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回来的男人》是日本知名社会学者小熊英二从一名聆听者和寻访者的视角出发，记述其父亲生命史的一部著作。在对主人公生涯记忆的耐心溯访中，作者细腻地串接起个体人生各个时期的历史经纬，并注重把个人遭遇之种种紧密勾连在同时代的日本社会和历史脉络中去呈现和分析。本文着重分析这种以历史社会学作为方法的写作特征，也为人们记叙和读解当下的个人记忆寻找思想资源。
　　说起“日本兵”一词，亚洲各地的人们可能通常会浮现出一种自大且残忍的印象。大概因为人性中那些不十分良善的侧面，在战争或殖民统治的状态下，总会更加强烈地显示出来，因而日本兵在他者印象中被简化为单一的脸谱并伴随深切的反感。小熊英二指出，作为战场上残忍的士兵，在家乡却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在职场也可能是一位热心的员工，个人的生命经历在这些不同的身份和场景下拥有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面向。所以，若想充分且公允地理解历史，若想全面地评判一个人并历史性地理解其生而为人的生涯经验，单看某一方面是不够的，反过来说，对其生命史的整体关注和对作为个人生命史背景存在的社会历史认识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作者在对其父生涯记忆的努力寻访中力图细腻地串接起父亲所历经的人生各个时期的历史经纬，并基于对父亲连续的生命经历的侧耳倾听和历史性的理解，经过多次访谈记录，最终撰写成《活着回来的男人》。
　　这位“活着回来的男人”名叫小熊谦二，出生于1925年，在其19岁（1944年）时被征兵送往中国东北，后来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严酷的西伯利亚劳动了三年，并曾一度处于濒死的状态。活着返回日本后，小熊谦二因其“西伯利亚归国者”的身份又在求职时遭遇不利处境，开启了宛如滚石般流转的生活。在不断更换工作的过程中，他还染上了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他在疗养所中孤独地度过这段“人生中最失落的光景”，失去半边肺叶后的小熊谦二以三十岁“高龄”重归社会，并幸而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开了一家小商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得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升为银发族之后，他与身在中国延边的原朝鲜族日本兵共同成为原告，向日本发起战后诉讼赔偿诉讼，因此也成为亚洲各地对日赔偿诉讼的首位日籍并列原告。这就是作品主要勾勒的主人公的生命经历，是极其平凡的、一介小人物的具体生活，当然也是不由自主地历尽坎坷的大半生。虽然不断地与生活恶战苦斗，但无论陷入何种困境，前路如何渺茫，小熊谦二从未丧失活下去的希望，从未忘记现实生活的本相，也从未丧失对他者抱持的同理心和想象力。这种具有同理心的想象力是作者坦言最敬佩父亲的部分，也是其认为当下世界最需要的东西。
　　一、串接非战时的个人生命史
　　在这样的写作框架下，《活着回来的男人》呈现出与迄今为止的主流“战争体验记”相区别的几大特征。在后记中，作者指出既往的主流战争体验的记叙都以战时经历本身为中心，而欠缺对战前与战后的关心和记述，因此关于战争亲历者是“从怎样的生活境遇中前往参与战争的”“他们在前往各种战场之前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思考些什么事情”“如何离开故乡来到战场”“从战场返回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等问题，显然不能得到历史性的关注和多面向的理解。
　　如前所述，为了正确理解人类，只看战争时期，是不够充分的。因此，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正如副标题所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作者有意采取了区别于只着墨于战争体验叙述的视角，而致力于把父亲的记忆从战前、战时串接至战后和当下，从小熊谦二入伍之前的孩提时代出发，到战时就职和1944年被征入伍，再到前往战俘营和经历严酷的西伯利亚拘留生活，然后是归国后的辗转颠簸与日常中的具体思考，最后是关于战后赔偿审判的经历。
　　总之，对主人公不同阶段的生命历程都进行了耐心的回望和细密的溯访。一方面将主人公的战争记忆重新嵌置进其前后相续的个人生命史中，尽可能多面向地呈示出其生命轨迹中那些珍贵且独特的个体经验，另一方面也把个人遭遇之种种紧密勾连在同时代的社会和历史脉络中去呈现和理解，分析主人公的去归沉浮与社会背景之间存在的共振与相互影响，认真地思考个人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作为方法的历史社会学图景
　　《活着回来的男人》的一大特点是不停留于“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同时也融入法制史与经济史的视角”，导入社会科学的观点，通过讲述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故事，同时打开历史的时空维度，描绘出当时日本社会的阶级流动、学历取得、职业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状况，形成一个饱满而具体的以个人生活史为经，以大量政治、经济、法律与政策、外交关系、社会背景析介为纬的历史社会学图景。因而，该书也可谓是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历史”。
