有严格的财政报告。
像英国，实际上是低薪的。那低薪怎么养廉呢？最主要的就是相关开支在网上都要公开。有一个苏格兰的政府秘书长，经过他手中的开销达到了几十亿。这几十亿怎么开销的？他说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些国家比较注重公开透明。实际上潜规则也最怕阳光，无非是要把它暴露在阳光之下。
所以说一方面制度完善，另一方面就是尽可能地公开透明。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可能更加完备。在你归纳的一系列潜规则中，比如类似“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之类，也并非仅在党内盛行，是否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文化”？
周敬青：这是廉政文化的问题。一个社会缺乏民主土壤和公民的民主意识、监督意识，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的贪腐文化滋生的土壤，实际上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孩子读幼儿园，老师家长怎么给老师送点礼，给我孩子弄个班干部当，这是贿赂文化。这还跟制度不健全有关系。
最近美国有一个案例，洛杉矶下面的贝尔市，有一个荷兰老太太，市政府叫她去打扫卫生，运垃圾。老太太从废纸中间，发现了市长的工资， 七十多万美元，比奥巴马的工资还高。因为公务人员工资是由城市议会来定的，给定得很高，不透明。老太太发现后，就天天上街去演讲，说这个市长用纳税人的钱，整个市的公务员的工资包括警察局长的工资都特别高。她上街揭发，后来这个市开市民会议，那个市长就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要降低90%，市长本人就不要钱了。不要钱也不行，后来他还是被抓了。
我们中国的腐败，不是有个比喻说，腐败就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很香，人人都恨腐败，但是一边恨腐败，一边却都在腐败。所以面对腐败，有些党员开始是无可奈何但又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之后他又怎么办呢，他又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又不得不遵循，这形成了一种恶圈——他不仅从中获利，其实也深受其害。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