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这个世界很吵闹。
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
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
做音乐，身边一定要有大内高手。
我就是个走唱的歌手，
从在一个城市走唱开始，
一直到在不同的城市走唱。
原来幸福是回忆时会微笑的往事。
——袁惟仁
8年未出专辑的袁惟仁，这些年来更多地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经过他点评的歌手很多都成为了一线艺人，如李宇春、张靓颖、杨宗纬、萧敬腾等等。有时，主持人陶晶莹总会这样调侃他：“小胖老师，你会不会太严厉了啦？你也只有那么两首歌，当评委还狠批小朋友，你还要不要在歌坛混啦！”可小胖老师总是憨憨底微笑一下，然后做出招牌的反应：“喂！……”
袁惟仁出道于1980年代末成立的“凡人二重唱”组合，成员包括莫凡和袁惟仁，两人都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并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1990年代，袁惟仁的不少作品都是排行榜的常客。
前段时间，小胖老师再次出手，《木吉他》专辑让我们仿佛又嗅到了“凡人”时期的感觉。采访中，这位被认为评委才能大过创作才华、创作才华大过演唱才艺的音乐人中肯地说，其实他也认同这一点。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以评委的身份认识他的，他想洗洗白，证明自己“也是歌手出身”。
与齐秦、那英、S.H.E的幕后故事
音乐周刊：有人给你的几个身份做了一个排序：评委才能>制作才能>歌手才能。你自己怎么看？
袁惟仁：我认同，我唱歌确实……我很幸运，刚出道时搭档莫凡，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主唱，我反而学会了很多和声。接受访问的时候，我有时会说，如果你真的热爱音乐，去组个乐队吧。朋友就像一面镜子，你会互相学习。我现在在音乐上有一点成绩，我都会感谢这些和我搭档过的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包括张宇、游鸿明。
我在刚出道时，有写歌给王靖雯（当时还不是王菲），那时大家还蛮尊敬我的。张宇和游鸿明也会写歌，他们看到这个就拼命地写，互相激励，后来我发现我有点落后他们了。我们就这样追逐着，这是一个很棒的良性竞争。
音乐周刊：你经常提起那英，你性格内敛，你俩性格合得来吗？
袁惟仁：我是巨蟹座，性格内敛，老那性格外放，我们比较互补。1999年，我帮她制作《梦一场》，她的经纪人火急火燎地将我拽到新加坡。当时那英见到我就嚷：“小胖，你牛逼什么？”我当时就愣住了，问：怎么了那姐？那姐风风火火地说：“我听说你翻唱了《征服》，我北京的朋友跟我说你翻唱的比我唱的还好听！”我当时就乐得合不拢嘴。这几年我还陪她去台北上一些通告，比如《康熙来了》。我真的觉得那英是我音乐路上很重要的伯乐。
音乐周刊：除了那英，你觉得和谁的合作更加印象深刻？
袁惟仁：我很喜欢齐秦，他是我半个师父，1996年《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张专辑，我担任了他半张专辑的制作人。他带着我去找编曲，去美国做后期，教了我很多东西。到了洛杉矶，我说：“小哥，机器都长得和台北一模一样，怎么非要花那么多钱来这里？”他想了一下说：“机器一样，人不一样。”这句话我想了一两年才明白。那里的后期制作人和录音师小时候听滚石、甲壳虫，我们小时候是听邓丽君，完全不一样。那段时间，特别多的华语唱片都到好莱坞制作，所以特别感谢齐秦。
音乐周刊：你在做制作人时，是比较温和，还是严厉？
袁惟仁：我一般是看人啦。其实碰到齐秦、那英这些人，我只要坐在录音室外面喝喝咖啡，和他们一起进入歌的故事里就好了。他们唱得非常快，经常是唱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S.H.E就正好相反……
音乐周刊：感觉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袁惟仁：她们就是很party，必须买三五百块的零食到录音室。她们三个很可爱，到今天一直还以老婆互称，这种情感和默契是别人很难介入的。有一回录音，我讲了Ella几句重话，她就哭了。我当时说，你唱快一点，别耽误她们两个。我是无心的，但是她可能透过录音听是非常受伤的。后来我才想明白，这话可能是讲重了。我和我的搭档刚出道时，也是一天到晚地被人家比较，什么“莫凡比较会唱、你只会写歌”。其实做组合是很辛苦的，一出去就会被比较。“我比较喜欢Hebe”“我喜欢Selina”，这时Ella都会有一些情绪波动，所以她们今天的成功，自己的努力非常重要。有一年，她们金曲奖得奖，非常不容易，因为大家一直看她们是偶像歌手。她们骄傲地说，我们入行那么多年，每一个和声都是我们自己唱的。当时，我们这些制作人都想哭。
