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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一档以记者为主角的栏目《记者档案》诞生了。之前有一些报纸和杂志是专门面对新闻队伍的，多由各个报业集团主办，然而其多以探讨业务为主，罕见记者故事类栏目，也仅仅多在圈内少量发行。而《记者档案》提供了一个更为大众化的平台，让采访者成了被采访者，截至2007年初栏目停播，共有200多位记者通过他们的栏目进入公众视野。
“记者不仅在记录历史，他们也在影响着历史。小到案件的司法干预，大到宏观政策的触动。” 《记者档案》栏目的创始者、制片人叶成群说：“一流的记者本身就充满故事。”
栏目缘起
1999年9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签发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记者节明确列入其中。中断了50年的记者节重生了。就在同一年，当时还是安徽卫视文艺部编导的叶成群在《当代美国电视》杂志上看到了一档名为“会见新闻界”栏目的介绍，那是一个以各国政要和社会名流为访谈对象的谈话栏目，他头脑中由此萌芽了《记者档案》栏目的创意。
从创意产生到栏目真正上马，叶成群等了3年，也许正是安徽人身居南北分界线的刚柔相济、执著理想又理性现实的性格，让叶成群和他的团队相信，创意最终会落实下来，真正进入观众视野，“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2002年，离当年的记者节还有半个月时间，《记者档案》终于正式开播，北京电视台政法记者徐韬成了《记者档案》的首位嘉宾。徐韬协助民警，和歹徒斗智斗勇的经历故事性非常强，紧张、刺激，完全可以和香港的警匪片媲美。栏目开播了几期，栏目组就放心了，这个在每个星期四21：26播出的栏目，观众反响不错，很快受到了业界的关注。
“这个栏目肯定要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一笔的。他们的记者非常敬业。”因卧底而闻名的《重庆商报》女记者罗侠说。《记者档案》的记者在做关于她的栏目时，编导去重庆跟拍了好几天。
不过这并不是栏目组采访最为艰苦的时候。2006年9月，栏目主编舒翎，编导张成军、邓黎亲赴青藏铁路采访，张成军突患脑水肿，整个脸宽出了两个指头，当时车里的汽油已不多，在他们赶到医院后，汽车耗尽了最后一滴油。格尔木的医生告诉他们，再晚送两个小时，张成军就有生命危险了。
事实上，编导们每次去采访，都要花费10天左右的时间，和将要上栏目的记者一起生活，一道去采访。做《戴袁支——寻找1937》那期栏目时，编导郭传辉到南京和节目主人公戴袁支一起生活了10天。戴袁支是《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因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多年研究而闻名。在这10天中，他们一起骑着破摩托车去寻找零散的历史遗迹，以及仅存的能够见证历史的老人。
他们通常按照两个标准去选择嘉宾，要么是报道了新闻热点的新闻记者，要么是记者本身比较有名，其中第一个标准更为关键。做白岩松的时候，栏目组最初曾经有过内部争论——白岩松能否定义为记者——而是否是记者是成为栏目嘉宾的前提条件。不过争论的结果是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白岩松曾经做过出镜记者，而且白岩松是名人，势必带来更好的收视率。
栏目创办初期，考虑到电视记者有更多的影音资料，有助于很好地还原采访现场，栏目选择嘉宾的时候，更加侧重于电视记者，比如第一期的徐韬，后来的柴静、王志等。随着栏目的发展，栏目组越来越发现，平面媒体也有很多好记者，而且由于他们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机会很少，他们更需要被关注，需要一个表达自身的平台。
于是，朱玉、南香红、罗侠、李海鹏、解海龙等一大批优秀的平面媒体记者来了，他们走进了安徽卫视在北京专为嘉宾记者设的记者公寓。“这些好记者可能是中国最仗义执言、心怀英雄侠义情结的最后群体了”，叶成群说。
栏目开播后不久，《记者档案》便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随后，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2003年度安徽新闻奖”一等奖和“中国新闻奖”三等奖；“2003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十佳栏目奖”；2005年和新闻联播一起荣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等。
百味人生
