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政策沟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过去六年里，我国成功搭建了以高峰论坛为引领、以多双边合作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复合型国际合作架构，并在此框架下不断加強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机制平台对接和项目对接。在凝聚发展共识、形成建设合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019年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发布的“中科连通性指数”显示，2013年至2018年，政策沟通指数从3.4迅速上升为9.8，政策沟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最为突出的领域。2019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政策沟通的广度、深度进一步扩大，常态性对话沟通机制持续增加，同时涌现出一些新亮点，为“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全面务实合作及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是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官方国际对话机制建立。2019年4月，我国又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无论人数规模、参与国家、会议内容还是最终成果都远超首届。领导人圆桌峰会公报中明确提出期待高峰论坛定期举办，相信未来高峰论坛将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引领带动作用。
二是稳步推进战略对接工作，“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范围逐步向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地区拓展。2019年，我国先后与巴巴多斯、意大利、卢森堡、牙买加、秘鲁、瑞士等15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2019年11月底，我国共与137个同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从亚欧大陆逐步拓展到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地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态度发生了转变，“一带一路”建设在西欧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年3月，意大利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G7国家中首个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的国家;之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卢森堡和瑞士相继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此外德国、法国等部分欧洲国家也表达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识及国际合作平台。
三是加快推动规划对接与项目对接，先期政策沟通成果正在稳步落地。为深化“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我国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有序推动与先期签署备忘录的国家共同编制及签署双边合作规划纲要。此前，我国已先后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柬埔寨、捷克、塔吉克斯坦、匈牙利、巴基斯坦、文莱等沿线国家共同编制并签署“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或三边合作规划。2019年，我国进一步与塞尔维亚、吉布提、蒙古国、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非盟、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或行动计划;与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签署相关经济走廊合作规划。截至目前，我国共与近20个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编制并签署了合作规划或行动计划。这些文件明确了我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具体内容、资金来源和实施机制，商定了双方重点合作项目，为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项目对接及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四是有序拓展专业领域沟通合作，政策及规则标准对接成为工作重点。目前，与基础设施“硬联通”相比，以政策及规则标准为主的“软联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制约“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关键瓶颈。为破除上述阻碍，“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工作正逐步向纵深拓展，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在交通、税收、贸易、审计等专业领域的政策及规则标准对接。第二届高峰论坛期间，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各专业领域签署了100多项多双边合作文件，还就农药产品质量标准、小水电国际标准、民机标准等专业领域标准对接工作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此外，中国国家标准委还专门发起建立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该平台于2019年4月正式上线启动，这是我国首次从标准化领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关标准信息进行分类和翻译。上述举措都大大促进了我国与有关国家间的政策及规则标准的交换、沟通、共享和对接，为推动五通建设领域合作提供了必要基础。
五是建立完善双多边常态化工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渠道更加便捷高效。目前，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及沿线国家建立了不同层面、不同形式、不同领域的双多边工作机制，这极大畅通了各方政策沟通渠道，为共同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推动规划及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截至2019年底，我国与44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与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为快速解决经贸问题、促进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途径。第二届高峰论坛期间，我国还在中欧班列、港口、金融、海关、会计、税收、能源、环保、文化、智库、媒体等专业领域发起成立了20多个“一带一路”多边对话合作平台，签署了14项中外地方合作协议。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及共建国家开展政策沟通的渠道，提高了“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的效率及保障能力。
六是大力推广第三方市场合作新模式，发达国家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为适应各国开放合作及联动发展的现实需要，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优势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庞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对接，我国在丝路精神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导下，创造性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新模式，为发达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效途径，成为“一带一路”已有多双边国际合作架构的有益补充。2019年，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态度发生转变，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显著进展。截至2019年6月，我国已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与奥地利、瑞士等国相关部门签署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公司、金融机构也在积极与我国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例如，中国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开发银行建立了第三方合作市场基金;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签署加强第三方市场投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车集团与德国西门子就部分重点项目达成第三方合作协议等。
2019年，“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工作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模式机制等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为新时代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公丕萍：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刘卫东：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一是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官方国际对话机制建立。2019年4月，我国又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无论人数规模、参与国家、会议内容还是最终成果都远超首届。领导人圆桌峰会公报中明确提出期待高峰论坛定期举办，相信未来高峰论坛将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引领带动作用。
二是稳步推进战略对接工作，“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范围逐步向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地区拓展。2019年，我国先后与巴巴多斯、意大利、卢森堡、牙买加、秘鲁、瑞士等15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2019年11月底，我国共与137个同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从亚欧大陆逐步拓展到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地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态度发生了转变，“一带一路”建设在西欧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年3月，意大利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G7国家中首个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的国家;之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卢森堡和瑞士相继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此外德国、法国等部分欧洲国家也表达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识及国际合作平台。
三是加快推动规划对接与项目对接，先期政策沟通成果正在稳步落地。为深化“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我国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有序推动与先期签署备忘录的国家共同编制及签署双边合作规划纲要。此前，我国已先后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柬埔寨、捷克、塔吉克斯坦、匈牙利、巴基斯坦、文莱等沿线国家共同编制并签署“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或三边合作规划。2019年，我国进一步与塞尔维亚、吉布提、蒙古国、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非盟、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或行动计划;与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签署相关经济走廊合作规划。截至目前，我国共与近20个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编制并签署了合作规划或行动计划。这些文件明确了我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具体内容、资金来源和实施机制，商定了双方重点合作项目，为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项目对接及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四是有序拓展专业领域沟通合作，政策及规则标准对接成为工作重点。目前，与基础设施“硬联通”相比，以政策及规则标准为主的“软联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制约“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关键瓶颈。为破除上述阻碍，“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工作正逐步向纵深拓展，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在交通、税收、贸易、审计等专业领域的政策及规则标准对接。第二届高峰论坛期间，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各专业领域签署了100多项多双边合作文件，还就农药产品质量标准、小水电国际标准、民机标准等专业领域标准对接工作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此外，中国国家标准委还专门发起建立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该平台于2019年4月正式上线启动，这是我国首次从标准化领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关标准信息进行分类和翻译。上述举措都大大促进了我国与有关国家间的政策及规则标准的交换、沟通、共享和对接，为推动五通建设领域合作提供了必要基础。
五是建立完善双多边常态化工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渠道更加便捷高效。目前，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及沿线国家建立了不同层面、不同形式、不同领域的双多边工作机制，这极大畅通了各方政策沟通渠道，为共同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推动规划及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截至2019年底，我国与44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与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为快速解决经贸问题、促进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途径。第二届高峰论坛期间，我国还在中欧班列、港口、金融、海关、会计、税收、能源、环保、文化、智库、媒体等专业领域发起成立了20多个“一带一路”多边对话合作平台，签署了14项中外地方合作协议。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及共建国家开展政策沟通的渠道，提高了“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的效率及保障能力。
六是大力推广第三方市场合作新模式，发达国家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为适应各国开放合作及联动发展的现实需要，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优势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庞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对接，我国在丝路精神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导下，创造性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新模式，为发达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效途径，成为“一带一路”已有多双边国际合作架构的有益补充。2019年，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态度发生转变，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显著进展。截至2019年6月，我国已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与奥地利、瑞士等国相关部门签署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公司、金融机构也在积极与我国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例如，中国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开发银行建立了第三方合作市场基金;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签署加强第三方市场投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车集团与德国西门子就部分重点项目达成第三方合作协议等。
2019年，“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工作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模式机制等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为新时代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公丕萍：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刘卫东：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