做评委也有“潜规则”
音乐周刊：制作人、唱歌、当评委，哪个工作更难一些？
袁惟仁：比较难的应该是当评委，因为有时为了节目效果，主办单位会希望你讲话有一点毒舌，有一点犀利。对选手而言，你必须一针见血，必须让他知道，怎样可以有所改善，这中间的拿捏我的确花了很长时间。记得我刚开始当评委时，我还看了连续两年的《美国偶像》，看评委们怎样发挥，毒舌可以毒到什么情况，甚至于那些点评都有一些哲理了：哎呀，你唱歌像喝一杯咖啡，我不知道该不该加糖！就是这些夸张的点评方式，反而成就了这5年、甚至10年来的所有电视歌唱比赛。
音乐周刊：私底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毒舌？
袁惟仁：其实我不是个多话的人，真的，我的的确确为了歌唱比赛调整了很多。以前凡人组合接受访问的时候我都爱说不说的，都是莫凡在讲话，我的确因为担任评委以后，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
音乐周刊：身在那个位置上，有很多话可能不得不说，但是制作单位也有自己的要求。这个时候怎么取舍？ 袁惟仁：真的，这很难，其实大部分我们还是会比较靠拢节目所要的效果，因为毕竟人家花钱请你来，当然是希望照着他们的脚本、方向发展。当然有时我们也会提出一些要求，说这些话是不是讲太重了，或者你们太综艺了，已经不太像我的本性会讲出来的话。我们还是会做一点点“拔河”的。
音乐周刊：这就是大家说的“潜规则”？
袁惟仁：对。你看这几年的“超女”“快男”，甚至《我是歌手》《好声音》等等，的确他们在这个部分是设计好脚本的，每次比赛完我都会去问工作人员、参赛选手，大部分的人都经过特殊安排，包括选歌，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不是选手随心所欲想，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举个例，也许阿妹不要的选手哈林要了，他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跟设计的。
音乐周刊：这些安排、设计，到最后可能就会被媒体爆料。
袁惟仁：是是是，它的确会引人诟病嘛。可是我相信，大部分还是得摊在阳光下的，你不可能叫阿妹或者哈林去包庇某一个选手。可是我们也明白节目的各种考虑，比方说这一集有几个选手特别能唱，这集有几个选手特别有故事，他们经过安排以后，你会觉得它是合理的，有些选手会觉得这不公平，事实上的确会产生一点点的不公平，就看你自己怎么调适自己。
音乐周刊：对选手而言会不会太残忍了？
袁惟仁：太残忍了，而且坦白说，这一两年的选秀，我自己都有学生去参赛，歌选了十首二十首，导演组就是不满意，好不容易选出一首，跟这个选手所能发挥的歌曲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就是要这么安排，我也会很挣扎很痛苦，到底要不要派这个孩子去比赛，也许比了会帮助他，也许比了反而会伤害他，这中间的拿捏真的得靠自己。
音乐周刊：以前会有挣扎的时候吗？
袁惟仁：会，现在我坦然多了。我们当然是截取对方的优点，好的比赛优点在哪里，内容在哪里，坏的部分还是想尽办法排除，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建议。
音乐周刊：作为过来人，现在还会鼓励大家勇敢去挑战吗？
袁惟仁：我相信爱音乐的孩子不管是心灵还是气质，言行举止，都会透过音乐而跟其他的孩子有所不同，这也是音乐给予的一个很好的优惠。去参赛不见得会拿到好的名次，把它当做音乐道路的历练，好过于把名次看得这么重要。
音乐周刊：你也会发现，其实比赛后真的有很多好的选手没有被选上来。
袁惟仁：当然会，甚至觉得有的选手不应该拿到这么低的名次，也许他应该拿到前三名，可是只有进入十强，甚至在十强之外。综合来看，多半是因为选手在舞台上的发挥不够好，几次选歌都没有正中红心。也许他的潜质很好，他的能力、条件甚至比第一名还好，只是因为在那个当下的表现，没有那前三名更好。
作品是我的人生缩影
音乐周刊：你的新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幸福》，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虽然叫做《幸福》，但透露出许多遗憾的感觉。
袁惟仁：其实，我每次在写这种幸福的歌曲时，都在反问我自己，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音乐周刊：那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袁惟仁：现在大约80%左右。剩下的20%就是你说的遗憾。其中包括没有完成的、做不到的、到不了的。现在我的缺憾主要是在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往往回到家里就会感觉很空虚。