“新闻一直在发生，故事就会一直在继续。”叶成群说。他说因为新闻永远存在，所以他从不担心找不到素材。
编导郭传辉经常出去采访名记者，很少会遇到不愿意接受采访的记者，除非是他们比较忙，完全脱不开身。除了栏目本身的质量受到认可，他认为是因为记者本身有表达的欲望，甚至有记者会毛遂自荐，希望能上栏目。
“他上我们栏目，可以讲述一些在报道中无法表述的东西，因为某些原因，报道发不了，或者只能发一部分，记者会有迫切的愿望述说和表达。”叶成群说，比如说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遇的阻力和危险，以及其他未能在报道中显示的东西。
他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栏目，让观众更为全面地认识记者群体。
《华商报》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九成公众认为记者职业危险。
除了危险之外，记者行业的压力也很大，新浪网不久前推出的《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约57％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只有5％的人能够轻松应付。
“危险、压力大，记者职业本身就是表达与传达信息，他们有表达的需要。而我们也应该让公众了解记者风光背后艰难的生存环境。”叶成群说。
“记者，上可采访国家总理，下可采访监狱囚犯，职业本身的弹性、人生的弹性、生活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满足了我无尽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对各种职业的无尽想像。”新华社记者朱玉站在母校北京大学讲台上，向年轻学生说出这番话，也许因为紧张，她偶尔会出现停顿。朱玉的总结非常真实，记者可能是经历最为丰富、最富有传奇性和故事性的职业之一，叶成群把其称为“百味人生”。
“正因为是百味人生，所以这个栏目才有的做。”叶成群这样分析栏目。因为是以记者为采访对象，所以它是分众化或者小众化的；可是透过记者这扇窗户，观众又可以看到整个的世界，因为记者关注的总是社会的热点，是本来已形成或者即将形成的公共话题，所以它又是大众的。
4年多时间，《记者档案》获得了很多荣誉，栏目组的所有人员总是为此自豪，不过对于编导郭传辉来说，他们更大的收获则是有机会走近中国最为优秀的记者群体。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与最优秀的记者同行。”郭传辉说。他说自己读《南方周末》南香红的文章时，感觉一幕幕壮美的画面就在眼前铺展，“我相信她做电视也会做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她文字的画面感有多强！”他连声惊叹。他也谈到了“扎个辫子”的江雪：“夫妻在家看黄碟，通常会被当做花边新闻的，可她却从中看出了公民权利、法治精神，太厉害了。”
采访戴袁支的时候，他的感动则源于戴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人要求他做这件事情，本来报社的工作已经很繁重，但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弄，一个人还原了一段历史！心里想着，那些历史的见证人，那么老了，必须要抓紧，否则历史就尘封了，永远的。”
私下里，《记者档案》的记者、编导和很多嘉宾记者成为了好朋友，他们经常会相邀一起喝酒、聊天，在合肥，在北京，在每个相逢的城市。
栏目越做越好，很快，他们从安徽移师京城，把演播室安在那里。于是，每月月底他们从合肥赶到北京，栏目顾问于丹和大家一起讨论选题，然后采访。栏目每期的预算是3万多元。为了节省租赁栏目录制的器材和场地的费用，他们每次都同时请5个嘉宾记者来。其中一个做栏目的时候，其他的都在下面当观众。通常情况下，一天时间内，就能把5期栏目录制完毕。
“不管是大报、小报，都会出现好记者。”叶成群说。2006年，《记者档案》与人民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频率、《南方周末》报社4家单位联手发起“因为，我是记者”全国征文活动，《长治日报》的郭震海获得了唯一的金奖，他后来也走进了《记者档案》的演播室。“非常朴实，非常执著，非常能吃苦，他可能不是最有名的，但是大部分记者都和他一样，他们在底层默默努力。对于明星记者，我们也是以非常平实的视角来展示。”叶成群说。
“好的新闻报道在影响着社会，而写出好报道的记者其实也在影响着他们所处的队伍。”发生在《记者档案》具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是：2002年的第三期节目，新华社战地记者唐师曾走进了《记者档案》，毫无疑问，唐师曾作为记者的个人魅力并不比他的新闻作品本身有丝毫逊色。不久之后，一位新华社女记者周轶君也走进了演播室。周轶君于2002年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是第二届CCTV“中国记者风云榜”得主。巧合的是，她正是因为了解到唐师曾的传奇经历，才立志投身于新闻事业，成为战地记者。
