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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你的运气视乎你捡到的一分钱是正面还是反面朝上。我一直无法以统计相关性去检验此种说法。这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丢掉一分钱硬币的人,是否会遭逢恶运?我不确定,但完全不想冒这个险。说到运气,目前关键的投资问题应该是:“能用更多的负债去解决一场债务危机吗?”
无论如何,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决策当局就致力于证明这样子是行得通的,为此也出尽法宝,包括零利率、连番的量化宽松(QE)加上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当然还有目前欧盟的伟大计划,当中包括注销希腊债券、增强欧元区银行业资本,以及扩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规模。
但是,投资者仍相信,一旦欧元区拟定大计,且美国、英国及日本能各自解决问题,市场可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有个重要前提:这些政策必须能促使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看来是治疗各项疑难杂症的万灵丹。主权债务负担过重吗?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就没问题了。失业率升至历史新高?经济增长可创造就业。股市低迷?没问题,经济若能强劲增长,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但目前世界经济正缺乏增长动力。没有一个国家不担心增长问题,连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许多发达市场(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看来正步向衰退。
这种增长缺乏动力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因此,相对不受利率调降及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所影响。
当然,目前形势因高负债与政府支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资本主义的私有体制引擎向来是靠这两者重新启动。然而,如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他们合著的《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政府负债一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0%-90%,就会对经济增长构成障碍。
因为一旦负债超过这水平,还债负担与利率就会开始上升,国家的所得必须付给债权人的百分比日益升高,而债权人眼见经济放缓,对于再投资将日趋谨慎。在反射性反应作用下,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若未能及时纠正,将陷入日本那样绵延一二十年的债务/流动性陷阱。
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正是阻止形势恶化,在多数发达市场财政政策非常紧缩下,各国央行只好自行挑起重担,只身长期奋战至今,未见明显成效。发达市场的结构性增长问题,无法靠神奇的一分钱或1万亿美元解决。
我原本的问题——“你能用更多负债去解决一场债务危机吗?”——答案依旧是“不能”,因为虽然那些债务利率很低,但未能促使经济增长。
当前情势下投资涵义很多,但很不确定。在目前情况下,主导股市的应是股息率与透过股份回购所得到的回报,而不是赢利增长。15倍的市盈率实际上就是6.5%的盈利收益率(Earnings Yield)——与十年期美国国债2%的收益率相比一点也不差,但跟Baa级与高收益公司债相比则差了些;这些债券的求偿位阶高于股票,这点在全球经济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只有2%,经济增长低迷通常对优质国债有利;只要当局延续量化宽松政策,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持续下去。
投资者应留意日本国债的情况,它是最近国债回报率在低增长或零增长环境下表现出色的例子。尽管日本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已跌至极低水平,其回报率仍可超过通胀,因为日债5年-10年期的投资者在相当陡峭的收益率曲线下,随着手上国债的到期年期减少而获得资本收入,补偿了微薄的票息。
然而,我们不应对这种日本国债回报率抱很高的期望。发达市场——包括美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已经历了逾3%的通胀。一年前,大家对通胀的预期远低于这样的水平。这些国家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虽然只能产生很低的实质经济增长,但已导致大得不成比例的通胀。
尽管预期回报率相对偏低,但并不是要劝大家扬弃固定收益资产,而是投资者应避开表现受通胀溢价(Inflation Premium)主导的长期国债。赢利与债券收益率均跌至历史新低附近;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得捡很多的一分钱,方可从债券或股票获得明显高于5%的资产回报率。资产堆砌而成的经济体(Asset-based Economy)一大问题,是一旦利率降至接近零、反映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的资产价格升上新高,若经济未能增长,投资者就很难再提升投资回报。今天的情况,看来正是如此。很不幸非常、非常不幸。
作者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投资总监
无论如何,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决策当局就致力于证明这样子是行得通的,为此也出尽法宝,包括零利率、连番的量化宽松(QE)加上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当然还有目前欧盟的伟大计划,当中包括注销希腊债券、增强欧元区银行业资本,以及扩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规模。
但是,投资者仍相信,一旦欧元区拟定大计,且美国、英国及日本能各自解决问题,市场可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有个重要前提:这些政策必须能促使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看来是治疗各项疑难杂症的万灵丹。主权债务负担过重吗?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就没问题了。失业率升至历史新高?经济增长可创造就业。股市低迷?没问题,经济若能强劲增长,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但目前世界经济正缺乏增长动力。没有一个国家不担心增长问题,连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许多发达市场(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看来正步向衰退。
这种增长缺乏动力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因此,相对不受利率调降及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所影响。
当然,目前形势因高负债与政府支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资本主义的私有体制引擎向来是靠这两者重新启动。然而,如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他们合著的《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政府负债一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0%-90%,就会对经济增长构成障碍。
因为一旦负债超过这水平,还债负担与利率就会开始上升,国家的所得必须付给债权人的百分比日益升高,而债权人眼见经济放缓,对于再投资将日趋谨慎。在反射性反应作用下,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若未能及时纠正,将陷入日本那样绵延一二十年的债务/流动性陷阱。
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正是阻止形势恶化,在多数发达市场财政政策非常紧缩下,各国央行只好自行挑起重担,只身长期奋战至今,未见明显成效。发达市场的结构性增长问题,无法靠神奇的一分钱或1万亿美元解决。
我原本的问题——“你能用更多负债去解决一场债务危机吗?”——答案依旧是“不能”,因为虽然那些债务利率很低,但未能促使经济增长。
当前情势下投资涵义很多,但很不确定。在目前情况下,主导股市的应是股息率与透过股份回购所得到的回报,而不是赢利增长。15倍的市盈率实际上就是6.5%的盈利收益率(Earnings Yield)——与十年期美国国债2%的收益率相比一点也不差,但跟Baa级与高收益公司债相比则差了些;这些债券的求偿位阶高于股票,这点在全球经济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只有2%,经济增长低迷通常对优质国债有利;只要当局延续量化宽松政策,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持续下去。
投资者应留意日本国债的情况,它是最近国债回报率在低增长或零增长环境下表现出色的例子。尽管日本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已跌至极低水平,其回报率仍可超过通胀,因为日债5年-10年期的投资者在相当陡峭的收益率曲线下,随着手上国债的到期年期减少而获得资本收入,补偿了微薄的票息。
然而,我们不应对这种日本国债回报率抱很高的期望。发达市场——包括美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已经历了逾3%的通胀。一年前,大家对通胀的预期远低于这样的水平。这些国家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虽然只能产生很低的实质经济增长,但已导致大得不成比例的通胀。
尽管预期回报率相对偏低,但并不是要劝大家扬弃固定收益资产,而是投资者应避开表现受通胀溢价(Inflation Premium)主导的长期国债。赢利与债券收益率均跌至历史新低附近;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得捡很多的一分钱,方可从债券或股票获得明显高于5%的资产回报率。资产堆砌而成的经济体(Asset-based Economy)一大问题,是一旦利率降至接近零、反映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的资产价格升上新高,若经济未能增长,投资者就很难再提升投资回报。今天的情况,看来正是如此。很不幸非常、非常不幸。
作者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投资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