音乐周刊：想放假吗？
袁惟仁：当然，谁都想放个大假，如果可以，我希望是三个月。我会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做很多事情。比如把外头欠的歌一次性还清，实在是欠得太多了。
音乐周刊：有时会觉得人与人沟通工作就会很多话，说起生活却不知道怎么表达吗？专辑中还有一首歌讲的是同学会，用了很少用的比较激情的唱腔。
袁惟仁：我觉得同学会就是人生的缩影。其实这个“老王的同学会”，就是台湾著名制作人王伟忠哥的同学会。这是他真实的故事。他和我讲，他每次办同学会就有人不来。A来了B就不来，B来了C就不来，其实这就像一个现实人生的缩影。在生活中，你常常会遇到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终将会面对。你这个同学会不去，下一个同学会人家还是会找你啦。
音乐周刊：你有因为某些人不参加同学会吗？
袁惟仁：小学的同学会现在都失联了啊。（大笑）
音乐周刊：你最想参加的是小学的同学会啊。
袁惟仁：当然，小时候的记忆是最好的。大家都在一起玩泥巴、把妹妹啊……
音乐周刊：好高大上，小学的时候就把妹妹？
袁惟仁：看着别人把……我只是比喻啦。这张专辑谈到了许多人生，有点像一个小的回忆录。其实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时间做一些专辑。我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担任评审。这几年年轻朋友认识我都是因为评审，不知道我是一个唱片歌手。去年出这个唱片就是有一点漂白的意思。
音乐周刊：你在做评委的时候黑脸唱得比较多，这边也可以漂白一下。
袁惟仁：哈哈，我是说过一些比较重的话。其实我还蛮为现在的节目高兴的。当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优劣立判，同时告诉他们优缺点，要不他们就白来了。大部分的比赛，要兼顾选手的情绪和节目的要求，尽量还是要求我们讲一些好话。节目方也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尽量报喜不报忧。我相信，大部分来的孩子都希望能学到一些东西，我是愿意当这个坏人，没有问题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也很痛恨我的师父，牙痒痒的。有时录制都把我骂哭了，当时就不理解干吗对我那么凶。师父前几年过世了，现在再想，特别感谢他。
这个世界很吵闹。
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
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
做音乐，身边一定要有大内高手。
我就是个走唱的歌手，
从在一个城市走唱开始，
一直到在不同的城市走唱。
原来幸福是回忆时会微笑的往事。
——袁惟仁
8年未出专辑的袁惟仁，这些年来更多地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经过他点评的歌手很多都成为了一线艺人，如李宇春、张靓颖、杨宗纬、萧敬腾等等。有时，主持人陶晶莹总会这样调侃他：“小胖老师，你会不会太严厉了啦？你也只有那么两首歌，当评委还狠批小朋友，你还要不要在歌坛混啦！”可小胖老师总是憨憨底微笑一下，然后做出招牌的反应：“喂！……”
袁惟仁出道于1980年代末成立的“凡人二重唱”组合，成员包括莫凡和袁惟仁，两人都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并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1990年代，袁惟仁的不少作品都是排行榜的常客。
前段时间，小胖老师再次出手，《木吉他》专辑让我们仿佛又嗅到了“凡人”时期的感觉。采访中，这位被认为评委才能大过创作才华、创作才华大过演唱才艺的音乐人中肯地说，其实他也认同这一点。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以评委的身份认识他的，他想洗洗白，证明自己“也是歌手出身”。
与齐秦、那英、S.H.E的幕后故事
音乐周刊：有人给你的几个身份做了一个排序：评委才能>制作才能>歌手才能。你自己怎么看？
袁惟仁：我认同，我唱歌确实……我很幸运，刚出道时搭档莫凡，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主唱，我反而学会了很多和声。接受访问的时候，我有时会说，如果你真的热爱音乐，去组个乐队吧。朋友就像一面镜子，你会互相学习。我现在在音乐上有一点成绩，我都会感谢这些和我搭档过的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包括张宇、游鸿明。
我在刚出道时，有写歌给王靖雯（当时还不是王菲），那时大家还蛮尊敬我的。张宇和游鸿明也会写歌，他们看到这个就拼命地写，互相激励，后来我发现我有点落后他们了。我们就这样追逐着，这是一个很棒的良性竞争。