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栏目组成员越来越认识到栏目对新闻队伍的激励作用。这档中国电视界唯一的以记者为采访对象的栏目，在业界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影响了队伍，更直接的是去影响那些准记者们，新闻学院的学生和立志成为记者的年轻人。”叶成群说。正是出于此种考虑，他们带着名记者走进高校举行讲座，和学生谈心。
走近准记者
2005年记者节前夕，央视《新闻调查》记者杨春、《重庆商报》调查记者罗侠走进了清华大学。名记者与准记者的提前相逢得益于《记者档案》这一幕后推手。
至今，这次“名记者高校行”特别栏目仍然是叶成群最为得意的手笔之一。看着带有安徽卫视标志迎客松的转播车缓缓开进中国最负盛名的高校，他感慨万千。
由于从安徽开车过来耗时耗费过大，叶成群从中央电视台租了一台转播车，在车身贴上安徽卫视的台标。
这次“名记者高校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杨春，这个自称“低调，需要远离喧嚣以保持新闻敏感”的记者第一次走上了讲台。杨春在这次讲座上讲到了一件小事，2004年他在新疆采访，在离边疆很近的一个农场，漫无人烟的荒原里，两个牧羊人见到他就说：“你不是杨春吗？《新闻调查》的杨春。”就是这件非常小的事情，让杨春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么偏僻的地方，有两个牧羊人认识你，知道你，“一定要做个好记者，否则连这两个牧羊人都对不住”，坐在台下年轻的清华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回报了杨春。
《重庆商报》的女记者罗侠，一个年近40岁的漂亮女人，在任何时候，你都很难把她和暴力、殴打联系在一起，然而，她作为卧底记者的事业却把这些矛盾点联系在一起。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一向以火暴著称的重庆口音在她这里变得柔和、温婉起来。
这个站过三尺讲台、办过工厂的女人，如今笔写春秋。她在讲台上讲的，是讲过多次的故事。2000年的一天，凌晨5点，罗侠突然接到一个线人的电话，一个少妇因受到丈夫软禁，站在阳台上要跳楼。罗侠很快就赶到了，表明了记者身份，“大包大揽”地表示能够在3天内为这名少妇解决问题，少妇最终被说服了。在接下来的几天，罗侠因为去采访新闻，就忽略了此事。几天后的早晨7点，线人打来电话说“那个少妇死了”，罗侠一下傻了，悔恨、内疚、痛苦、自我怀疑……
以后的记者生涯中，她无数次和别人讲起这件事情。第一次讲述后，少妇的母亲来找她了，堵在她小区的门口，对她百般辱骂，罗侠说：“我应该承受她的责骂。”以后她仍然向别人讲诉这件事，尤其是当“下面坐的是同行，或者即将成为同行的青年学生”。罗侠这种自暴家丑的行为，也是她一次次面对痛苦的过程，“我也想遗忘，我也想尘封，不过，这是很好的警示，记者手中的笔不仅仅是书写春秋，追求名誉，还是沉甸甸的责任。”
罗侠的这次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她询问是否还要继续讲下去，叶成群反问，“为什么不呢，讲下去。”
制片人叶成群和编导郭传辉在回忆栏目的成绩时，少有提及栏目所获得的国家级、省级大奖，相反，他们对新闻预备军——新闻院校青年学生对栏目的认可念念不忘。
就在这次“名记者清华行”活动中，有位安徽籍的清华女生专门找到了他们，兴奋不已——“咱们安徽卫视的《记者档案》来了，作为安徽人，真自豪啊，我在同学中特有面子。”谈到此事，叶成群和郭传辉相视而笑。
对于《记者档案》的“生产者”来说，业界的认可，也许是他们最为在乎的。他们曾先后组织多项类似的活动，上过《记者档案》的名记者曾先后走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武汉大学等高校。
“在很多高校，观看我们的栏目还是学生的必要作业。”叶成群说，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大学都要求学生观看《记者档案》栏目，上戏一位安徽籍学生还通过台领导向栏目组索要节目光盘。
这个获得多次大奖的栏目同样面临尴尬，“这种栏目的收视率是无法和大众化的娱乐栏目相比的。”曾经给张也、祖海、火风等人拍过音乐电视的叶成群说。策划《记者档案》前，叶成群曾做过娱乐栏目《星期八》的制片人。