　　作者认为，在社会经济的整体趋势乐观和产业结构、福利保障等条件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环境会对个人的职业选择、社会实践、阶级流动等具体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个人试图改进自己人生的努力也确实可能受惠于某些积极的政策和制度。反之，当人们处于战争、殖民统治、经济危机等状况时，许多人的人生轨迹会在整体滑坡式的动乱、萧条和下坠中受到冲击，人性中的丑恶一面更容易暴露出来，也加速毁掉那些散落于共同体的边角末端且未曾被宏大流行的主流叙述记录过的敝履人生。在坏的状况下，若要维持人性美好的一面，个人的努力将会非常重要。但是作者强调，“更重要的其實是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让更多人都能发扬人性善良面的环境”，为此，“就必须思考如何才能消除战争或殖民地统治，消解贫困与不平等的状况”，也有必要分析“战争”与“生活”，并且理解二者“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价、收入、社会状况等要素共同构成的”，这种相互作用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同样给当下的民众生活造成影响，给目前的社会秩序带来变化。
　　正因如此，对于过去历史的分析和记忆的寻访，便不仅仅是作者单独面向过去的姿态，也出发于“希望能给当下社会带来一定的省思”的心情，他将对过去战争体验的历史关怀与对当代的关心、对他者的想象和理解连接在一起。所以，从学术角度来看，本书既是口述历史，也是民众史与社会史;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本书在处理战争记忆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关注。因此，作者无疑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借他人的生命经验反观当下和自身的一个契机，即思索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让更多人都能发扬人性善良一面的环境，如何才能拓展对他者的连带感和想象力。 　　三、记录不被记录的多数人
　　《活着回来的男人》写作上的另一特点是对描写对象的选择与认识，一方面，虽说作品的书写关系是身为儿子的作者对作为日本兵的父亲的生命史的一次聆听和寻访，但决不因此止步于身份上单一的亲子关系。作者自觉自己的描写对象属于都市下层经商者，是在时代奔涌的各个时期中被翻弄、被左右、沉浮辗转、挣扎谋生的那部分人，而并非那些容易留下更多文字记录的高学历中产阶级或擅长记录个人史的知识精英。因此，在其社会学和历史性的观察视角背后，便呈示出一种有别于一般战争体验记（从学徒兵到上班族的轨迹）的叙述，在记叙父亲几度沉浮与漂泊的生命故事的同时，也揭穿了上班族等概念在战后时代广泛流布的过程中所携带的虚幻性与错觉感。例如，当包括小熊谦二这样的下层经商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无意识地将所谓普通人的意象等价于上班族这个群体时，当上班族概念演变成一种社会全体的共同想象，衔接着人们通往安定生活的经济理想和逐渐封闭向内化的小确幸憧憬时，作者从统计学的意义犀利地指出，人们意向中那种大企业的上班族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成为最多数的一群，其实大型企业的雇用形态只占日本就业人口的两成不到。
　　至于至今仍为人称道的战后日本建立的福利保障体系——终身雇用、年终序列、稳定就业等，其实仅仅是在实力雄厚、数量有限的大企业和政府部门方可实现，而且前提是被雇佣为正式员工。但是，对于民间数量更加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来说，不仅无法给员工稳定缴纳厚生年金，也无法确保其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获得逐步上涨的薪金，甚至都不能确保企业自身可以在朝沉夕浮的经济竞争浪潮中安全存活下去。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里，确實许多行业企业和个人都能寻得生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被记录的多数人”的安定常在，而当日本告别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当社会和经济结构每每做出调整与国际性大环境风潮转变时，多数人的人生总逃不出全体结构的规制和任性摆布。
　　四、结语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记忆的叙述者或者寻访者。作为叙述者，在叙述中抽离自己的情感对客观事实进行记述并非易事;作为提问者和聆听者，能否以充裕的知识和广泛的关心去恰到好处地打磨出妥帖的钥匙开启不同的记忆之门，寻访一方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小熊英二倾听了“活着回来的男人”的经历，用细腻的分析和阐述，赋予其意义，使其长久地存续于更多的听者面前。他在后记中写道;“对于过去的事实与经验，通过听者的努力，赋予其意义，才能使其长久存续。如果不这么做，事实与经验便会消失，侧耳倾听这个声音的人，也会失去自己的立足点。此二者中该选择何者，应由活于当下的人担负起责任。”
　　世界剧变，如今人们面对的是在全球性的流动合并中，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或纷乱中，被挤压、冲毁、变形和重绘的社会结构与历史版图，自身也身处于愁城困守、抵抗和反思枯竭的危险之中。生活于如此当下，如何才能获得与他人、与过去、与当下之间真挚的互动方式，如何才能寻找到一种非己莫属且抱持着同理心的聆听姿态呢？小熊英二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提示了珍贵的线索。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9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面向跨文化交际的高校专业日语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02078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朱奇莹（1986-），女，云南昆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文化。