音乐周刊：你经常提起那英，你性格内敛，你俩性格合得来吗？
袁惟仁：我是巨蟹座，性格内敛，老那性格外放，我们比较互补。1999年，我帮她制作《梦一场》，她的经纪人火急火燎地将我拽到新加坡。当时那英见到我就嚷：“小胖，你牛逼什么？”我当时就愣住了，问：怎么了那姐？那姐风风火火地说：“我听说你翻唱了《征服》，我北京的朋友跟我说你翻唱的比我唱的还好听！”我当时就乐得合不拢嘴。这几年我还陪她去台北上一些通告，比如《康熙来了》。我真的觉得那英是我音乐路上很重要的伯乐。
音乐周刊：除了那英，你觉得和谁的合作更加印象深刻？
袁惟仁：我很喜欢齐秦，他是我半个师父，1996年《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张专辑，我担任了他半张专辑的制作人。他带着我去找编曲，去美国做后期，教了我很多东西。到了洛杉矶，我说：“小哥，机器都长得和台北一模一样，怎么非要花那么多钱来这里？”他想了一下说：“机器一样，人不一样。”这句话我想了一两年才明白。那里的后期制作人和录音师小时候听滚石、甲壳虫，我们小时候是听邓丽君，完全不一样。那段时间，特别多的华语唱片都到好莱坞制作，所以特别感谢齐秦。
音乐周刊：你在做制作人时，是比较温和，还是严厉？
袁惟仁：我一般是看人啦。其实碰到齐秦、那英这些人，我只要坐在录音室外面喝喝咖啡，和他们一起进入歌的故事里就好了。他们唱得非常快，经常是唱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S.H.E就正好相反……
音乐周刊：感觉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袁惟仁：她们就是很party，必须买三五百块的零食到录音室。她们三个很可爱，到今天一直还以老婆互称，这种情感和默契是别人很难介入的。有一回录音，我讲了Ella几句重话，她就哭了。我当时说，你唱快一点，别耽误她们两个。我是无心的，但是她可能透过录音听是非常受伤的。后来我才想明白，这话可能是讲重了。我和我的搭档刚出道时，也是一天到晚地被人家比较，什么“莫凡比较会唱、你只会写歌”。其实做组合是很辛苦的，一出去就会被比较。“我比较喜欢Hebe”“我喜欢Selina”，这时Ella都会有一些情绪波动，所以她们今天的成功，自己的努力非常重要。有一年，她们金曲奖得奖，非常不容易，因为大家一直看她们是偶像歌手。她们骄傲地说，我们入行那么多年，每一个和声都是我们自己唱的。当时，我们这些制作人都想哭。
做评委也有“潜规则”
音乐周刊：制作人、唱歌、当评委，哪个工作更难一些？
袁惟仁：比较难的应该是当评委，因为有时为了节目效果，主办单位会希望你讲话有一点毒舌，有一点犀利。对选手而言，你必须一针见血，必须让他知道，怎样可以有所改善，这中间的拿捏我的确花了很长时间。记得我刚开始当评委时，我还看了连续两年的《美国偶像》，看评委们怎样发挥，毒舌可以毒到什么情况，甚至于那些点评都有一些哲理了：哎呀，你唱歌像喝一杯咖啡，我不知道该不该加糖！就是这些夸张的点评方式，反而成就了这5年、甚至10年来的所有电视歌唱比赛。
音乐周刊：私底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毒舌？
袁惟仁：其实我不是个多话的人，真的，我的的确确为了歌唱比赛调整了很多。以前凡人组合接受访问的时候我都爱说不说的，都是莫凡在讲话，我的确因为担任评委以后，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
音乐周刊：身在那个位置上，有很多话可能不得不说，但是制作单位也有自己的要求。这个时候怎么取舍？ 袁惟仁：真的，这很难，其实大部分我们还是会比较靠拢节目所要的效果，因为毕竟人家花钱请你来，当然是希望照着他们的脚本、方向发展。当然有时我们也会提出一些要求，说这些话是不是讲太重了，或者你们太综艺了，已经不太像我的本性会讲出来的话。我们还是会做一点点“拔河”的。
音乐周刊：这就是大家说的“潜规则”？
袁惟仁：对。你看这几年的“超女”“快男”，甚至《我是歌手》《好声音》等等，的确他们在这个部分是设计好脚本的，每次比赛完我都会去问工作人员、参赛选手，大部分的人都经过特殊安排，包括选歌，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不是选手随心所欲想，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举个例，也许阿妹不要的选手哈林要了，他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跟设计的。
音乐周刊：这些安排、设计，到最后可能就会被媒体爆料。
袁惟仁：是是是，它的确会引人诟病嘛。可是我相信，大部分还是得摊在阳光下的，你不可能叫阿妹或者哈林去包庇某一个选手。可是我们也明白节目的各种考虑，比方说这一集有几个选手特别能唱，这集有几个选手特别有故事，他们经过安排以后，你会觉得它是合理的，有些选手会觉得这不公平，事实上的确会产生一点点的不公平，就看你自己怎么调适自己。