一直为栏目的原创性和不可复制性而自豪，叶成群并没有预料到栏目会如此快速地离去。“《记者档案》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叫好不叫座吧，但是，这个栏目毕竟对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的栏目以后也应该会有的。”
“记者不仅在记录历史，他们也在影响着历史。小到案件的司法干预，大到宏观政策的触动。” 《记者档案》栏目的创始者、制片人叶成群说：“一流的记者本身就充满故事。”
栏目缘起
1999年9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签发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记者节明确列入其中。中断了50年的记者节重生了。就在同一年，当时还是安徽卫视文艺部编导的叶成群在《当代美国电视》杂志上看到了一档名为“会见新闻界”栏目的介绍，那是一个以各国政要和社会名流为访谈对象的谈话栏目，他头脑中由此萌芽了《记者档案》栏目的创意。
从创意产生到栏目真正上马，叶成群等了3年，也许正是安徽人身居南北分界线的刚柔相济、执著理想又理性现实的性格，让叶成群和他的团队相信，创意最终会落实下来，真正进入观众视野，“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2002年，离当年的记者节还有半个月时间，《记者档案》终于正式开播，北京电视台政法记者徐韬成了《记者档案》的首位嘉宾。徐韬协助民警，和歹徒斗智斗勇的经历故事性非常强，紧张、刺激，完全可以和香港的警匪片媲美。栏目开播了几期，栏目组就放心了，这个在每个星期四21：26播出的栏目，观众反响不错，很快受到了业界的关注。
“这个栏目肯定要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一笔的。他们的记者非常敬业。”因卧底而闻名的《重庆商报》女记者罗侠说。《记者档案》的记者在做关于她的栏目时，编导去重庆跟拍了好几天。
不过这并不是栏目组采访最为艰苦的时候。2006年9月，栏目主编舒翎，编导张成军、邓黎亲赴青藏铁路采访，张成军突患脑水肿，整个脸宽出了两个指头，当时车里的汽油已不多，在他们赶到医院后，汽车耗尽了最后一滴油。格尔木的医生告诉他们，再晚送两个小时，张成军就有生命危险了。
事实上，编导们每次去采访，都要花费10天左右的时间，和将要上栏目的记者一起生活，一道去采访。做《戴袁支——寻找1937》那期栏目时，编导郭传辉到南京和节目主人公戴袁支一起生活了10天。戴袁支是《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因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多年研究而闻名。在这10天中，他们一起骑着破摩托车去寻找零散的历史遗迹，以及仅存的能够见证历史的老人。
他们通常按照两个标准去选择嘉宾，要么是报道了新闻热点的新闻记者，要么是记者本身比较有名，其中第一个标准更为关键。做白岩松的时候，栏目组最初曾经有过内部争论——白岩松能否定义为记者——而是否是记者是成为栏目嘉宾的前提条件。不过争论的结果是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白岩松曾经做过出镜记者，而且白岩松是名人，势必带来更好的收视率。
栏目创办初期，考虑到电视记者有更多的影音资料，有助于很好地还原采访现场，栏目选择嘉宾的时候，更加侧重于电视记者，比如第一期的徐韬，后来的柴静、王志等。随着栏目的发展，栏目组越来越发现，平面媒体也有很多好记者，而且由于他们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机会很少，他们更需要被关注，需要一个表达自身的平台。
于是，朱玉、南香红、罗侠、李海鹏、解海龙等一大批优秀的平面媒体记者来了，他们走进了安徽卫视在北京专为嘉宾记者设的记者公寓。“这些好记者可能是中国最仗义执言、心怀英雄侠义情结的最后群体了”，叶成群说。
栏目开播后不久，《记者档案》便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随后，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2003年度安徽新闻奖”一等奖和“中国新闻奖”三等奖；“2003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十佳栏目奖”；2005年和新闻联播一起荣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等。
百味人生
“新闻一直在发生，故事就会一直在继续。”叶成群说。他说因为新闻永远存在，所以他从不担心找不到素材。
编导郭传辉经常出去采访名记者，很少会遇到不愿意接受采访的记者，除非是他们比较忙，完全脱不开身。除了栏目本身的质量受到认可，他认为是因为记者本身有表达的欲望，甚至有记者会毛遂自荐，希望能上栏目。
