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光早年被灌输深厚的家国观念，但他在香港长大，长期身受英国殖民者统治，因而自己到底应该效忠哪一方问题困扰了他一生。在晚年回忆录《龙与皇冠》中，“龙”与“皇冠”正是这种困扰的隐喻。2011年最后一天，他的生命画上句号。
　　 时值年末岁初，环球经济动荡，各大银行、投行经济学家们发布的经济展望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但时间倒退40多年，香港的银行经济研究部却几乎是整个银行里最冷清的部门。除了向政府、学院例行提供数据和建议外，这个部门的工作乏人关注。一些员工甚至偶尔要支持银行高层本职以外的工作，例如草拟高层们作为行政、立法会议员的文件和提案之类。
　　 当时恒生银行经济研究部的负责人关士光，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带着七名“闲职”员工，逐一研究当时香港市场上的所有公司股票，最后创制并于1969年11月24日发布了被视为香港“道琼斯指数”的恒生指数。
　　 1925年1月10日，关士光出生在香港一个传统华商家族。他的祖父辈从广东移居香港，经营一家银号。这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润且十分老派的家族，关士光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之熏陶。
　　 “二战”前和战后初期，香港可大略分为三个阶层：洋人、华人堂族，以及平民百姓。关士光的家族属于当时的关忠孝堂，属于华人上流，与邓多福堂、陈义让堂、黄广善堂等关系密切。这些堂族基本上操控了香港华人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
　　 出生在这样的环境，关士光得到了多数同龄人无法比拟的良好教育。13岁时，他就进入香港最好的学校英华书院读书，接受西式教育，并学到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其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派上了大用场。
　　 因为家族的祖业是开设银号，所以父母期盼关士光从事银行业工作。在他15岁时，父亲将其送到一位亲戚家开设的银行当学徒，希望能让他早点做好继承祖业之准备，但短短一个月的学徒生涯，就让他对记账拨算盘的工作厌恶至极，家人也只好暂时作罢。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原本富有的关家在战火中逃难到云南，全家人陷入贫困。按照当时的规定，关士光是香港人，本不必服兵役，但眼见日寇横行，在自幼深埋心中的爱国情怀驱使下，他主动投军，加入国民党军队。又因为英语流利，所以他被指派去给美国盟军担任翻译。得益于战时对美军的帮助，他战后返回香港，进入美国领事馆工作。
　　 关士光继续面临萦绕心头的问题，那就是该效忠谁。1949年后，他的两个弟弟对新中国的未来满是憧憬，前往内地追寻红色梦想。但关士光在内地的几年中，亲眼目睹日寇被赶走，国共两党却又开始从政争到开战，从而对两派都失望，毅然返回香港。接下来的30年，内地陷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他的两个弟弟竟被控参与反革命活动，被下放到穷乡僻壤。
　　 到20世纪60年代初，眼看快到中年，却始终没有找到值得奋斗的事业，关士光颇为苦闷。机遇在1961年到来了。恒生银行的总经理利国伟找到他，花费两个小时与其一席长谈，说服他加入恒生银行。从1962年开始，关士光进入恒生并主管经济研究部。
　　 当时的香港人开始热衷于炒股。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和总经理利国伟发现这一商机，他们坚信香港应该拥有一个能够反映股市升跌的指数，并决定创制“香港的道琼斯平均指数”。
　　恒生银行的不少职员质疑该决定，认为这样的大工程，是不是应该由外资大银行来承担，而非恒生这种中型银行。关士光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外资银行来承担这一工作。于是他开始忘我投入，多方筹备，既走访各大学统计系教授，又虚心向政府统计署和各大银行取经，历经一年奋战终有所成。
　　 关士光将恒生指数基准日定位在1964年7月31日，又和团队选中33家本地大型蓝筹公司作为该指数的初始成分股，为将来替换、加入更多成分股详细制定了标准。1969年11月24日，恒生指数正式发布，首日收报158点。
　　 恒生指数诞生后很快便成为香港市场最主要的指标，陪伴和见证了香港经济的成长与动荡。它诞生40多年来一直是恒生银行的“金字招牌”，指数成分股增加到目前包括工商银行、中国石油等在内的48只，由此衍生的指数超过250个。1974年，恒生更与政府合作推出恒生消费物价指数，成为香港宏观经济主要指标。
　　 1984年，在为恒生银行服务22年后，关士光决定退休，从此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如今的恒生指数世人皆知，但他对自己的贡献却从不夸耀。2010年关士光对媒体坦言：“如果今天我走进恒生银行的总部办公室，没人会认识我。”
　　 退休后，关士光的生活同样丰富。他尝试写作，耗费十年完成英文版回忆录《龙与皇冠》。这几乎就是一段香港的金融简史。
　　 作者为新浪财经香港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