音乐周刊：对选手而言会不会太残忍了？
袁惟仁：太残忍了，而且坦白说，这一两年的选秀，我自己都有学生去参赛，歌选了十首二十首，导演组就是不满意，好不容易选出一首，跟这个选手所能发挥的歌曲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就是要这么安排，我也会很挣扎很痛苦，到底要不要派这个孩子去比赛，也许比了会帮助他，也许比了反而会伤害他，这中间的拿捏真的得靠自己。
音乐周刊：以前会有挣扎的时候吗？
袁惟仁：会，现在我坦然多了。我们当然是截取对方的优点，好的比赛优点在哪里，内容在哪里，坏的部分还是想尽办法排除，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建议。
音乐周刊：作为过来人，现在还会鼓励大家勇敢去挑战吗？
袁惟仁：我相信爱音乐的孩子不管是心灵还是气质，言行举止，都会透过音乐而跟其他的孩子有所不同，这也是音乐给予的一个很好的优惠。去参赛不见得会拿到好的名次，把它当做音乐道路的历练，好过于把名次看得这么重要。
音乐周刊：你也会发现，其实比赛后真的有很多好的选手没有被选上来。
袁惟仁：当然会，甚至觉得有的选手不应该拿到这么低的名次，也许他应该拿到前三名，可是只有进入十强，甚至在十强之外。综合来看，多半是因为选手在舞台上的发挥不够好，几次选歌都没有正中红心。也许他的潜质很好，他的能力、条件甚至比第一名还好，只是因为在那个当下的表现，没有那前三名更好。
作品是我的人生缩影
音乐周刊：你的新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幸福》，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虽然叫做《幸福》，但透露出许多遗憾的感觉。
袁惟仁：其实，我每次在写这种幸福的歌曲时，都在反问我自己，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音乐周刊：那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袁惟仁：现在大约80%左右。剩下的20%就是你说的遗憾。其中包括没有完成的、做不到的、到不了的。现在我的缺憾主要是在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往往回到家里就会感觉很空虚。
音乐周刊：想放假吗？
袁惟仁：当然，谁都想放个大假，如果可以，我希望是三个月。我会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做很多事情。比如把外头欠的歌一次性还清，实在是欠得太多了。
音乐周刊：有时会觉得人与人沟通工作就会很多话，说起生活却不知道怎么表达吗？专辑中还有一首歌讲的是同学会，用了很少用的比较激情的唱腔。
袁惟仁：我觉得同学会就是人生的缩影。其实这个“老王的同学会”，就是台湾著名制作人王伟忠哥的同学会。这是他真实的故事。他和我讲，他每次办同学会就有人不来。A来了B就不来，B来了C就不来，其实这就像一个现实人生的缩影。在生活中，你常常会遇到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终将会面对。你这个同学会不去，下一个同学会人家还是会找你啦。
音乐周刊：你有因为某些人不参加同学会吗？
袁惟仁：小学的同学会现在都失联了啊。（大笑）
音乐周刊：你最想参加的是小学的同学会啊。
袁惟仁：当然，小时候的记忆是最好的。大家都在一起玩泥巴、把妹妹啊……
音乐周刊：好高大上，小学的时候就把妹妹？
袁惟仁：看着别人把……我只是比喻啦。这张专辑谈到了许多人生，有点像一个小的回忆录。其实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时间做一些专辑。我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担任评审。这几年年轻朋友认识我都是因为评审，不知道我是一个唱片歌手。去年出这个唱片就是有一点漂白的意思。
音乐周刊：你在做评委的时候黑脸唱得比较多，这边也可以漂白一下。
袁惟仁：哈哈，我是说过一些比较重的话。其实我还蛮为现在的节目高兴的。当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优劣立判，同时告诉他们优缺点，要不他们就白来了。大部分的比赛，要兼顾选手的情绪和节目的要求，尽量还是要求我们讲一些好话。节目方也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尽量报喜不报忧。我相信，大部分来的孩子都希望能学到一些东西，我是愿意当这个坏人，没有问题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也很痛恨我的师父，牙痒痒的。有时录制都把我骂哭了，当时就不理解干吗对我那么凶。师父前几年过世了，现在再想，特别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