“他上我们栏目，可以讲述一些在报道中无法表述的东西，因为某些原因，报道发不了，或者只能发一部分，记者会有迫切的愿望述说和表达。”叶成群说，比如说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遇的阻力和危险，以及其他未能在报道中显示的东西。
他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栏目，让观众更为全面地认识记者群体。
《华商报》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九成公众认为记者职业危险。
除了危险之外，记者行业的压力也很大，新浪网不久前推出的《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约57％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只有5％的人能够轻松应付。
“危险、压力大，记者职业本身就是表达与传达信息，他们有表达的需要。而我们也应该让公众了解记者风光背后艰难的生存环境。”叶成群说。
“记者，上可采访国家总理，下可采访监狱囚犯，职业本身的弹性、人生的弹性、生活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满足了我无尽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对各种职业的无尽想像。”新华社记者朱玉站在母校北京大学讲台上，向年轻学生说出这番话，也许因为紧张，她偶尔会出现停顿。朱玉的总结非常真实，记者可能是经历最为丰富、最富有传奇性和故事性的职业之一，叶成群把其称为“百味人生”。
“正因为是百味人生，所以这个栏目才有的做。”叶成群这样分析栏目。因为是以记者为采访对象，所以它是分众化或者小众化的；可是透过记者这扇窗户，观众又可以看到整个的世界，因为记者关注的总是社会的热点，是本来已形成或者即将形成的公共话题，所以它又是大众的。
4年多时间，《记者档案》获得了很多荣誉，栏目组的所有人员总是为此自豪，不过对于编导郭传辉来说，他们更大的收获则是有机会走近中国最为优秀的记者群体。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与最优秀的记者同行。”郭传辉说。他说自己读《南方周末》南香红的文章时，感觉一幕幕壮美的画面就在眼前铺展，“我相信她做电视也会做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她文字的画面感有多强！”他连声惊叹。他也谈到了“扎个辫子”的江雪：“夫妻在家看黄碟，通常会被当做花边新闻的，可她却从中看出了公民权利、法治精神，太厉害了。”
采访戴袁支的时候，他的感动则源于戴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人要求他做这件事情，本来报社的工作已经很繁重，但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弄，一个人还原了一段历史！心里想着，那些历史的见证人，那么老了，必须要抓紧，否则历史就尘封了，永远的。”
私下里，《记者档案》的记者、编导和很多嘉宾记者成为了好朋友，他们经常会相邀一起喝酒、聊天，在合肥，在北京，在每个相逢的城市。
栏目越做越好，很快，他们从安徽移师京城，把演播室安在那里。于是，每月月底他们从合肥赶到北京，栏目顾问于丹和大家一起讨论选题，然后采访。栏目每期的预算是3万多元。为了节省租赁栏目录制的器材和场地的费用，他们每次都同时请5个嘉宾记者来。其中一个做栏目的时候，其他的都在下面当观众。通常情况下，一天时间内，就能把5期栏目录制完毕。
“不管是大报、小报，都会出现好记者。”叶成群说。2006年，《记者档案》与人民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频率、《南方周末》报社4家单位联手发起“因为，我是记者”全国征文活动，《长治日报》的郭震海获得了唯一的金奖，他后来也走进了《记者档案》的演播室。“非常朴实，非常执著，非常能吃苦，他可能不是最有名的，但是大部分记者都和他一样，他们在底层默默努力。对于明星记者，我们也是以非常平实的视角来展示。”叶成群说。
“好的新闻报道在影响着社会，而写出好报道的记者其实也在影响着他们所处的队伍。”发生在《记者档案》具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是：2002年的第三期节目，新华社战地记者唐师曾走进了《记者档案》，毫无疑问，唐师曾作为记者的个人魅力并不比他的新闻作品本身有丝毫逊色。不久之后，一位新华社女记者周轶君也走进了演播室。周轶君于2002年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是第二届CCTV“中国记者风云榜”得主。巧合的是，她正是因为了解到唐师曾的传奇经历，才立志投身于新闻事业，成为战地记者。
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栏目组成员越来越认识到栏目对新闻队伍的激励作用。这档中国电视界唯一的以记者为采访对象的栏目，在业界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影响了队伍，更直接的是去影响那些准记者们，新闻学院的学生和立志成为记者的年轻人。”叶成群说。正是出于此种考虑，他们带着名记者走进高校举行讲座，和学生谈心。
走近准记者
2005年记者节前夕，央视《新闻调查》记者杨春、《重庆商报》调查记者罗侠走进了清华大学。名记者与准记者的提前相逢得益于《记者档案》这一幕后推手。
至今，这次“名记者高校行”特别栏目仍然是叶成群最为得意的手笔之一。看着带有安徽卫视标志迎客松的转播车缓缓开进中国最负盛名的高校，他感慨万千。
由于从安徽开车过来耗时耗费过大，叶成群从中央电视台租了一台转播车，在车身贴上安徽卫视的台标。
这次“名记者高校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杨春，这个自称“低调，需要远离喧嚣以保持新闻敏感”的记者第一次走上了讲台。杨春在这次讲座上讲到了一件小事，2004年他在新疆采访，在离边疆很近的一个农场，漫无人烟的荒原里，两个牧羊人见到他就说：“你不是杨春吗？《新闻调查》的杨春。”就是这件非常小的事情，让杨春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么偏僻的地方，有两个牧羊人认识你，知道你，“一定要做个好记者，否则连这两个牧羊人都对不住”，坐在台下年轻的清华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回报了杨春。
《重庆商报》的女记者罗侠，一个年近40岁的漂亮女人，在任何时候，你都很难把她和暴力、殴打联系在一起，然而，她作为卧底记者的事业却把这些矛盾点联系在一起。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一向以火暴著称的重庆口音在她这里变得柔和、温婉起来。
这个站过三尺讲台、办过工厂的女人，如今笔写春秋。她在讲台上讲的，是讲过多次的故事。2000年的一天，凌晨5点，罗侠突然接到一个线人的电话，一个少妇因受到丈夫软禁，站在阳台上要跳楼。罗侠很快就赶到了，表明了记者身份，“大包大揽”地表示能够在3天内为这名少妇解决问题，少妇最终被说服了。在接下来的几天，罗侠因为去采访新闻，就忽略了此事。几天后的早晨7点，线人打来电话说“那个少妇死了”，罗侠一下傻了，悔恨、内疚、痛苦、自我怀疑……
以后的记者生涯中，她无数次和别人讲起这件事情。第一次讲述后，少妇的母亲来找她了，堵在她小区的门口，对她百般辱骂，罗侠说：“我应该承受她的责骂。”以后她仍然向别人讲诉这件事，尤其是当“下面坐的是同行，或者即将成为同行的青年学生”。罗侠这种自暴家丑的行为，也是她一次次面对痛苦的过程，“我也想遗忘，我也想尘封，不过，这是很好的警示，记者手中的笔不仅仅是书写春秋，追求名誉，还是沉甸甸的责任。”
罗侠的这次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她询问是否还要继续讲下去，叶成群反问，“为什么不呢，讲下去。”
制片人叶成群和编导郭传辉在回忆栏目的成绩时，少有提及栏目所获得的国家级、省级大奖，相反，他们对新闻预备军——新闻院校青年学生对栏目的认可念念不忘。
就在这次“名记者清华行”活动中，有位安徽籍的清华女生专门找到了他们，兴奋不已——“咱们安徽卫视的《记者档案》来了，作为安徽人，真自豪啊，我在同学中特有面子。”谈到此事，叶成群和郭传辉相视而笑。
对于《记者档案》的“生产者”来说，业界的认可，也许是他们最为在乎的。他们曾先后组织多项类似的活动，上过《记者档案》的名记者曾先后走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武汉大学等高校。
“在很多高校，观看我们的栏目还是学生的必要作业。”叶成群说，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大学都要求学生观看《记者档案》栏目，上戏一位安徽籍学生还通过台领导向栏目组索要节目光盘。
这个获得多次大奖的栏目同样面临尴尬，“这种栏目的收视率是无法和大众化的娱乐栏目相比的。”曾经给张也、祖海、火风等人拍过音乐电视的叶成群说。策划《记者档案》前，叶成群曾做过娱乐栏目《星期八》的制片人。
一直为栏目的原创性和不可复制性而自豪，叶成群并没有预料到栏目会如此快速地离去。“《记者档案》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叫好不叫座吧，但是，这个栏目毕竟对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的栏目以后也应该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